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印度的中國事務觀察家們驚嘆這個國家的快速經濟崛起。現在，他們開始約束自己的興趣，專注於了解中國在政治和社會方面的演變，中國年輕人討論什麼，以及所有這些對印度的未來意味著什麼。

印度《印刷報》9月7日載文《從官員到學者再到普通民衆，印度的中國事務觀察家不斷增加》，文章說，除了資深的中國觀察家，印度現在還有中國“旁觀者”。他們在電視黃金時段討論這個鄰國的最新發展。而那些不得不直接或間接處理“中國事務”的官僚們，也意識到與北京發揮突出作用的新國際環境聯系在一起意味著什麼。印度政府的一位官員表示：“我想建立一個‘中國檔案’，這有助於我未來的職業生涯。”這標志著印度官僚關注的重點從巴基斯坦轉向中國。

目前情況的獨特之處在於，觀察中國引起了印度更廣泛的公衆興趣。由於不久前的邊境對峙，那些對中國越來越感興趣的人中有一群開源愛好者。從衛星圖像中尋找事態發展的綫索，同時通過社交媒體尋找中國官方媒體對邊界爭端的說法，已成為許多人的全職活動。

電視頻道也緊隨其後，提供有關中國軍事、社會變化和兩岸關系的專門節目。但電視節目依靠海外華人和西方專家來填補這一空白，本身會存在隱患。近年來，我們看到新一代駐華記者投身於中國報道。但我們仍面臨一些障礙。相比歐美的記者，印度不太容易獲得記者簽證，以便從北京或台北進行報道。一群印度記者獲准進入台灣。台灣可以為印度記者提供一個近距離觀察大陸政治的機會——但這樣做也有局限性，不過這是一個好的開始。解讀中國事態發展的新聞資訊的大量湧現在歐美及其他地區已成常態，而今印度才開始發展出這一趨勢。

20世紀初，印度是通過閱讀美國和英國專家的文章來了解中國的。到了世紀之交，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地位不斷上升，從而引起印度外交官和戰略界的注意。長期以來，觀察中國是外交官、學者和戰略研究專家關注的主題。安全問題始終是印度資深中國觀察者的主流關注議題。這種接觸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

潘尼迦是印度外交官，曾在中華民國時期以及新中國成立後的中國生活過。當時，他靠熟人和中文報紙來了解中國的變化。潘尼迦當年的做法，比如從報紙上收集中國高層領導的想法，也是如今許多中國觀察家在做的。

潘尼迦在回憶錄中使用威妥瑪式拼音法——用羅馬字母為中文單詞注音——如“北京（Peking）”和“毛澤東（Mao Tse-tung）”，當時印度的中國事務觀察家對這種用法毫無顧慮。現在，一些老式中國事務觀察家仍有這個習慣，而新的中國觀察家已和世界其他國家一樣接受了漢語拼音系統。

除了媒體，印度學界也在發生變化。印度的中國研究和左翼政治的歷史堡壘——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正努力研究中國的新政治。新的機構和智庫正在湧現，以縮短發展地區研究的專業知識與不斷變化的國際環境之間的差距。印度的中國事務觀察界首次蓬勃發展。我們可能想通過關注中國社會和政治變革的內部驅動力來剝去膚淺的專業知識的外衣。畢竟，是內部驅動力決定中國未來如何變化，以及印度在這一過程中的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