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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坐在北京的位置，我也會得出結論：美國不會接受中國崛起，中國要據此自己行動”這是美國知名戰略家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在評估美中戰略互不信任狀況時說的話。

十七年前擔任小布什政府常務副國務卿時，佐立克曾提出希望中國成為“負責任利益相關方”的概念，在美中接觸的時代轟動一時，並被作為“美國無意遏制中國”的證據。如今美國政府已經放棄對華接觸政策，戰略競爭成為美國對華戰略的核心。

在對華戰略競爭成為美國政策主旋律的今天，美國官方越來越不掩飾其遏制中國崛起的意圖。去年9月28日，美歐貿易與技術委員會在匹茲堡開會研究如何共同對付中國之前，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公然說：“如果真想放慢中國的創新速度，就應該與歐洲合作···我們應該與歐洲盟友一道，阻止中國獲得最先進的技術，使他們在半導體這樣的關鍵領域趕不上（我們）”。

美國知名國際經濟關係專家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最近出版新書--《美國對中國:尋求全球經濟領導地位》，提出美中應當追求“有條件的競爭性合作”（conditional competitive cooperation）的關係。伯格斯滕呼籲中國發揮建設性的全球領導作用，並呼籲美國拒絕遏制中國的政策，避免新的冷戰，與盟友和中國合作，領導而不是摧毀世界經濟體系。

伯格斯滕指出，美國的對華遏制政策不會管用，中國太大，勢頭太強，其它國家不會加入美國遏華倡議。美國要想組建針對中國的同盟，比組建針對俄羅斯的同盟要難得多。特朗普試圖遏制中國，但遭遇徹底失敗。 

然而，伯格斯滕的這個建議如今在華府會被認為是過於“理想化”的。連他的“同道人”佐立克和前美國財長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也認為，如今的政治大環境不利於探索重建美中關係的新路。 

佐立克承認，美國對華敵意使得兩國關係斷裂，現在處於相當危險的趨勢。他說：“如果我坐在北京的位置，我也會得出結論：美國不會接受中國崛起，中國要據此自己行動。”俄烏戰爭爆發，只要中國採取任何行動被美國認定為支持俄羅斯，兩國新的爭鬥就會開始；中國自己也感受到美國的下一次制裁目標就是中國。 

佐立克表示，美國的安全專家似乎只有一個模式來與“威權國家”打交道，那就是冷戰模式。但實際上，對華接觸在一系列事情上是發揮作用的，比如在全球金融危機中，以及在一些國際安全問題上，中國都曾經給予合作。他說，如果今天再發生2008年那樣的金融危機，考慮到今天的美中關係，金融危機將是非常難以應對的。

佐立克指出，重建中美關係需要一步步地來。在兩國現在嚴重缺乏信任的情況下，要有務實的解決問題的例子，來逐漸恢復和積累信任。他建議美中通過多邊機構展開非正式合作，比如在IMF中加強美中合作；美中可以通過亞投行或世界銀行新加坡中心這樣的機構進行合作。兩國還可以通過處理知識產權、技術轉讓等問題，移除一些關稅。

薩默斯認為，對於重建美中關係，不要設定過高的理想；做到“不挑釁、相互保證”，儘管不夠高尚，但比較可行。

依然“堅持理想”的伯格斯滕表示，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符合中國核心利益，是中國奇跡的基礎，希望中國從自身的核心利益出發，與美國合作，在維護國際經濟秩序中發揮更大作用。

伯格斯滕希望美國改變想“放倒中國”的思維，認識到中國已經在經濟上與美國並駕齊驅，不管你喜不喜歡，都要與中國合作，那意味著美國將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協。比如美國應當加入亞投行，美中在IMF可以更好地合作，雙方可以對等地取消一些關稅等。

薩默斯和佐立克都肯定亞投行自成立以來，按照國際通行規則行事。他們都認為奧巴馬政府當時拒絕加入亞投行是個錯誤，但又承認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美國不太可能加入，美國國會不可能批准出資承諾。

薩默斯和佐立克聲稱中國今後可能面臨經濟放緩、人口老化等挑戰，將給美國向中國提出合作要求以機會。伯格斯滕則認為，即便經濟發展放緩，中國也已經發展到與美國並駕齊驅的那一步，這是前蘇聯和日本在上世紀從未達到的接近美國的地步。因此無論美國喜不喜歡，都不得不與中國合作，才能維持現行國際經濟體系，應對全球面臨的共同挑戰。

今年是《上海公報》50年。佐立克表示，在那個非同尋常的外交行動中，美中雙方確認他們的分歧所在，同時也注意到可以合作的領域。就像基辛格所說，那是一起向前邁進的路線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