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流失得这么快，不知不觉中我已经成了年过7旬，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回忆，思考，反省是我退休后最主要的生活内容。 人活到老了才发现自己过去是多么地愚蠢,这辈子不知干了多多少少蠢事。 不过几乎所有我干的蠢事的受害者都是我自己， „自作自受“。但是还是有一个因我的愚蠢无知而受害的人，他就是我的父亲，他早在文革中去世了，这成了我几十年来既无法改正，又无法自我原谅的心理创伤。 人老了，该了的事情应当了。 现写下这篇文章以了心愿。

父亲是所谓的民主人士，我记得他在60年代前一直在上海陕西路上靠南京路口的那座豪华的大花园洋房上班。大门上挂的牌子是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好像是容家(荣毅仁)或郭家（永安公司老板）捐给民主建国会的办公和聚会地点。 他每年还要去北京开民建中央委员会。但是我也知道父亲并不受黄炎培，胡子昂等人领导。当他谈起工作来，口口声声是统战部。60年代后他的工作单位干脆改成社会主义学院。也就是说他的工作是对自己，同时也带领其他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作社会主义思想改造。在国际上民主党派常被人理解为在野党，政党自然是一个为某个政治目标奋斗的组织。 我父亲肯定归不到这类人物中去。其实我相信中国的大多民主人士都和我父亲差不多。他们对政治，政权一窍不通。

解放前夕，国民党开始迫害不同政见人士。当时的大名士，中国民主联盟主席张澜在上海，受到特务严密监视。那时社会上流谣言很多，威胁说特务要暗杀张澜。我父母不顾自己的安危，把张澜安排在和成银行的房子里，保护起来，使国民党不得下手。我母亲还亲自为张澜做了饭菜送去。直到地下党将张澜转移到北京。开国典礼时张澜上天安门，当了我国的副主席。一建国父亲就把四川的财产捐献了国家，又把存在香港的钱转回上海，买成公债，支援国家建设。我还记得朝鲜战争时父母给了我们几个孩子，每人一块大银元去捐献飞机大炮。50年代工资定级开始，父亲被定了干部13级。一直到文革每年国庆他都被邀请上观礼台。父亲是那种被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浇铸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府和统战部的知遇之恩感激不尽。

回忆起来父亲的思想意识形态与其说是社会民主主义，还不如说是孔孟的忠孝礼义。父亲出生在一个四川山区的小县城（西充县），家里开个小杂货铺。 在读高中时他父亲去世了，留下母亲，他和三个弟妹。 未成年的他不得不承担起支撑家庭，抚养母亲和培养弟妹的重担。在这时他在报上看到和成银行招收见习生的广告，这是一家在抗战期间迁住于重庆的大私人银行，于是连夜跋涉去重庆报考。 天赋，勤奋，时运使他这个从山沟沟里爬出来的，没有任何背景的穷青年在十年中步步青云，从小职员，到会计师，主任会计师，兼职业学校教师，襄理。抗战胜利后竟提升成了和成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周旋在许多社会名流和富翁之间。 我猜想，父亲如此地被老板赏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忠心”。从后来他对共产党，统战部那付忠心的劲头可以想象当初他如何为和成银行效力的。今天的人是不可能再理解那时的知识分子“忠”字当头的道德标准的。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浇注出来的知识分子只知要忠于上级，忠于朝廷，忠于皇上。忠孝礼义是他们一切行为的指导。 49年后父亲脱离了银行，作为共产党的同盟者，他也是十分虔诚的。起码在最初十年是这样。后十年也许更多是出于恐惧和害怕。

父亲对共产党的忠也可能有些偶然因数。 一位在职业学校的老同事是共产党老地下党员，在解放前夕给父亲写了一封匿名信，劝他留在上海，共建新中国。父亲听从了他的劝告，把存在香港的钱全取回到上海，支援新中国。后来这位老同事，我们称他王伯伯，也带了全家来到上海任职。 王家先暂住在我们家，后来搬了出去。当王家在新居请我们吃饭时，我们都大吃了一惊。 家里只有几张木桌木床和木椅，没有任何像样的摆设。饭菜也极简单。这位为建立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共产党员家原来是这么朴素。后又有一次父亲带我去看他的领导，一个统战部的共产党员干部。 没想到这位干部住在一个亭子间里，又小又乱，连坐处都没有，简直不敢想象。 父亲为此深受感动，对我说，你瞧，人家共产党打下天下，自己却生活得这么艰苦朴素。 现在想起来，当时的确有些共产党人为老百姓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不过父亲对当局的忠实也的确到了惟命是听的地步。 记得小学时，老师叫我们填写家庭出身。 我问父亲，他说领导教他说，地主的账房先生（像白毛女中的穆仁智）与地主一样是剥削阶级，银行经理是资方代理人，也就是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出身应当是资产阶级。于是我的家庭出身就这样定了。在50年代，五星红旗上那五颗星代表党领导着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也还是人民中的一部分，我也没感到有多少问题。 只有我最小的妹妹开窍得早，她认为银行经理只是高级职员，我家并没有任何其他资产，所以填了高级职员。到了文革我才明白了这几个字的分量。 文革过后，我已是死猪不怕烫了， 如果再拿表格来叫我填，我马上会毫不犹豫地填上那四个字。不过这种表格却渐渐地消失了。

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对父母的“孝顺“几乎到叫人不可思议的地步。记得祖母对我说，当父亲在职业学校教书时， 一天拿回一张毕业生的集体照给母亲看，请母亲给他选未来的妻子。祖母指着一个姑娘说，这个女孩长得挺好，就是下巴还短了点。 这女孩就是我的母亲。自从父亲在银行就职后，存下的钱总给母亲捎去，绝不怠慢。 我的祖母，斗大的字不识一担，见到宝贝儿子捎来的白花花的大洋，真是高兴地不知如何是好。拿出去花是绝对舍不得的。 这时钻出来个油晃晃，他说可帮我祖母去买块地，地皮才是最保险的。 于是祖母把钱交给了他。 这点银元的损失对我祖母实在不算大事，因为我父亲这时在事业上犹如春笋，在节节高升。不久就把我祖母从西充接到重庆，永远离开了那个贫困的山镇。抗战胜利后干脆迁到了上海。 所以祖母早就把这几块大洋给忘了。 但是有一天用这几块大洋买的地还真是又冒出来了。 这是在土改的时候， 工作队查出来，这块地主人挂的是我的祖母的名，买了地，自己不种，那不是地主吗？ 幸好这时我父亲已成了知名人士，而且一解放，就把在四川的所有财产，包括房地产，都捐献给当地政府了。所以祖母没给帽子戴。 父亲丝毫没有怨恨祖母。 一如既往对母亲的孝心不减丝毫。 五十年后期中国进入经济困难时期，父亲召开了家庭会议。 他说国家有困难，人人有责，我们都要尽力节约。 像我们这样有家底的家庭，三年不买新衣服没问题。 吃喝当然要精减。 唯有祖母年高，需要营养，每月拿5元钱去给她买高级饼干。 他们母子的感情也的确很真挚。 祖母虽然从小镇搬到大城市，却一直保持着一般四川中下层家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她一年到头都给家里做各种各样的咸菜，泡菜，豆瓣酱，豆腐乳。冬天还做腊肉，咸肉，香肠等等。 又好吃又节省。大家，包括父亲在内都爱吃祖母的家乡食品。只有请某些贵客时才是我母亲动手，她会做各种名菜佳肴。记得一天，当时我还是顽童，父亲回家较早，说还没吃中饭。刚好母亲不在家，祖母得了这个机会。 她自己走进厨房，对保姆说，她知道儿子爱吃什么，把保姆打发开，自己动手动脚地做了起来，一碗自己擀出的酸辣面。 我记得，除了碗上厚厚的一层红油，其他什么也没有。父亲吃得的确很香。

童年时听母亲说过，每两月一次要给一家人家汇十块钱。 我问为啥， 说是那家人的男人是父亲的同事，不幸早逝，留下孤儿寡母。 父亲和另一位同事决定两人每月轮流给这家人汇点钱以补助。对朋友的仗义对那时的知识分子也是很重要的。

另一例就数对王伯伯家了。 王伯伯在上海市委工作，1955年共产党建国后首次党内斗争拉开序幕。 王伯伯受到他顶头上司的牵连锒铛入狱。 不久在狱中爆发了癌症，很快去世了。当时那些已经地位显赫的“革命同志”都与王家划清了界限。王家出现了严重经济困难。我那时还是小学生。 只记得王伯母常到我家来。我在旁边听到她讲诉王伯伯如何坚强地和疾病斗争，在他临终时还对王伯母说，要相信党，跟毛主席走。遗憾的是王伯母并没熬到水落石出的那天，不久她也与世长辞了。记得母亲打发我去王家看一下，以后这些孤儿怎么办。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们的住处，真吓了一跳: 这么小个阁楼房间，只放得下一张床，所有的东西全堆在地上和床上。我想当时父母亲的惊恐也是无法言语的。 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朋友的忠义观念还是战胜了一切犹豫，尽力地去帮助。后来他们的子女在王伯母的日记本上读到，当时她向我家借了多少钱。显然他们完全被组织和“同志”抛弃了， 不得不求助于我们这个资产阶级家庭。那时王家还有几个在小学读书的孩子。我父母把他们接到我们家来住，直到他们的在武汉工作的大姐把住处安排好了，把他们接去为止。后来王伯伯的案子平反了，他们的孩子也总算得到了抚恤金。父亲以后只说，那是党内的事，我们怎么能知道。

父亲写一手好书法。 每个字都是那样挺拔，浑厚，刚建有力。据说他学的是名家赵熙的书法。母亲是他的学生，她的小楷也极为娟秀。我们子女中只有我妹妹沾上一点边。我大概是最不争气的，幼时只知傻玩。父亲早出晚归，很少和我们见面。家中的事全由母亲掌管。母亲是开明的知识女性，所以我们小时享有一般中国儿童所没有的许多自由和学习空间。 暑假我们可以去学游泳，去旅游，去图书馆，去看画展，但是也要练一篇毛笔字。我不爱学习，总是胡画一篇大楷交账。 有次父亲不知为什么事又突然回家来了， 我正在胡画，这可吓了一跳，一副狼狈相，真不知如何逃避。父亲远远瞟了一眼，邹着眉头就走了。现在想起来，我错过了多少学习的机会啊！真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在刘邓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贯彻之后，国内经济明显好转。那时期父亲的心情似乎也特别好。有次不知怎么来了兴致，要去逛古董，把我带上了。当时上海广东路上一个古董店接一个的，看得我眼花缭乱。记得我总向父亲指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父亲直摇头。 后来他选了一个红棕色的大花盆，上面画的木纹拼快。拿回家后，个个都嘲笑我们，说我们买了个饭桶回家。父亲笑而不语。 果然后来配了个红木底座，种上了棵棕榈，放在墙角，房间里立即透出了一派高雅的气息，谁也再不说一句反话了。这些年我时常想起当年的一些琐事，真佩服父亲对艺术的鉴赏能力。父亲没读多少书，更没学过艺术，他这是从哪里学来的？

实事求是的讲，一直到六十年代初，我们家里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好的保证。困难时期，父亲作为政协委员，享有每月十多张的特殊购货卷，可去政协的俱乐部买些外面买不到的食品。有一次，父亲还受到一个特殊邀请，可带家属去杭州的杭州饭店（当时属于最高级的宾馆）度假。 母亲说她要上班，不能去，于是父亲邀请我那在余杭教书的叔叔去。 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宝贵的享受机会。 谁知叔叔去了一晚就走了。 他说，他看到这些高级食品，吃不下去。 我们都笑他有福不享，真傻。 这些年我看了许多文章和资料，才知道当时在我国这片苦难的土地上发生了什么事。 也才明白为什么叔叔吃不下去。 他在小县城里教书，不像我们生活在大城市，还有特殊照顾。 他明白什么叫饥饿。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让他坐在餐桌边，想着在挨饿的老百姓，所以吃不下去。但 我也相信叔叔和父亲一样，一直都是对党的领导绝对相信和服从的。文革中他被打得半死，后来说起来，也只狠那个打手。

我幼年读书不用功，却很会惹事。 小学还没毕业，从报上读到对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宣传，就开始横加评论。这可把我父亲急坏了。说我总在唱反调，将来要犯错误。 我可不服软，还要死争。 现在才明白，为什么父亲当时这么着急。 57年到了，先是大鸣大放，有次我去看病，医生对我说，你爸爸的名字都上报了。 不过父亲生性胆小，说话从来讲分寸，猜想当时说的都是些很靠谱的话。所以没出什么问题。尽管如此，反右运动开始后，气氛大变。有一天父亲回家，脸色十分难看。过了好一阵才向我们吐出了压在他的心上的石块。原来那天一位被打成右派的同事的子女来到了单位，要找领导。他们表示要坚决和父亲划清界限。 这件事显然对我父亲的冲击太大了。家庭破裂，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这对他来说是最可怕的事。这决不能在我家发生。然而这个使他最害怕的事最后还是发生了，那是在十年之后的文革中，那个坚决要和他划清界限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

中国的政治形势说变就变。64年开始大搞革命化，狠抓阶级斗争。我当时正在科大3年级读书，在革命形势熏陶下，我一心作党的驯服工具，当无产阶级的接班人。正在这年父亲被确症得的是癌病。但是那时的我满脑子装的都是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形象，我从没写过一封信去问候父亲的病情，表示一下亲情，信里尽是些空洞的口号和大道理。随着抓阶级斗争运动的深入，我成了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感到自己因为家庭出生不好而低人一等。为了做一个“能教育好的”子女，封封家信都是批判我家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父母不仅没有责怪我，反而接受了批评。那时我家已按母亲的旨意实行了“大带小”的经济措施，既已参加工作的年长的子女，经济上负担年幼的弟妹。这使我们这些还在读书的姊妹文革时在家庭经济来源断绝时还能生存了下来。那年父母收到我的信后，将家里的沙法，钢琴和像样一点的家具都给处理了，最后只有两个藤椅。一切都简单到了当时“工农兵”的水平。父亲甚至想把银行存折也交给国家，只是没被接受。所以文革初期字画书籍也自己烧了，红卫兵来抄家时，除了拿走存折外，家里实在什么也没有了。

文革开始不久我就被糊上了大字报，被骂成资产阶级狗崽子。好不容易熬到北京联动下台，“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被批，我也可以参加革命组织了。但是出身不好却是永久的，所以我随时随地都是提心吊胆的。67年和许多同学混在一起，借口南下抓军内一小撮，离开了科大，这下没人提我的出身了，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轻松。多年没回家了，其实是很想回家看看的。 但是一想起父亲的问题，弄不好又是没划清界限 ，带上剥削阶级孝子贤孙的帽子。我特别害怕的是其他同行的同学知道我家中的情况。只想回避，宁可不回家。特别是不能见父亲。但是最后还是回了家，那个一直让我发愁的时刻还是到来了。父亲总算找到了一个机会和我说几句话。 他当时已是癌症后期，却还要接受批判 。他实在不知怎么检查才能过关。他问我，他应怎么写，他怎么才能改造好。我粗鲁地说，没用了，你改造不好了！

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的景象一次次地浮现在我眼前，怎么也忘不了。我反反复复地思考了无数次，为什么我当时会这么冷酷无情。 其实当时我害怕的只是自己这次又没划清界限。后来想起来，我的这个回答对父亲的打击会多大啊！69年冬，父亲去世了，他当时还没满58岁。多年之后我听说了父亲去世时的悲惨景象，受尽病魔折磨，不仅没有治疗，家里穷得连止痛片都买不起。父亲在他的最后的日子里是怎么过的？ 彻底的绝望和无助！他也许相信自己真的是有罪的。一想起来我只能一个人找个地方偷偷流泪。这漫长的十年父亲是熬不过去的， 但是如果他能再熬一年，看到林彪下台，也许他会死得轻松一点。他多少能看到一点希望，明白自己并没有罪。如果我当时能对他说几句关心的话，也许他能再坚持一段。。。。。。

文革后父亲当年民建的同事来我家访问说，现在民主人士的日子又好过了，待遇很好等等。似乎那十年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是啊， 红旗上那五颗星不是照旧在吗？我想，今天像我父亲那样近乎迂腐的民主人士可能没有了。从报刊，网络上看，民主党派，侨联，统战部倒是很活跃。我们兄弟姊妹在十年中几经磨难，几经波折，还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日子，中国也不再搞政治运动了。我们姊妹无论生活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能过安定的日子，没人和民主党派有什么瓜葛。如果我们这一代也走了，下一代的人还知道这些历史吗？不管怎样，历史的车轮在向前转，下一代人肯定比我们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