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1/2023 第一百八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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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二十一世纪民主”──试论中国政改优化创新超越之路(Ⅲ)
作者 庞忠甲
2010年10月1日


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合法当选总统共和党人乔治.布什和对手民主党候选人艾尔.高尔的实际得票数几乎相等,实际上高尔还多了五十四万票。布什得票率不超过合法选民总数的四分之一。

 

纽约市登记的选民中,民主党与共和党是五对一之比,但跨党投票越来越普遍,所谓“铁票”观念,早已不切实际;事实上选民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民主党在市

长选举中已连输了五届。

 

2001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引人瞩目的纽约市长选举,由全无公职经历,在政治上几乎是一张白纸的金融公司主持人彭博(Mike Bloomberg)赢得。他原是民主党人,竞选前不久转投共和党。2001竞选前期,民主党候选人,长期从政的市公益赞助人格林民调一直遥遥领先,但彭博强调他经营企业和振兴经济的长才,正是大纽约地区遭受恐怖袭击后重建所亟需,渐为选民所重视;最后两人的得票率分别为相当接近的47%和50%。到今年,彭博已蝉联三届纽约市长。彭博的支持者包括共和党人前任市长朱利安尼和州长柏基等,但也有前市长民主党人郭德华。大家记得,在过去的州长选举中,朱利安尼并不支持同党的柏基,却为民主党人葛谟站台;这两位同属共和党的市长和州长政见每多参差,甚至摩擦对立。

 

20024月,美国纽约州一项全州性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纽约州选民认为将竞选连任的时任州长共和党人柏塔基是“中间路线派”,他不拘泥于共和党传统观念,支持枪支管制、堕胎与同性恋权利等,三分之二的人认为纽约州前进的方向正确;他获得的支持率比可能的两位民主党主要对手都高出一倍。就纽约州两党登记选民比例来看,民主党与共和党之比为五比三;但这位共和党“中间路线派”柏塔基由于广受民主党员的支持,于2003年初宣誓蝉联他的第三个纽约州长任期。

 

尤其开门见山的是,美国共和党籍纽约市长彭博(曾是民主党人)于2003年夏发动一项在市选举中取消政党标签的计划,建议把不分政党选举的议案列入11月投票项目,还不排除花自己的钱来支持该方案。这不就是建议多党制向无党制转化吗?

 

2002922日,德国六千万选民参加第十五届联邦议会大选投票。投票前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时任总理施罗德的社会民主党仅以0.5%之微领先竞争对手施托伊贝尔领导的保守联盟。不论这次大选谁能获胜,其当选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迅速恢复德国经济的活力,并且修补严重破坏的美德关系。23日选举结果揭晓,社民党的得票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五,在野的保守联盟同样是百分之三十八点五的得票率,但因增补因素,社民党获得两百五十一席,而后者只得到两百四十八席。(每位德国选民有两张选票,一张为“直接候选人选票”,选民用来选出自己支持的该选区的候选人,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可以直接进入议会。另一张是“党派比例选票”,选民藉以选出自己所支持的党派;各个党派在议会中的席位比例由此确定,据此分配议会的原定席位。由于《选举法》中没有要求第一张选票中所选候选人的党派与第二张选票的党派一致,有时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党派通过“直接候选人选票”所得到的议会席位比在“党派比例选票”中该党派应得到席位多。由此产生的席位被称为“悬垂席位”--- Überhangmandate,此时可为获得“悬垂席位”的党派另外增补席,以保证该党派在直选中已获得议席的候选人留在议会当中。)在联邦议会总共六百零三席次中,社会民主党以两百五十一席维持最大党地位,另外绿党得到五十五席,社民党及绿党结盟总共得到三百零六席,超过半数得以继续联合执政,时任总理施罗德连任成功。

 

今年5月,英国大选产生了自1974年以来首次出现无多数议会,任一方执政都需组建执政联盟。8月,澳大利亚选举也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在众议院150个席位中,执政工党获得72个席位,反对党联盟获得73个席位,绿党获得1个席位,无党派人士获得4个席位。意味着工党和反对党联盟均未获得76席的法定组阁席位,出现了1940年以来的首次“悬浮议会”。

 

社会现代化程度越高,这种趋向越发明显,意味着传统的党派观念大为淡化,在“非群体化”社会大环境中,政府和人民需要的领导人,应以体现中庸精神,迎合“无主义”优化决策需要的杰出管理型人才标准为上上策,应该更加着重于管理能力和品格水准要求,而非强烈标榜“代表性”或主义门户之见。此时政党提名行政官员和议会民意代表候选人,人选本身素质、长才的重要性常常超过了背后的集团或阶级的背景。莫非正应了当年胡适那句名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由是观之,今日发达国家政府的重要功能在于管理一个越来越“非群体化”以至个人化的现代社会,政府决策成员所谓代表性的重要意义,正在被高品质管理才能所取代。需要的其实不必是一个有强烈倾向性的总统、首长,也不再是各自代表一个庞大的阶级、阶层或特定利益集团的议员们组成的议会。历来基于不同代表性和主义之争而形成的非常劳民伤财,化费巨大社会成本的多党竞争和全民普选制度,岂非流于形式,正在失去其本来意义?何况许多无力筹措庞大竞选经费的杰出人才,根本无法参与这样的号称公平竞争的角逐。现代民主国家是不是需要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寻找较之传统体制更为有效的“管理人才”推举、遴选途径呢?

                          

至此,我们很容易想起孔子在《礼记.礼运》论大同社会时的“选贤与(举)能”说,以及二千多年前希腊哲人柏拉图的有关著作。

 

 

3.“选贤举能”---孔子和柏拉图的主張和理想

 

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归根到底在于政府由人民选择,并经常按照人民利益进行优化决策。这就是《礼记.礼运》篇,孔子关于理想“大同”社会的开宗明义八字要旨“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的精义。这个“天下为公”,指的是与帝王家拥有的“家天下”相对而言的“公天下”,用今天的政治语言来说,就是“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或“主权在民”、“执政为民”的民主社会。

 

为什么要选贤举能?在国家体制上不可能由全体人民直接进行统治,实际上间接民主又称为代议制民主是唯一合理可行的选择,即人民通过其代表来进行统治。由于人民并不亲自主事,主人与主事是分离的,用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的话说,人民应该是主人,但他们必须聘用比他们更能干的仆人,实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孔子高度颂扬由尧及舜而禹的圣王政治,认为体现了“天意”即民心的选择。据传那时的选择方式是协商、举荐和禅让,而非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普选。

 

孔子去世以后五十二年,有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347)诞生。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399)首重道德关怀的贤人政治主张,认为只有充分掌握“正义”(Justice),并拥有真正知识的哲人,才是在城邦最有资格的统治者。所以柏拉图眼中的理想政体是“贤能政治制”(Aristocracy),即由贤能的哲学家掌握城邦最高权力的政治体制。柏拉图又从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公元前580500)那里接受了万物按数的比例相互调适,彼此补偿以达致和谐的信念;论证社会分工基于人们的相互需要和内在能力的差异,从而形成功能互补系统,适足以肯定社会等级划分的合理性,因为由此提高效率。他把和谐观运用于政治,认为国家高度协调,最像一个人的时候(好比一个手指受伤,整个身心都感觉到了),全体公民“都结合起来,进入调谐状态,就像贯穿整个音阶,把各种强弱的音符结合起来,产生一支和谐的交响乐一样”,就是管理得最好的国家。

 

柏拉图在他著名的作品《理想国》(Politeia)中,对当时希腊奴隶主民主政治的轮番为治庶人议政视为骗局,深恶痛绝(特别是恩师、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被害后);他把社会看作一个应该互相协调和补充的有机功能体系,优先考虑的是发现和建立有助于社会整体以最高效率获取最大利益的条件;提出了不依靠一人一票的选举方式,产生一个尊重民意,由最杰出、最优秀的人才(圣哲贤人俊杰)组成政府的设想方案。

 

柏拉图在书中详细说明人才培养的过程。全国的人民都要接受教育,教育不只是教化民众,更是汰选人才的重要途径。他们要经过严格的体能,音乐训练,然后是逻辑和辩论的训练。然后,还要下放到民间,接受严酷的生活和工作试炼,能通过这些训练的人方可成为国家统治者的候选人。柏拉图的政府组成方案否定党争,不主张公民投票的办法,当然更不是世袭的或是帝王式的国家。他设想一种不分男女、出身、财富,对所有人机会均等,在普及教育基础上培养和遴选最好的管理人才的制度。柏氏强调的是从有利国家整体出发的正义社会观,而非偏重特定方面的立场。中选的治国人才不仅能力、品德高卓,还必须对公众事务感兴趣,就像孟子说的那种“以安社稷为悦者”(《孟子.尽心章句上》)。他们只能保有少量个人财富,没有土地和私人住宅,不允许有各自的家庭,要在一起吃饭,领取数目不大的固定工资,不拥有金银珍宝。这就是说柏拉图主张在统治阶层实行“共产”,以防止出现党派竞争和自私特权,保障整体的和谐和利益。他们只可以接受来自普通友人的精神上的而不是物质上的褒奖鼓励,他们在为人民服务中得到满足。

 

除了对统治阶层这般严格要求外,柏氏不排斥民众拥有私有财产和家庭生活。

 

柏拉图像孔夫子那样走上层路线游说君王,试图实践他的“理想国”政治主张,屡试屡败之余,在雅典创办学校,教授生徒。柏拉图悲叹实现理想之难,不得已而在其最后一部著作《法律篇》中提出了次一等好的“法治国“设想;但他始终认为唯有具有整体观念的一流贤能主持政府,才会有理想的美好社会。

 

柏拉图关于理想社会的著作被人们反覆阅读、传诵、研究,但除了中世纪天主教会有过类似的制度,在世俗政治生活中从未被真正采用。在现代民主国家,由于长期以来“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的侧重点放在代表性上,几无例外地推崇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尽管如此,柏拉图理想的贤能原则一直受到重视,美国宪法中的许多条目与柏拉图的政治理想相似,它试图在坚持个人本位和尊重民意的基础上,让最杰出、最优秀的人掌管国家。

 

现在是為中国政治民主化政革研发一种孔子主张和柏拉图理想现代版的时候了。

三.试论中国特色政改优化创新超越之路

 

不得不然的改进要求,就是为了体现“所贵者权,君子时中”,与时俱进,在新世纪新形势下贯彻“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通过体制优化重组,导向更加有效、更加完美、更加高级的民主政治新阶段。西方社会既有传统建制体系沉重庞杂、盘根错节,积习深广,巨大的惯性使得举步启动也难;如果东方世界民主政治建设一开始就有一个新概念的起点,更且善于经营,后来居上,未尝没有可能

 

下文试用创新思维,因应中国制订适合国情和时代特征的政治体制改革优化方案的大局需要,提出若干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多党竞争、直接普选、双议会制和三权分立等制度,并且企望具有最广泛满意度(从党内保守派到激进异议势力都有可能接受)的新概念政治体制改革设想。

 

新概念政治体制改革设想,是与先进文化建设相辅相成的配套工程,以维持政治稳定、经济进步为前提,参酌孔子和柏拉图有关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等论说,以及中外古今历史经验,针对中国当前社会和政治现实,试图回答以下三大要害问题:

 

1.  不套用三权分立和双议会制,如何实现真性的权力制衡?

 

2.  不照搬普遍直选,如何确实体现人民选择和监督政府的意志、权利和功能?

 

3.  不搞多党竞争,如何开创一党长期执政的合理化前途?

 

为此,除了现今有关健全党内民主、完善遴选干部过程的科学性和公平性,改善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性质,以及进一步加强廉政反腐斗争和监察体制等正在进行着的改革努力外,建议就以下三项课题着手,研议不落西方传统窝臼,稳步渐进,创新超越,独具一格的中国特色开拓性政治民主化改革可行方略。

 

健全“权力制衡”机制,是体现共和政治真谛,根本改善政权体质,开展政治民主化建设的当务之急优先事项,宜视为当今政治民主化改革的突破口。

 

中世纪西部基督教文化区,“凡圣两立”,“政教分离”,大一统的“上帝之城”对于分散独立的“世俗之城(国)”,不期而然形成了一种政治伦理上的制衡之道(特别是宗教改革运动后,基督新教诞生造就的格局),堪称西欧“蛮族国家”后来居上,突飞猛进的决定性契机;观察西欧和美国等现代民主政治发展成功的历史,可以清楚见得权力制衡保障社会良性发展进步大趋势的盖世功勋。

 

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无比珍贵的启示:一旦存在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即便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照样挡不住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大趋势,可能迎来德、赛两先生联袂光降;否则,有了法律也不会有法治,有了民主也会变成法西斯,一切美好的改革设计和成果非常容易成为空话,甚至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基于这样的宝贵历史经验,东方中国在开展先进文化建设的同时,为了实现创新型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先中之先,要中之要,当在于建立现政权最为急需、最付阙如的权力制衡机制──权力制衡先行。

 

时过境迁,现代世界已无可能重现中世纪西欧不期而至的“凡圣两立”型的权力制衡。如果也不采用现代西方民主国家那样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三权分立制度,那么应该从何起步,在中国大陆现实条件下去建立具有自己特色,体现创新概念,保障改革方向的权力制衡之道呢?

 

权力制衡,是要造成一种社会力量,可在认为政权机关决策或行为不妥时说“不”,并经由一定程序行使权力加以制止。这种有条件的制止功能,目的在于防止政权机关犯错误,特别是犯大错误,以保障社会大众的自由权利,最重要的是避免出现专制或暴政的危险。

 

证诸美国和其他西方现代民主社会成功经验,有效的权力制衡不可不遵如下四项原则﹕

 

1. 分权或平行地位;

 

2. 选民拥有最后和最高制衡权;

 

3. 制衡动力源自利己私心,而非空泛虚幻的“出以公心”;

 

4. 手段重于目的。

 

今日中国,可以设想在现有政治体制基础上,由执政党主导,着手组建最为急需的,以广大民意为依归的新一代权力制衡体制,但不落西方已经显得陈旧的传统制度窝臼,不需伤筋动骨的大风险大手术,不会动摇执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地位和决策权力,具有稳定渐进、新事新办、一流效率的时代特征。

 

1. 谋建新型“权力制衡”机制---“评监会”

设想建立一个新型权力制衡核心机构,暂名“评监会”。“评监”两字的涵义是

在评议的基础上实施监督性的权力制衡功能。

 

1评监会的基本性质和组成方法

评监会无疑必须立足上述四项原则,但并非一蹴而就;宜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其建立过程须由试点开始逐渐推广,并且分为初级到高级的两个阶段,稳步提升水平,走向完善化。初级阶段重在发挥对于政府决策的评议功能,具有向决策部门提供高水准专业咨询服务的功能,并在发生重大异议时,可以提出再议和复决的要求,以利在越来越差异化和复杂化的现代社会环境条件下大大提高决策的效能和品质。高级阶段将进而完备对于政府重大决策的背书或否决功能,名至实归地发挥其完整的监督性权力制衡作用。

 

评监会作为监督性权力制衡机构,应有宪法保障的权限和充足经费预算,具有同国家立法部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平行和独立的地位。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不妨比拟为一种新概念的另类两院制。

 

评监会主管成员的产生程序,可以类比现行政府部门主要领导干部的产生方式,在同级执政党组织主持下,通过广泛协商,推荐提出候选人,经上级党委组织部门考察认可后,提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票决。

 

评监会每个层次的最高级主管成员一经任命,除非本人要求辞职,将在健康条件许可下终身任职,执政党、人大、行政或任何组织机构都无权撤消其职务(比拟美国联邦法官终身制,不屑嗟来之食的超然地位);但评监会每个层次的最高级主管成员必须定期(例如每隔六年)接受人民投票公决“确认”(Confirmation)是否继续胜任,如果不能通过“确认”,同级人大可经由一定复决程序解除其任命。

 

评监会领导成员和政府主管一样,都应该是品德操守高卓,知识领域宽广,关切社会政治,热心公益活动,擅长组织和协调的优秀分子,其主要成员若有一定知名度和较高公信力尤佳。评监会将按议题需要,不拘一格聘请有关专家形成强大的顾问阵容,其组成当然以国人为主,还将以适当形式吸收“大中华地区”,以及不论来自世界何地的不同国籍的能人高士。这就是说,评监会可以考虑实行“客卿制”,体现泱泱大国的全球胸怀和大同精神。

 

2评监会的运行方式和功能大全

最高级主管人员因为拥有民意票决确认为后盾,不必担心政府成员打击报复;恰恰相反,其名誉地位取决于秉公评议的表现,越是善于揭露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越是积极提出改进意见,越是前途灿烂辉煌,这就是美国第四任总统麦迪逊(James Madison)所说“以雄心制雄心”(Use ambition to curb ambition),因“大私”导致“大公”,防范政府犯错误的妙用了。

 

评监会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议会,不是一个立法机构,不取代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评监会也不是决策权力机构,不同政府分割或争夺决策权力,不取代执政党或政府自身内部的监察功能。

 

评监会必须拥有包括对政府决策过程的“知的权利”、言论免责权、以及公开表达意见等权利。

 

评监会直接向选民负责,受选民委托专司监察、公开评价政府工作,定期并及时向选民提出评议报告。

 

当一项法律或制度确立下来以后,无论民意或多数都不能加以改变,除非按规则进行修改。因此,依据既定法律或制度检验政府的工作(近似于现代企业中的质量保证作业──Quality Assurance),评估其是否依法或依制行事,是否符合“以法

治国”的严格定义,将是评监会经常的基本的任务。

 

中国现有制度框架内不存在西方民主政治体系的司法独立建制。如何贯彻依法治国,现有“自我监督”机制显然力有不逮,因此评监会势将扮演举足轻重的法治保障者要角,责任与意义重大,应毋庸疑。

 

评监会将发挥一种超级顾问公司的作用,力求政府(包括行政机关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决策和行为尽善尽美。评监会随时直接向政府提出“再思建议” (Second Opinion),开展外包(OutSources)型咨询作业;并有权要求政府就特定的事项进行再议和复决。其评议功能最终将发展至拥有对于政府重大决策的背书权,亦即否决之权,实现可以有条件地说“不”的真性制衡权力。

 

有人说,“民主的文化是批评的文化”。美国的敌人所能找到的攻击点,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美国人自己提供出来的。美军在朝鲜、越南和伊拉克战争中残害平民的劣迹多是自己首先展露,公诸于世。美国是全世界受批评最多的国家,也是受自己人批评最多的国家;严厉的批评保证了中庸优化决策之道的可行,却没有损害它的繁荣和强大。

 

中国社会“打着儒家旗号反儒家”的伪儒,长期倡导“崇公抑私”造就的人性虚妄,突出显现在“国民性格”的死要面子上,坏事做绝,好话说尽,不足为奇也。

 

青年毛泽东尝言:“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推陷廓清”(致恩师黎锦熙的信,1917

 

假情假义打造了中国人注重虚名而不在乎实效的历史传统,喜好形式主义,花架子,只关心事物的现象和形式,不注重实质和内容,认真不起来或不能恒久地认真。很多事情都是做给别人看的。为求维护威信、照顾影响,家丑不可外扬,“不怕百战失利,就怕灰心丧气”,片面强调“气可鼓而不可泄”,赋予了假话、大话和空话,以及限制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的“正当性”。在这种文化观念一时还不容易扭转的情况下,率先建立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评监会,体现客观评议国家政治的民主文化,是一个稳步导向有朝一日全面放开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的“安全通道”。

 

文化转型,由“常戚戚”而“坦荡荡”,非一日之功也。

 

现代多元社会“非群体化”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回避的社会集团参政要求。在西方社会,各个利益集团通过议会斗争和游说活动表达和争取自身的权益,加上政府行政部门与职能社团的功能性联系,以体现社会集团的参政要求。如上所述,西方初建于第一、二次浪潮之交时期的传统体制的历史局限性,已难适应这种史无前例的现代特征参政要求,以致成为当代攸关“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那么中国将如何在自己的政治体制改革中解决这一问题呢?

 

在中国,不存在西方多党制和议会斗争的渠道,而且不具备西方社会那种广泛合法自由结社的条件,因此,现代多元社会“非群体化”的发展带来的不可回避的社会集团参政要求,实际上很难通过公开化、制度化的方式顺畅表达和争取实现,甚至

连个出气筒或安全阀都阙如。这种状态,固然有利于维持执政绝对权威和表面上的

政局稳定,实质上却是执政合法性的自我否定,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逆向机制,以及腐败、衰落和祸乱的根源。

 

如果我们无意重复西方传统多党制和议会制的窝臼,那么是否可能在执政党主导下找出一条满足多元社会集团参政要求的可行的创新道路呢?评监会可能是很好的答案。

 

评监会为所有中国人服务,而非某一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工具。评监会的一大重要任务是在承认少数服从多数表决原则的同时,又要保护少数派的权利,防止“多数专政”,防止任何人挟某种形式的多数自重或其他手段而滥用权力。所以评监会的议事方式,必定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全方位协商的功能,成为在国家社会生活贯彻

“不同中求和”(和而不同)的中坚力量。

 

评监会将为一切多元社会集团(合法、成形的,未经合法化、甚至未成形的)以至每个人的参政要求提供另类公开化、制度化地顺畅表达和争取实现的渠道;并可能发挥良性反馈互动的作用,造成一个越来越有助放宽结社自由以至言论自由,但是秩序受控,放而不滥的环境气氛条件。对执政党来说,也许这是一种最为安全的权力制衡结构,它不会带来冲击执政地位的威胁,非常有利于维持一个稳定中持续深化改革的的政治大气候。

 

评监会发挥上述功能,不是沿用西方传统议会千篇一律的听证、辩论和表决等程序,而更像专业顾问公司的作业方式。评监会将建立一些专门的调查和协调机构,拥有巨大的专家咨询网络,对政府工作的某个方面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可按需要灵活组织针对性的专门工作小组,就像上面议论过的那样,其中包括大批素养极高的优秀“外交人才”,他们不是到外交部门就职,而是在多元社会集团之间进行调处工作,并善于运用现代资讯高科技成就,让不同行业、专业、职业、性别、年龄、种族、地区、收入、倾向、爱好、宗教、理想……的涉案有关少数派以至个人及时交换意见、探讨问题、接受斡旋,提出解决歧见争端的优化方案,为改进政府工作提供客观的高水准评议报告所需的依据。

 

当评监会制度经过充分实践取得成熟经验后,最终将被赋予背书权或否决权,届时政府立法或重大决策须经评监会确认方可生效或继续生效,以确切体现权力制衡本来意义上的完整功能。如果政府决意反否决,则须获得人民代表大会高比例(高门槛)的绝对多数通过,或付诸公民投票决定。

 

一旦建立上述形式的权力制衡机制,意味着原来缺乏制衡因子的绝对权力政治体制开始有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没有动摇或削弱执政党的统治地位,但政权将在确凿无疑的民意评议监督下进行运作,从此有望从根本上摆脱“绝对权力”注定“绝对腐化”的宿命铁律,稳步走上政治民主化的光明之路。

 

 

3)“政治协商会议”可以轉变成具真正權力制衡功能的评监会

 

基于中国大陆现行体制,评监会制度的建立,可在沿行半个多世纪但不脱政治花瓶地位的“政治协商会议”框架基础上,通过试点,转型、改造而成。评监会的级别,可与政协相若,分为中央、省(直辖市)、市、区县四个层次,各级独立产生,但上下级之间存在业务指导关系。目前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的有效成份,也可以适当形式吸纳加盟评监会体制,成为切实发挥参政作用的积极力量。因此在社会主义中国营建评监会体制所需社会成本和时间,较之从零点开始凭空筹建,或在西方国家由传统体制的巨无霸建制大转向便易甚多,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早在2001313日,中国大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闭幕时,时任主席李瑞环以高亢的语气,呼吁透过人大、政协、新闻媒体等各种监督机制,防止权力在运行过程中脱轨变形。他指出,中国大陆的政府、军队、警察、法院,都属于人民,必须根据国情,研究、创造各种监督制度和形式,使人民能够经常、及时、有序地,防止和校正权力脱轨,保证人民的权力永远掌握在人民手中。他还强调,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优越,根本上在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当前一些地方消极腐败现象仍在滋长蔓延,成为改革的障碍和社会稳定的隐患,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因此要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

 

为了解除“改革的障碍和社会稳定的隐患”,消弭“人民群众的不满”,迈向民主化的康庄大道,最为紧缺的当是如假包换的真性权力制衡机制,而不仅仅是执政党的自我监督和自我制约。如果弄通了这个道理,摆了大半世纪“花架子”的“政治协商会议”终能彻底转型成为具有真性权力制衡功能的评监会,那么“使人民能够经常、及时、有序地,防止和校正权力脱轨,保证人民的权力永远掌握在人民手中”的“监督制度和形式”不就呼之欲出了吗?

 

在未来可能相当悠长的渐变过程历史时期中,凭什么来保障一个不落西方传统体制窝臼(不实行多党竞争、双议会制、三权分立和普遍选举),具有民意基础的英才政府,持续地、健康地沿着两心调谐化的改革大方向前进,而不会停滞或逆转,变成专制的甚至法西斯的政权,以至功亏一篑呢?权力制衡是不可或缺的守护神。

 

我们高度颂扬了权力制衡的伟大意义。实际上任何过程(无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领域)之所以可能趋向美好的调谐的目的,无非都有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制约作用

的贡献。就社会政治范畴而言,权力制衡就是制约功能的最高形式,也何妨理解为孔门儒家作为行为规范的“礼“的最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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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忠甲為美国万新国际经济与社会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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