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 專論：美國戰爭循環的體制困境與認知盲點

美以聯手打擊伊朗，伊朗抵命還擊，波斯灣再度成為前途難料的火藥桶。

回望近百年美國發起戰爭的歷史，從朝鮮半島的烽煙到越南叢林的泥濘，從阿富汗的荒漠到伊拉克的廢墟，華盛頓似乎難以跳脫一種詭譎的輪回：肆意動武、研判失據、善後失序。這場針對什葉派核心領導層的軍事冒險，絕非孤立的偶然，而是美國體制痼疾與認知範式塌陷的必然產物。

百年用兵的結構性潰敗

縱觀冷戰至今的軍事史，美國決策層在重大用兵決策上呈現出驚人的重復性失誤。

在冷戰初期，意識形態的狂熱往往掩蓋了戰略理性。1950年朝鮮戰爭，麥克阿瑟在仁川登陸後被戰術勝利衝昏頭腦，無視新中國的主權警告，在缺乏風險預案的情況下執意揮師鴨綠江，最終遭遇戰略挫敗。而1961年“豬灣事件”，肯尼迪政府輕信虛假情報，完全低估了卡斯特羅政權的民意基礎，導致雇傭軍全軍覆沒，淪為外交恥辱。

冷戰中後期，霸權邏輯與選舉政治開始主導動武節奏，美國深陷越戰泥潭17年。前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事後坦承，決策層徹底誤判了越南的抵抗意志。1983年入侵格林納達與1989年入侵巴拿馬，雖有“軍事速勝”，卻因缺乏戰後治理規劃，導致地區長期動蕩。

進入後冷戰時代，美國往往披上“人道主義”外衣行破壞之實。2001年阿富汗戰爭與2003年伊拉克戰爭，美軍雖能迅速推翻政權，卻無力填補權力真空。2011年利比亞戰爭後，奧巴馬坦言未對戰後重建做規劃是其任期內最大錯誤。這種“只管打仗、不管善後”的模式，令戰火中的黎民生靈塗炭，備受煎熬。

系統性缺陷與體制性綁架

美國反復陷入戰爭泥潭，在操作層面有三大系統性缺陷：首先是迷信技術優勢，誤將軍事領先等同於最終勝利；其次是情報系統失靈，屢屢陷入地緣漩渦而不自知；最後是治理能力缺失，只懂更迭政權卻無力構建新秩序。

更深層的根源在於其政治體制的結構性弊病。首先是權力制衡的失效：憲法賦予國會的宣戰權長期被架空，總統往往以緊急狀態或人道干預為名繞開監督。其次是選舉政治的短視：政客常將對外戰爭視作博取選票、展示強硬的工具，漠視長期的戰略代價。最核心的是軍工複合體的利益綁架：軍工企業、游說集團與政治精英形成了利益閉環，戰爭在某種程度上已淪為資本增殖的工具，這種逐利性既是美國發動戰爭的內在驅動，也注定了美國難以走出動武的怪圈。

美伊對峙的終極考驗

從認識論角度看，美國屢次戰爭失敗，歸根結底源於其底層認知範式的失明。

其一，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傲慢。這種敘事否定了非西方社會的主體性，無視其深厚的歷史、宗教與文化根基，試圖將自身模式強加於所有文明。其二，是工具理性的異化。決策者將複雜的政治博弈簡化為火力與戰術指標的計算，陷入“贏了戰鬥卻輸掉戰爭”的悖論。其三，是事實與價值的割裂。將武力視作正義的唯一標準，徹底背離了戰爭作為“政治延續”的初衷。

當認知謬誤與資本逐利相互強化，普世價值碎成夢幻泡影。

如今美伊局勢的緊綳，完整復刻了上述所有缺陷。斬首行動或許帶來了短暫的軍事震撼，卻無視了伊朗完整的軍工體系與危難之際的宗教動員能力，更未評估由此引發的全球宗教對立與地緣反制風險。隨著“”聖戰教令”的發出，不安全感將長久在美國人心頭彌漫。

從鴨綠江邊到波斯灣，美國肆意動武的循環從未停止。這不僅是戰術層面的失利，更是體制與認知的雙重頑疾。縱觀歷史可以得出的警示是：若不打破資本驅動的戰爭怪圈，不修正唯我獨尊的認知偏差，百年的戰爭覆轍可能將成為霸權終結的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