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http://hk.crntt.com/doc/1065/3/7/3/10653735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6537352&mdate=0114001143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袁征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宮小飛助理研究員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2022年12月號發表專文《拜登政府<國家安全戰略>探析》，作者認為：與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在策略和形式上出現較大調整，但其延續性仍大於變化性。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以“大國競爭”為底色，從投資國內、團結盟伴、增強威懾、重塑規則四個方面明確了美國應對“大國競爭”的具體路徑。從內容上看，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更加強調規則的重要性、更為重視盟友和夥伴作用、更多凸顯價值觀色彩。但與前任相比，其“美國領導世界”的戰略目標、“內病外治”的危機轉嫁策略、“以實力求安全”的戰略思維並未改變。在渲染“大國競爭”，尤其是聚焦“中國挑戰”的背景下，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將侵蝕中美關係的合作基礎，加速中美在關鍵領域的脫鈎，加劇中美在亞太地區的安全矛盾。文章內容如下：
　
2022年10月12日，拜登政府發布《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以下稱《戰略》），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儘管《戰略》的內容與其先前的《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南》（以下稱《臨時指南》）出入不大，但作為美國國家安全與對外政策的基礎性文件，《戰略》為我們觀察美國對外戰略的重心、特徵和走勢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其中的“後冷戰時代已經徹底結束”“世界處於決定性十年的前期”“中國是頭號地緣政治挑戰”等論斷令人印象深刻。本文在梳理新版《戰略》內容的基礎上，分析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變化與延續，及其對中美關係的影響。

一、以“大國競爭”為底色的《國家安全戰略》

《戰略》聚焦“大國競爭”，尤其突出“中國挑戰”，其具體內容可歸納為“一個願景、兩大挑戰、四種路徑”。

《戰略》指出，美國的願景是要建立“一個自由、開放、安全和繁榮的世界”。但要實現這個願景，美國將面臨兩大挑戰： 

一是來自中國和俄羅斯等“異己”大國的挑戰。拜登政府認為後冷戰時代已經徹底結束，美國和世界正處在“決定性十年”的初期，大國競爭已然成為這一時期的主題，中、俄是美國面臨的主要競爭對象。①《戰略》肆意攻擊中國，認為中國的挑戰體現在六個方面：企圖擴展在印太地區的勢力範圍，成為世界領導力量；利用技術實力和在國際機制中的影響力擴展其威權模式；塑造全球技術規範以使其利益和價值觀享有特權；利用經濟脅迫他國；限制國內市場的准入；擁有一支強大且仍在擴張的軍隊。《戰略》認為俄羅斯的挑戰體現在四個方面：破壞烏克蘭主權領土完整，顛覆國際秩序；企圖破壞歐洲、中亞和世界多國的民主進程；肆無忌憚地干涉美國政治，在美國人民內部製造分裂；在國內侵犯人權，鎮壓反對派，壓制新聞自由。《戰略》強調：儘管俄羅斯的挑戰更直接、更嚴重，但中國是唯一一個既有實力又有意圖來重塑國際秩序的國家，是美國的頭號地緣政治挑戰。

二是面臨氣候變化、糧食不安全、傳染病、恐怖主義、能源短缺等非傳統安全議題的挑戰。而且在地緣競爭、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加劇的背景下，要解決這些問題會更加困難。

由於這兩大挑戰相互交織，如何處理兩者的關係呢？《戰略》提出“雙軌制”策略。即在第一個議題（大國競爭）上，美國應強化同盟伴之間的合作，團結從“五眼聯盟”、“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印太四方”）、“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奧庫斯”）、歐盟到“美阿印以四國合作機制”（“中東四方”）的一眾盟友來應對中、俄挑戰。在第二個議題（非傳統安全議題）上，美國可以和包括中國、俄羅斯在內的地緣競爭者合作。但美國絕不會因為在第二個議題上需要中國而在第一個議題上向中國讓步。

為確保美國在大國競爭中的優勢地位，拜登政府開出“投資我們的實力”的藥方，主要包括四種路徑：

一是投資國內技術、人民和民主以確保美國的競爭優勢。其中的重點是投資關鍵和新興技術，加快實施美國的“現代產業戰略”，通過“戰略性公共投資”彌補市場不足，投資包括半導體、先進計算、通信技術、清潔能源和生物技術在內的關鍵和新興技術，並且通過加強投資篩選、出口管制和反情報等手段限制中、俄等競爭對象獲取美國和盟友的先進技術。

二是建立聯盟，進一步鏈接歐洲盟友和印太盟友，盡可能的擴大朋友圈。《戰略》認為，美國的聯盟應兼具變革性和包容性。為了保持變革性，聯盟的核心是與美國有著共同利益和價值觀念的民主國家，主要指歐洲盟友和印太雙邊條約盟友，而且要通過技術、網絡安全和經貿領域的條約來創建一個網格化的聯盟體系，實現印太盟友和歐洲盟友的緊密鏈接。為了保持包容性，美國願意與一切認同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的國家合作，其中包括非民主國家，如“印太經濟框架”所涵蓋的部分國家。

三是增強威懾，強化軍事現代化建設，達到“不戰以屈人之兵”。《戰略》提出從三個方面提升軍隊戰鬥力：一是重點關注作戰概念和更新作戰能力。二是提升新興技術（網絡空間、導彈打擊能力、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轉化為戰場部署能力的速度和效率。三是發展以核威懾為基礎的綜合威懾，通過多種能力的無縫鏈接，使潛在的對手相信其敵對活動的成本將超過收益。

四是重塑技術、網絡安全和經貿領域的國際規則，建立排他性的封閉式聯盟。美國認為戰後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合作機制不僅未能解決美國面臨的挑戰，反而讓美國的競爭對手從中獲益，因此美國要改革相關領域的國際規則：一是技術。除了在國內實施現代產業戰略外，美國要建立一個由志同道合的盟伴組成的技術聯盟，這一聯盟的核心是美國—歐盟貿易和技術委員會以及“印太四方”。在聯盟中，美國和盟友共享新興和關鍵技術，增強美國制定國際技術標準的能力，增強美國的科技競爭優勢。同時，通過聯盟將競爭對象排除在外，使其無法獲得美國和盟國的關鍵技術和數據。二是網絡空間。美國的目標是要推動制定網絡空間的相應規範準則，阻止來自國家和非國家行為者的網絡攻擊，保持網絡空間的穩定性。三是重塑經貿領域的規則。通過推動“印太經濟框架”、“全球投資和基礎設施夥伴關係”倡議、構建“美洲經濟繁榮夥伴關係”來更新既有的貿易體制，改革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建立小多邊主義和高標準准入機制，將中國代表的“非市場經濟行為體”排除在外。

二、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調整與變化

與特朗普政府帶有孤立主義、單邊主義和現實主義特徵的外交政策相比，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更加強調規則的重要性、更為重視盟友作用、更多凸顯價值觀色彩。

第一，更加強調規則的重要性。特朗普政府認為，美國被國際機制和國際規則所“綁架”，不僅使美國利益“受損”，還束縛了美國的“手腳”。因此，特朗普政府以單邊主義和極限施壓為手段，通過直接退出、再談判、癱瘓組織機能與降低組織能力、在規則外自行其是等方式對美國參與的諸多國際機制和國際規則發起衝擊，造成國際體系中“規則弱化”的現象。②相比之下，拜登政府尤為看重國際規則的重要性，強調美國應“基於規則”來領導與合作。儘管拜登政府也認為現有的一些國際規則可能會加劇美國的挑戰，使美國的競爭者從中獲益，但他反對“另起爐竈”的做法，而是主張更新技術、網絡安全、經貿等關鍵領域的國際規則，按美國意志改革聯合國和多邊機制，使之更好地服務於美國的國家利益，幫助美國贏得與中國的競爭。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對待國際規則的立場差異源於兩者對於內政與外交關係的不同理解。特朗普著重關注外交政策的國內根源，認為一個在國內安全、繁榮和自由的美國，才是一個有實力、信心和意志去領導國外的美國。③因而，特朗普以是否有利於美國為標準重塑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忽視外交對國內的促進作用，對二戰後美國所倡導的自由國際主義大戰略形成了近乎顛覆式的衝擊。④拜登則認為內政與外交之間相互關聯，主張打破內外政策分界線，在強調外交政策始於國內的同時，肯定國際秩序對國內繁榮和安全的影響。如《戰略》中所述：“為了促進國內的共同繁榮，維護全體美國人的權利，我們必須積極塑造符合我們利益及價值觀的國際秩序，在一個競爭激烈的世界中，其他大國採取強制或不公平的做法將使其獲得優於美國及其盟國的優勢。”正因如此，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更加重視國際機制和規則在大國競爭中的作用。

第二，更為重視盟友和夥伴關係。長期以來，聯盟是美國國家安全和對外戰略的主要依托，也是美國維護其全球霸權的重要工具。但在特朗普執政期間，在“美國優先”理念的影響下，特朗普認為盟友在安全和經貿議題上“搭美國便車”，以貿易戰、威脅退出聯盟等“極限施壓”策略要求盟友分擔更多責任，拒絕美國單向的義務和承諾，加劇了美國核心盟友的離心傾向和自主性。⑤相比之下，拜登政府尤為強調聯盟的重要性，認為聯盟可以分擔美國的責任，有助於美國提高全球投射能力和遏制主要競爭對手，服務美國霸權護持的戰略目標。如《戰略》所述“世界各地的聯盟和夥伴關係是美國最重要的戰略資產，是促進國際和平與穩定不可或缺的因素”。⑥

拜登政府的聯盟戰略服務於美國總體國家安全戰略，以遏制中國為主要目標，具有模塊化和復合性的雙重特徵。就模塊化而言，美國把“中國挑戰”劃分為安全、經濟、意識形態和科技四大模塊，分別針對四個模塊組建聯盟。⑦在安全領域，除了雙邊同盟關係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印太四方”和“奧庫斯”是其主要戰略部署。在經濟領域，“印太經濟框架”、“全球投資和基礎設施夥伴關係”倡議、“美洲經濟繁榮夥伴關係”是美國以小多邊主義重塑全球多邊機制的具體體現。在意識形態領域，美國積極打造“民主國家聯盟”、發表新版“大西洋憲章”。在科技領域，美國—歐盟貿易委員會、“芯片四方聯盟”、美日澳半導體聯盟是美國對華科技競爭與封鎖的主要載體。這些聯盟相互嵌套，呈現高度復合型特徵。在結構上，美國構建的聯盟結構呈網格狀分布，同一聯盟內部又存在多個小多邊和雙邊聯盟；在內容上，聯盟橫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兩大議題，比如，在四方安全對話機制不僅涉及軍事合作，也涵蓋了技術、經貿、氣候變化等多個非傳統安全議題；在成員上，為了最大限度地擴大遏華“朋友圈”，美國構築的聯盟不僅包括“志同道合”的核心盟友和夥伴，也涵蓋了非民主國家，甚至是企業、非營利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⑧

其三，更為突出價值觀色彩。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是美國軟實力的集中體現，也是美國鞏固聯盟、維護全球霸權的重要工具。儘管價值觀因素在美國歷屆政府安全戰略中的地位與作用時強時弱，但始終貫穿其中。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秉持“有原則的現實主義”，偏重物質因素，強調以成本—收益原則來評估外交政策的得失。這種典型的商人觀念不僅疏遠了盟友，也極大地損害了美國的聲譽和國際影響力。作為資深民主黨人士，拜登尤為重視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在《戰略》中，民主、自由、價值觀這三個與意識形態相關的詞彙被提及182次之多。

在拜登政府看來，價值觀不僅是緩解美國分裂的“藥方”，也是美國團結盟友和對華戰略競爭的重要工具。在國內，拜登政府試圖用修復民主的方式來彌合國內嚴重的極化現象。正如《戰略》指出“民主是我們的核心……我們期待更多的民主來開闢前進的道路，審視和彌補我們自身的缺點”。拜登政府試圖通過“投資民主”的方式重塑憲法規範，緩解種族矛盾，防止選舉干預，在民主的旗幟下實現各方和解。其次，拜登政府企圖利用價值觀來領導和團結盟友，使盟友主動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與特朗普以貿易戰、脅迫退群等強硬手段“恐嚇”盟友相比，拜登政府試圖塑造價值觀層面上的“敵對他者”來推動盟友主動承擔防務責任，並同樣利用該手段強化美國與盟友在抗疫、氣候變化、糧食安全、基礎設施建設等非傳統安全議題上的合作，從而提升民主國家陣營內部的相互依賴和協作水平。⑨最後，拜登企圖利用價值觀議題挑撥中國與美國盟友之間的關係，推動構建以遏華為目的的價值觀同盟。在《戰略》中，拜登試圖把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競爭塑造為“民主—專制”之間的兩極對抗，促使盟友與美國一道重塑技術、網絡安全和經濟貿易領域的國際規則，構築遏華包圍圈。比如，在涉疆議題上，拜登通過污衊和炒作新疆所謂“強迫勞動”等人權議題，鼓動歐洲盟友在貿易問題上對華發難，使《中歐全面投資協定》被擱置。

三、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延續性

儘管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較前任有所調整，但其“美國領導世界”的戰略目標、“內病外治”的危機轉嫁策略、“以實力求安全”的戰略思維並未改變。

首先，“美國領導世界”的戰略目標沒有變。美國人對美式民主的自信、對“上帝選民”的執著、對商業利益的追求，使“美國領導世界”始終是二戰後美國對外戰略的根本目標。在約瑟夫·奈看來，美國注定領導世界不僅是因為美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的硬實力優勢，更是源於美國在生活方式、社會制度、價值觀念等“軟實力”方面的強大引力。⑩由此可見，“美國領導世界”不僅集中在軍事和經濟方面，也體現在意識形態領域，這三者構成了“美國領導世界”的三大支柱——安全、繁榮與自由。即便是明顯帶有孤立主義傾向的特朗普政府也反復強調“美國領導世界”的戰略目標，其《國家安全戰略》中共40餘次提及美國領導的重要性，強調“美國的復興和美國領導的再現推動了世界發展”。⑪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同樣強調“美國領導世界”的必要性。如《戰略》所述：“在世界各地，對美國領導力的需求與以往一樣強烈，沒有哪個國家比美國更能以實力和目標來進行領導。”在具體領域方面，《戰略》強調美國在價值觀引領、經貿機制、軍事實力等各個方面的領導地位。此外，拜登在《戰略》中構想的基於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聯盟絕非平等的聯盟，而是以美國為中心、按與美國關係親疏遠近排列的等級式聯盟。在這個聯盟中，美國處於絕對領導地位，美國與其盟國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

其次，“內病外治”的危機轉嫁策略沒有變。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是美國人的特質。反映在對外戰略方面，每當國內矛盾尖銳或面臨外部挑戰時，美國便會通過樹立“對手”、誇大“對手”威脅的方式來實現美國內部團結。冷戰期間，美國將蘇聯作為遏制對象，傾向於誇大蘇聯威脅的嚴重性和其意圖的侵略性。比如，在1957年蘇聯洲際彈道導彈試驗成功後，美國國內出現了對美蘇“導彈差距”的擔憂和恐慌，要求艾森豪威爾政府採取措施彌補美蘇“導彈差距”的呼聲不絕於耳。⑫近年來，美國國內的政治和社會分裂現象愈演愈烈，甚至一度超出美國現有政治體制的承受範疇。為了彌合國內分裂，特朗普政府把美國國內問題產生的原因歸咎於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外來移民和經濟全球化，通過關稅戰、限制投資和技術封鎖等手段打壓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採取“禁穆令”、收緊簽證等措施限制外來移民，是典型的“內病外治”策略。⑬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同樣秉持“內病外治”策略。在《戰略》中，拜登對於美國國內存在的政治極化、貧富分化等問題輕描淡寫，並將國內問題歸結於以中國為代表的“異己”國家對國際秩序的衝擊，稱中國是唯一一個既有能力又有意圖挑戰美國地位的國家，企圖通過構築聯盟、投資國內、增強軍備等方式挑起地緣政治競爭。拜登的國家安全戰略試圖將中國塑造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其手法就是要從外部樹立一個靶子，以達到其凝聚國內共識、重振美國實力的目的。

最後，以“實力求安全”的戰略思維沒有變。對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的推崇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特徵。冷戰期間，從杜魯門的“遏制戰略”、艾森豪威爾的“大規模報復戰略”、再到肯尼迪、約翰遜的“靈活反應戰略”，里根的“新靈活反應戰略”，維持軍事優勢和實力地位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基石。由此，美國不斷擴充軍備，以確保其對蘇軍事優勢，最終成為一個徹頭徹尾、貨真價實的軍事帝國。⑭2021年，美國的軍費開支為8010億美元，比排名世界第2至第10位的9國軍費開支的總和還要多。特朗普執政期間，美國打出“以實力求和平”的旗號，通過擴大部隊規模、提高戰備狀態以確保美國的最終勝利。俄烏衝突較大程度上塑造了拜登政府的安全觀念，與《臨時指南》相比，《戰略》更為強調軍事實力的作用，其中的“投資我們的實力”便是特朗普“以實力求和平”的翻版。在《戰略》中，拜登提出“綜合威懾”的概念，強調“一支有戰鬥力的軍隊是美國在威懾和衝突中獲勝的基礎，美國在必要時將毫不猶豫地使用武力來捍衛其國家利益”。“以實力求和平”的觀念同樣體現在拜登政府的《國防戰略報告》和《核態勢審議報告》中，拜登政府進一步詳述了“綜合威懾”的方式與手段，並提出通過大力加強核武庫建設、保持軍事技術優勢、持續強化聯盟戰略等方式來確保美國對於地緣競爭對手的實力地位。

四、新版《國家安全戰略》衝擊中美關係

在拜登當選總統後，中國部分人士對美國政府回歸理性、改善中美關係抱有些許期望。但自拜登執政以來，美國不僅沒有放鬆在經貿領域的對華高壓政策，反而加緊在地緣政治、科技創新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對華圍堵，美國對中國的打壓從貿易向產業、科技和金融等領域蔓延。伴隨以聚焦“中國挑戰”為底色的《戰略》的出台和實施，未來中美關係的前景不容樂觀。

首先，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將侵蝕中美關係的合作基礎。《戰略》將中國視為“最嚴重的地緣政治挑戰”“迫在眉睫的挑戰”，指責中國利用經濟實力和對外投資“脅迫”他國，並使用“民主—專制”這一極具意識形態對抗的詞彙來定位中美關係。拜登政府刻意強調中美在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經濟政策方面的差異，進一步延續並固化了特朗普時期的對華競爭戰略，擠壓了中美兩國在具有共同利益的議題上進行合作的空間。比如，儘管《戰略》承認中美在應對全球“共同挑戰”方面存在共同利益，表示願意就氣候變化、傳染病威脅、防擴散、全球糧食危機等議題與中國合作。但《戰略》同時強調美國不會以“背離原則”為代價尋求與中國合作，不會因需要中國而在大國競爭問題上向中國讓步，抨擊中國企圖將不相關議題作為合作的先決條件。這表明拜登政府自執政以來依舊未能解決對華競爭與合作之間的矛盾：美國一方面竭力圍堵和打壓中國，危害中國核心利益，強調從外部塑造中國崛起的環境；另一方面又霸道地要求中方與美國合作，還不斷指責中國。美國的這種霸權心態暴露無遺。拜登政府將競爭作為中美關係的主基調，為中美在全球、地區和雙邊議題上的合作設置障礙，侵蝕了中美關係的合作基礎。

其次，加速中美在關鍵領域的脫鈎。《戰略》認為美國的優先事項之一是重塑技術、網絡空間和經貿領域的國際規則，旨在關涉中美競爭走向的關鍵領域建立排除中國的封閉式聯盟，切斷中國利用國際資源壯大自身的渠道，盡可能延緩中國發展的步伐，以確保美國對華競爭優勢。在技術領域，拜登政府在加強國內科技研發投入的同時，實施“小院高牆”策略、構建“民主科技聯盟”、爭奪全球科研人才等多條“戰線”對華進行統合性壓制，加速中美科技脫鈎進程。⑮以半導體技術為例，伴隨《芯片與科學法》的生效和深入實施，美國商務部不斷強化對華半導體出口管制政策，重點收緊對華出口芯片技術、原材料、設備、產品以及服務的限制，並推動建立與半導體機制相關的域外投資監管機制，這些措施加速中美在半導體技術領域的脫鈎進程。在經貿領域，美國打造和推進“印太經濟框架”，試圖以此為基礎建立所謂韌性供應鏈體系、打造排華遏華的供應鏈聯盟、削弱中國在亞太經濟中的地位。⑯通過強化與印太地區國家的經貿往來和供應鏈合作，美國將加速與中國在產業和貿易領域的脫鈎進程。

最後，加劇中美在亞太地區的安全對抗。在《戰略》中，拜登政府提出通過構築聯盟和增強軍事威懾來確保美國的軍事優勢，最終達到“競贏”中國的戰略目標，這將不可避免地加劇中美在亞太地區的安全矛盾。在構築聯盟方面，除了穩固美國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等國的雙邊同盟關係之外，美國竭力強化以“五眼聯盟”“印太四方”和“奧庫斯”為核心的遏華安全機制，推動北約盟友對印太事務的介入。在增強威懾方面，美國提出“綜合威懾”的概念，力圖實現跨軍事和非軍事手段整合、跨地區整合、跨部門整合、跨衝突範疇整合、跨盟友和夥伴關係整合，以達到成功威懾中國的目的。儘管拜登政府在《戰略》中強調美國將負責任地管控中美戰略競爭，通過加強危機溝通、風險管控升級等方式尋求中美戰略穩定，但美國的上述做法無疑將擠壓中國的戰略空間，強化中國的戰略疑慮，加劇中美在亞太地區的安全困境。 

註釋：
　　①TheWhiteHouse,The2022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ctober12,2022,p.6,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1/8-November-Combined-PDF-for-Upload.pdf.

②周方銀、何佩珊：《國際規則的弱化：特朗普政府如何改變國際規則》，《當代亞太》，2020年第2期，第17-37頁。

③TheWhiteHous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December2017,p.1,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

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④楊衛東：《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自由國際主義大戰略的調整》，《美國研究》，2021年第3期，第95-97頁。

⑤宮小飛：《美國對敘利亞戰略的漂流及其地緣影響》，《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20年第6期，第79頁。

⑥TheWhiteHouse,2022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ctober12,2022,p.11.

⑦劉國柱：《復合型模塊化聯盟：拜登政府應對大國競爭的聯盟戰略》，《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期，第39-43頁。

⑧張景全、羅華婷：《拜登政府對華圍堵復合聯盟戰略及中國應對》，《東北亞論壇》，2022年第6期，第37-42頁。

⑨葉成城、王浩：《拜登政府價值觀聯盟戰略初探》，《現代國際關係》，2021年第9期，第12頁。

⑩約瑟夫·奈：《美國注定領導世界？》，劉華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⑪TheWhiteHous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December2017,p.Ⅱ.

⑫約翰·肯尼迪是“導彈差距”的鼓吹者之一，但他在入主白宮後發現，所謂的“導彈差距”並不存在，美國的洲際導彈數量和進攻能力在蘇聯之上，蘇聯並不具備成功突襲美國的能力。參見：侯銳：《肯尼迪與美國洲際導彈發展研究》，《史學集刊》，2006年5月，第91-96頁。

⑬宮小飛、畢朝輝：《“雙向運動”與美國政治和社會分裂的經濟根源》，《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22年第1期，第51頁。

⑭石斌：《美國“黷武主義”探源》，《外交評論》，2014年第4期，第82頁。

⑮趙明昊：《統合性壓制：美國對華科技競爭新態勢論析》，《太平洋學報》，2021年第9期，第1頁。

⑯杜蘭：《“印太經濟框架”的動向及其對華影響》，《當代美國評論》，2022年第3期，第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