引言

本文初稿曾在2003年7月19日载于“学说连线”（www.xslx.com）。七年多来世局沿革，尤其是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显示文中研议内容仍不乏现实性。为此经修改后重新发表，希与各界同好交流切磋。

正文

一．中国政改面面观

I.中国以民主化为长期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任务迫上眉梢

中国后文革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政，开创了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发展时期；民生大幅改善，国力迅速增强，社会生活充满活力和希望。进入今年第三季，中国已经晋身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经济发展需要相应的政治体制配套而行。今年8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深圳考察时，特别指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的经典理论衡量，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原已是朝野有识之士一致的共识，非如此何以持续深化改革大业、建设创新型一流伟大国家，何以克服“绝对腐化”狂澜既倒，何以因应日积渐的社会矛盾和瓶颈效应的挑战，何以真心实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维系执政党的合法性？

解决之道在哪里？毛泽东在延安就讲明白了，是“民主”两个大字。“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共中央总书记席胡锦涛2008年12月18日讲话）。

毛泽东试过的“无产阶级大民主”，是关于“民主”的某种误会，证明是一场可

怕的灾难，不复可行。

当前中国不断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实行体制改革，但多侧重机构改革，属行政改革层次，少有涉及民主化和权力制衡。中国需要的是具有共和内涵，亦即“权力制衡”支持下的民主化建设。   

许多人以为，有西方传统民主政治体制为范例，多党竞争、普遍选举、双议会制、三权分立等制度的有效性，早已为引领世界潮流的现代化发达社会实践证明，除了照搬，别无他途。其实这是一种先入为主、似是而非的固定观念；基于时代特征变化、国情背景差异，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有适合自己特点的优化创新超越之路。

中共领导人在一再表明政改决心之余，明确反对套用西方传统的多党竞争、普遍选举、双议会制、三权分立等制度；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匆匆忙忙地搞绝对不行”，有意稳步走出适合中国国情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但迄今为止，除村级直选初见成效外，未有令人释然的系统性方案和时间表出台；一些早经确认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等先行改进措施也碍难实施，似乎一切有待从“加强党内民主”慢慢谈起和做起。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等是等不来的”，已经很难归因于经济改革和建设任务艰巨紧迫，顾不上政改。久雷无雨，长此以往，势将肇致国内外诚信危机，形成恶性反馈。悠悠万事，莫此为大乎？

既然非改不可，为什么迟迟吾行呢？正如邓小平早在1986年9月3日会见日本客人时所说：“这个问题太困难，太复杂，究竟从那一点开始着手，我们还没拿定主意。”时至今日，看来这个主意还没有拿定呢。

2. 中国的政治改革太困难，太复杂嗎？

理解这个“太困难，太复杂”之处，首先在于中华大地千载而下，基本价值观念以压抑和消灭“自我意识”为天经地义，陷于严重“反人性”扭曲变形状态。与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大异其趣；“为人之道”缺乏一种立足“个人本位”之上、由私心升华而弘扬利他精神的社会性意识形态（思想信仰体系）── 体现私心与公心（爱心）相得益彰的调谐功能的“心态文化”推手。这样的先天不足的深层文化背景，与现代社会基于个性解放追求的民主进步大方向格格不入，决定了中国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是谨慎的，缓进的，以便在改革进程中有足够时空容许先进文化建设相应跟上节拍；否则，任何急就章只会破坏稳定，却达不到目的。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反覆、挫折不已，成效乏善可陈，甚至事与愿违，多与社会性意识形态或者说思想信仰基础不配套切切相关。但是，谨慎和缓进不等于无所作为，当前举国、举世翘首以待的绝非不切实际的民主化“大跃进”，而是终于发轫起步，有所动作的好消息，即便只是筹备阶段的公开启动，也足以显示诚信，光明在望，令人欢欣鼓舞。

其次，中国在组织上也不具备实行西方传统政党竞争的组织基础，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邓小平在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曾说：“在中国，在五四运动以来六十年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群众的党。”三十余年后的中国大陆，除了共产党，仍然不存在另外一个政党，可以让全国人民寄托他们对于前途的一切希望。尽管这种“无可取代”的政治局面正是严密政治控制所造成，但毕竟现实情况确乎如此。如果现在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或“把四个现代化吹得精光”，甚至再现“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这样的估计并非危言耸听。

3.中国要借鉴西方经验，但不必照搬西方传统政治体制

民主的基本原则是共性的，建制模式则不可能只有一种选择，而且必须因地制宜，与时俱进。西方社会舆论常常以西方传统建制为唯一民主模式，其实是一种武断，非但为实践所质疑，也无助于营造国际大家庭的民主机制。事实上现在的西方民主模式也有许多差别，就大处言，欧洲的莱茵模式（欧洲大陆多数国家奉行的效率+公平的经济模式，重视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但更加强调财富在社会各阶层间公平分配）和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强调市场、自由竞争、私有化），在追求公平或自由的倾向性上各有千秋。关于普选这件大事，法国人就不以美国的选举人制为然，这种制度屡屡造成当选人得票不如落选者为多的荒诞现象；而英国至今还保留君主立宪，显然不符“人人生来应有平等权利”的原则。世界是多元多样的，民主政治的模式必然也是多元多样的。

不仅国情背景差异，尤其重要的是，西方大体上成型于第一、二次“浪潮”之交（由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的传统民主体制，固然居功厥伟，现时仍在有效运行，但其历史局限性和潜在弊病正在突显出来，终要从先进变落伍，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陈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当下西方世界非但遭遇信仰危机，同时传统民主政治决策体制正面临基础动摇，弊病丛生，效率低下，非改革不足以因应全球化讯息化时代新时势的严峻挑战。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八十年代初在《第三次浪

潮》中，指陈现行沿袭二百年、属于工业化时代的决策体制正在过时，并提出了

全球化讯息化时代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诌议。他的预言在凿凿应验之中。

托夫勒向开创美国基业的祖先们声称：“革命的前辈们，我要向你们致敬！感谢你们使我作为美国公民，在一个法治的政府下生活了半个世纪。特别是那弥足珍贵的《人权法案》，使我有可能自由地思考，提出与众不同的意见。无论我有时确实多么可笑或错误，而在发表下述见解时，心中无所畏惧。

“……我现在必须写下的意见，很容易被我的同代人所误解。有些人无疑将认为它具有煽动性。然而这是一个痛苦的现实，我相信你们会一目了然。因为，你们设计的政府体制，包括你们所依据的（一些）原则本身，已经变得陈旧。因此，如果疏忽大意，它将变得越来越压制和危害人民的福利。这种情况必须根本改变，要创造出一种新的政府体制──二十一世纪的民主。

“……我们需要团结一致，而不是怒气冲冲和固执己见，不是凭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通过广泛的协商，心平气和的共同参与，以重建美国的未来。”

他又说：“总之，凡是所谓代议制政府许多不灵活的和越来越不中用的机构……所有这些机构都必须改革，并非因为它们有着内在的邪恶，甚至不是因为被这个或那个阶级（或团体）所控制，而是因为它日益不中用了，不再适应发生根本变化的世界的需要了。

“这项任务要求亿万人民参加。如果这场彻底的整顿受到顽强抵制，那就可能引起流血。这一过程能在多大程度上和平地实现，将取决于很多因素。因此，要看现在的权力班子有多大的灵活性和原则性，要看这种变化是否受到经济崩溃的影响而加快，要看是否出现外部威胁和军事干涉。风险显然是巨大的。

“然而，如果不整顿我们的政治机构，风险甚至会更大。我们整顿开始得越早，我们大家将越安全。”    

讯息革命造就的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特色，以及信仰危机深化等大不同于传统工业社会的时代背景，正在催生新型的政治文化。

中共反覆强调不搞西方那一套多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和直接普选制度，当然很容易被反对派批评为抵制民主化改革的借口，其实从上文和后面的深入讨论可

见，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之路，没有必要，也不应该照搬西方传统体制。

世界需要推陈出新，多种模式，共同发展。聪明的中国人应当发挥想像力，运用

新概念，跨越西方虽然行之有效，但已陈旧褪色，属于“第二次浪潮”历史范畴的传统章法；由现行中国式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为始，稳步、缓进，善用“无过无

不及”的中庸之道，结合自身特点，包括全面总结自己极其丰富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吸纳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中的有益成份，创造性地寻求更为合乎现代文明

需要、富于前瞻性的新途径；循着最为平顺、损失最少、各方满意度最高的方式

，开发更加有效、完美、高级的民主政治新阶段──托夫勒憧憬中的“二十一世纪的民主”。

政治民主化，就像整个现代化命题一样，离不开学习西方。当今中国人享受的几乎全部现代文明，从服饰、饮食、建筑、交通、语言、照明、通讯、音像、娱乐、电脑、网路、环保；直到教育、经济，金融、军事、企业管理和政治体制，一律充斥着西方文明的果实，特别是其中的科技内涵，可以说完全来自西方。政治民主化即德先生者，先进科技即赛先生者，都是西方世界为人类大家庭贡献的主要丰功伟绩或最强项。西方现代进步文明原已超出了族裔和国界范畴，成为全体人类共同的财富.

中国政治民主化改革，理应树立自信乐观精神、主动积极、虚怀若谷、知耻近乎勇，不怕难为情，以西方成功经验为师，老老实实下大功夫学习。日本人公然提出“脱亚入欧”，也没有断送了日本民族文化；“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绝不等于不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等于不吸收西方政治文明中的合理成分。只是为什么不能放聪明一点，学得好一些，再好一些，甚至把握时势和机遇，充分运用自身有利条件，敢于设想走出富于创造性和先进性的自己的路子呢？

西方民主社会面临的挑战和因应之道，为中国待机而动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提供绝佳的借鉴和先机。

打个中国电子工业际遇的比方。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西方世界已经走完了真空电子管技术漫漫长途，脱胎换骨转向晶体管先进技术；中国起步晚，正好抓住转折契机，“超越”面临淘汰的真空管技术老路，“直接”跨入了晶体管时代。

中共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一次次解放思想，冲破禁区，一步步扩大经济自由化，实现经济成份多元化，造成一种相对宽松、思想活跃的政治局面，客观上就是进入了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预备期。历史正为人类实验东方对照组的中国试验场展现了千载一时非常有利的机遇，要求决策阶层和自己的人民一道集思广益，善于总结经验，发挥灵性创造能力，针对自己国家的特定条件，找出切实可行的改革起步方案，不失时机地跨出决定性的步伐；而不是在举国、举世焦灼不安的期待中，听任光阴流逝，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越来越不相适应，导致社会矛盾激化，陷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于难以为继的危机。

二. 现代民主新思维

近年世界范围的关于“第三条道路”的大讨论中，英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在《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The Third Way and Its Critics，中央党校出版社有译本）中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六项原则，标志着左派演变的进一步发展。这六项原则是:

（1）超越左／右划分的旧思维；

（2）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有效平衡；

（3）责任与权利相平衡的新的社会契约；

（4）发展一套广泛的供给经济学的政策以使经济增长与福利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协调一致；

（5）平等与社会多样性原则的统一；

（6）重视全球化。  

前英国首相布莱尔、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巴西总统卡多佐等对作者在此书中提出的见解及所作的研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布莱尔认为，当前存在着一个全球性的对进步主义价值的新的适用性的探索，关于第三条道路的争论对二十一世纪的政治至关重要。普罗迪说，我们需要关于民主和经济发展的新思维。  

严格说来，今天客观上不存在堪以现成拿来套用的理想改革方案。当前中国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首要任务，应是在稳定大局，维持经济进步势头的前提下，如何根据自身特点，不落窝臼，新事新办，善用中庸优化之道，以最小的政治和经济风险代价，找到自己的创新道路。换言之，在几乎成为民主政治经典代名词的多党竞争、直接普选、双议会制和三权分立等传统制度之外，难道竟没有什么更加高明的新举措可寻？大哉是问，不仅出自中国，也是所有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的共性难题。而发达国家自身又何尝不然？

1．传统民主政治的“多数派统治”原则面临挑战

（1）讯息社会的“非群体化”趋势

讯息时代多元文化使得“少数服从多数”或称“多数派统治”的传统民主政治基本原则面临挑战。“非群体化”（巨型群体分散为许许多多小型的不稳定的而且互相交叉的少数派）文明正在兴起，我们已经不可能把今日美国、中国，或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社会构成用“穷人”、“富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或“工农商学兵”等大而化之的分类方法或左／右划分的旧思维加以说明。美国宪法规定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但谁代表民呢？WASP（白种盎格鲁萨克逊清教徒）、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爱滋病患利益捍卫团体、反基因工程食物团体、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民权运动组织、常春藤联盟、墨西哥裔移民、亚太裔、印地安原住民、拖车住房主、周末冒险家、电脑程式师、汽车工人联合会、政府雇员协会、媒体业者、好莱坞人士、餐饮业者、医务界、能源界、环保积极分子、投资基金经理、华尔街分析师、短线交易客、新经济高科技企业新贵、律师行、退休人员、农场主、无家可归者、摩托车爱好者……这是一个由成千上万少数派利益集团组成的社会，其中很多又是互相交错和迅速变化着的；敏感议题如堕胎、枪枝、核电、项目外包、露天矿开采……正反各方拥有信念强烈的团体；在消费领域，一种度身打造的个人化（Customization）趋势正在蓬勃兴起。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人们几乎总是难以形成51％以上的一致性；每个选区内部的差异性都是如此之大，使得按照老办法产生的“民意代表”越来越难以代表那不知究竟是否存在的普遍意志讲话。

基本的普遍意志当然依然存在，最重要的无疑就是“性与天道”范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基本公理常识以及由此衍生的共性伦理指导原则了。为了维护这些必要的指导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仍是最不失公允的公正有效议事决策办法；但在处理大量具体利益纷争中，所谓普遍意志可能成了欺人之谈，长期以来被认为理所当然，放诸一切皆准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已渐不尽合时宜。

从古以来，穷人经常是大多数，人们常以代表穷人为履行正义；进步的社会学者因此无不反对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然而，今天许多发达国家或较发达国家，真正的穷人不一定在人数上占优势，甚至成了少数派，因此，誰來代表他們說話呢？换言之，在现世高度差异化和复杂化的“非群体化”社会，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某个少数派集团的成员。坚持传统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实际上往往是少数人以多数名义对其他少数人实行极权专政。因此一味强调多数派统治，未必总是符合人道和民主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民主政府本身的合法性也将成为问题。

如果我们怀着这样的新概念参观美国国会大厦，在令人肃然起敬的庄严气氛中，也不难感受到一种与现时代脱节的迟钝感和陈旧感。未来的历史学家回顾今朝以多数选票决策的系统，可能会看作是一种原始而粗糙不堪的古代仪式吧。

“非群体化”社会组成趋于更为差异化和复杂化，是人类世界进入讯息化时代，个性解放和现代开放社会多元化趋势下必然发生的新兴“生产关系”；一些专制政治体制试图加以抑制，结果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加剧了少数派之间的冲突，成为社会不安和暴力行为的根源；无从协调的结果，更难形成多数统一意见。

不要以为那万花筒般的差异性会破坏“安定团结”。恰恰相反，有人打了一个简单生动的比方：如果一百个人都想拼命获得同一发财机会，他们可能不得不为此大打出手；如果这一百人中每人都有一个不同的目标，那么他们做交易，进行合作和构成共生关系，就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好处。如果有适当的管理措施，这种差异性将有利于缔造一个安全、稳定、进步、发达、丰富多彩的新时代文明。

现行传统的多数票决型代议制民主制度造成的“多数专政”格局，正在显得陈腐和不中用，不能适应讯息化时代大大变化了的情况，渐渐成为有害社会人际调谐、压抑灵性创造能力，阻碍社会进步的落伍“生产关系”。

（2）新世代老体制的“决策危机”

西方社会现行体制不仅存在上述代表性、公正性方面缺陷，在技术层次上也面临捉襟见肘的决策困境。

进入全球化时代，特别是讯息化的到来，人类世界不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几乎一切领域都大大加快了发展变化的速度，失却了往日从容不迫的悠闲，要求人们对大量新鲜的复杂的问题很快作出反应和决定。二百多年来没有多大变化的传统两院代议制议会，企图代表选民普遍意志，执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在山积的议案和“狂乱的日程“中，用早在出现电灯、制冷、摄影、汽车、飞机、核能、导弹、激光、电脑、传真、复印、数位、光纤、互联网、基因科技以前，或者说在一个早在马克思、达尔文、佛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以前的世界设计出来的老规矩、老程序，习惯性地进行听证和辩论；他们背负着不胜沉重的万能决策中心的包袱，其实自以为代表的“多数利益”可能已经不复存在，而且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深入了解决策课题爆炸形势下面临的越来越错综复杂的问题实质。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代议制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分权制衡功能常常变成了旷日持久、反覆无常、决策难产以至决策错失的同义词。

现代多元社会“非群体化”的发展，产生了大量少数派集团，他们的利益，已经不可能用过去大而化之的“阶级利益”笼统地概括和代表，如何在国家民主政治中充分反映与满足这些不断翻新的社会集团的要求，意味着对于现行政治体制的挑战。

新世纪的民主观念，要求政府突破传统代议制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及其简单化的“是或否”的票决制度；不再让所有问题都交给万能的代议制议会神圣殿堂去包办决策；要求合理地重组、下放和分散决策权力，实行更为有效的决策分工。

需要建立一些专门的调查和协调机构，需要大批素养极高的优秀“外交人才”，他们不是到外交部门就职，而是在国内的少数派之间进行调处工作。要善于运用

现代资讯高科技成就，让不同行业、专业、职业、性别、年龄、种族、地区、收入、倾向、爱好、宗教、理想……的涉案少数派及时交换意见、探讨问题、接受斡旋，解决争端。对于林林总总看去形同鸿沟的重大歧见，不是借多数名义强加某种决定，而是进行有效的讨价还价“交易”──“如果我松动这方面的反对立场，满足你们某些要求，你们将以什么回报？”从有关“非群体化”少数派积极的妥协中挖掘出建设性的潜力，产生出为各方接受而且综合效果最佳的方案，最终形成推动现代社会持续发展进步的强大合成力量。

在国际事务上，也要按照类似的思路，借重联合国和各种桥梁系统，通过国际合作，逐步建成新一代新概念的协商和决策体制，化解种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旧恨新仇，共谋和平友好发展进步大计。

美国决策者一直不知道怎样同东方转型国家包括俄罗斯和中国打好交道，中东政

策几同药石罔效，因应国际恐怖主义和“流氓国家”难有良策；特别在2003年抛开联合国，发动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战争，显示太多失策和无奈；国内健保改革难有成效，挽救教育不得其法，移民政策无所适从，联邦减税政策与地方增

税、加捐、破产共舞，来之不易的可观财政盈余一年间转为巨额赤字……，世纪之交加里福尼亚州的“人为电力危机”（加州实行电力市场化改革，冻结了用户

终端销售电价，公用事业公司濒临破产边缘，十年来没有新建一座发电厂，2000年初起电力供应严重不足，2001年1月17日，州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实施

自二战以来首次强制分区停电的措施），以至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诱发席卷全球的特大金融危机，处处可以看到新世代老体制“决策危机”的标签。

美国利用美元作为国际主要通货的“霸权”地位，获取丰厚的“铸币税”，肆意实行财政与贸易的“双赤字”政策，支撑其入不敷出的国家预算和漫无节制的过度消费；如果不能根本改变这种局面，未来国际性金融危机势必频发不止，愈演愈烈，终要走上世界货币总危机的不归路。姑且不谈国际道义责任，即便就美国自身利益言，饮鸩止渴不止，不啻加速自杀，全球霸主地位不保，“美国生活方式”难以为继，灾难性后果不堪设想。遗憾的是，美国现有决策体系对此显然“不可持续”的“瘾君子”政策，其实无能为力，唯有得过且过，陈陈相因，不知伊于胡底。无怪托夫勒君悚然心惊，起而鼓与呼乎。

（3）設計新型“双议会"，提升决策效率和品質

由此可见，西方民主国家沿用的双议会或两院制以及相应的权力制衡体制到了必须认真检讨的时候。在“非群体化”社会组成日趋差异化和复杂化，决策危机降临之际，可有创意超越之道，一改叠床架屋效率低下的重复议事方式呢？

能否设想保留一个立法议会，改造另一个，在那里大刀阔斧精简那二百年如一日的听证议事程序，因应时代特点，发展出某种同政府地位平等、独立超然的新概念超级评议机构，受选民委托专司评估、监察重任，为政府提供“再思建议” （Second Opinion）和必要的复议要求，直至在重大议题上履行背书或确认的权责（有点像现代化企业必备的质量保障系统──Quality Assurance），从而发挥富有建设性意义的“咨询型”权力制衡功能。

新概念超级评议机构将拥有强大的专业咨询功能网络，可为议事决策机构提供外包式(Out Sources)高水准专业顾问服务。

这种新概念“两院制”设计是为了在越来越差异化和复杂化的现代社会环境条件下，既保障民主体制安全运行，又极大地提升决策的效率和品质。

此专题将在本文之三“试论中国特色政改优化创新超越之路”中深入展开讨论。

2.质疑西方传统的多党競爭和直接普选制度

现代民主国家政党的功能也在相应起变化。

政党原先基于各自代表某个集团、阶级的特殊利益和要求，都有比较明确的倾向性。187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在制宪议会上，第一、二等级的议员（教士和贵族）大都坐在议会右边的席位上，第三等级的议员（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工人和广大农民）占据了左边的席位，左派右派，一目了然。

以后世界各国政党竞争，总是左右阵线分明；随着现代社会组成的“非群体化”，一些比较成熟的主流政党的特性就变得模糊化或中庸化起来了。今天，在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体制下，凡是能够取得执政地位的负责任的大党之间，政见倾向性渐难沿用左/右的老章法截然划分，越来越容易因应情势变化而迅速调整，或借鉴和采用对方的高见为己有，以至选民目中难分彼此。如果大家都推出了素质优秀、旗鼓相当的人选，耗费巨资，互相攻訏之余，投票结果常常难分轩轾，十分接近（Neck and Neck）。

美国前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绯闻缠身，但人们公认他的政府无论内政外交都业绩斐然。究其特色，可见他打破了传统党派歧见，把历来写在共和党旗帜上的政见，例如“小政府”和贸易自由化之类，都能兼收并蓄，成为自己优先贯彻的高见，人们无以名之，遂以“新民主党”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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