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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權威的外交期刊《外交事務》最近對外交學界的68位學者進行觀點調查，問題是：美國對華外交政策是否太過敵對？調查結果呈現兩極分化，26位學者同意或非常同意美國對華政策太敵對的說法，32位學者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這種論斷，10位學者表示保持中立。

這些學者主要來自美國，也有来自中國、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國。認為美國對華政策太敵對的學者包括芮效儉、貝德、李成、歐倫斯、金駿遠、史文、任雪麗等，不認為美國對華政策太敵對的學者包括米爾斯海默、博明、布萊恩、麥艾文、范亞倫、黎安友、葛來儀、沃爾特等，保持中立的學者包括約瑟夫·奈、何瑞恩、王緝思等。

認為美國對華政策太過敵對的學者主要是擔心，美國過度聚焦於競爭，尤其是在台灣等中國核心利益問題上採取冒進行動，可能導致大國衝突，甚至戰爭。

前美國駐華大使、威爾遜中心傑出研究員芮效儉（J. Stapleton Roy）表示，亞洲國家希望美國繼續在西太平洋扮演主要角色，在安全和經濟上制衡中國。美國太過專注於安全，而在經濟方面提供得太少。美國對中國行為的過度反應模糊了“過分自信的中國行為”與“中國認為美國威脅核心利益而做出反應”之間的區別。這尤其體現在台灣和南海。美國對華政策也沒有充分考慮到該地區國家與中國之間的巨大經濟利益，使它們被迫在美中之間做出選擇。

芮效儉指出，美國對華政策缺乏細微差別，正在削弱美國本應從亞洲抵制中國主導該地區而獲得的優勢。從亞洲的角度看，美國對中國的強烈敵意，增加了發生損害亞洲各國利益衝突的可能性。美國對中國反應過度，顯示出了強硬的姿態，削弱了亞洲對美國能夠以符合他們利益的方式處理與中國關係的信心。美國本可以做得更好。

前白宮國安會東亞事務高級主任、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貝德（Jeffrey Bader）說：中國難相處，在某些方面發展消極，但將其視為一個“通用的對手”，完全違背了美國的利益。

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金駿遠（Avery Goldstein）指出，中美雙方現在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各自給對方帶來的挑戰上，姿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採取實際措施來管理兩國關係。雙方應在雙方有共同利益的領域（流行病、氣候變化）開展合作。但更重要的是，確保敵對言論不會阻止人們更多地關注日益激烈的競爭關係帶來的風險，美中存在嚴重的利益衝突（軍事安全部署，不斷惡化的領土和主權爭端）。

金駿遠強調，冷戰的教訓是，美國可以在確保自身重要利益的同時，設法降低在核時代發生災難性大國戰爭的風險。不幸的是，只有在美國和蘇聯經歷了慘痛的危機和有限的戰爭之後，他們才吸取了這一教訓。他說，增加敵意可能會讓人感到滿足，並服務於狹隘政治利益，但這也使加強防範局勢升級變得更加困難。當利益衝突導致可能帶來災難性後果的對抗時，這種防範升級是必要的。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會長歐倫斯（Stephen Orlins）說：美國國內政治主導的政策比符合美國人民利益的政策更具敵意，現在這種情況在過去42年裡是最嚴重的。

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表示，北京方面認為，美國結束阿富汗戰爭是為了按照拜登總統所描述的方式，為與中國的戰爭做好準備。相互的敵意正將兩國引向一場潛在的毀滅性戰爭。可悲的事實是，美國公眾並不了解情況。

昆西研究所東亞項目主任史文（Michael Swaine）指出，美國把對中國國內政策的道德譴責與對國家利益的務實盤算混為一談。用缺乏支持的“種族滅絕”指控來妖魔化中國，虛偽地批評中國違反基於規則的秩序，以及以零和的“民主對抗獨裁”來設計美中關係，可能會帶來良好的政治舞台，但對促進美國的利益沒有任何幫助。相反，這些聲明和政策只是加強了對中國政府的內部支持，讓朋友和盟友感到警惕，破壞了與中國領導層達成基於明確紅線、相互克制和創造性外交共識的協調努力。

麻省理工學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何理凱（Eric Heginbotham）指出，競爭因素似乎幾乎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唯一焦點。他認為，加強美國的地區聯盟和維持美國的軍事威懾能力對地區穩定至關重要，但與中國在利益重叠的領域開展合作有助於穩定。也許更重要的是，美國政策的某些方面，特別是對台政策，可能會促使美國與中國發生衝突。國會正在扮演一個特別不幸的角色，“台灣旅行法”和“台灣加強法”等立法措施破壞了與中國的外交基礎，是對中國的不必要挑釁。

兩年半前因為散佈美中競爭是“文明衝突”而引發爭議的前美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卡內基梅隆大學教授斯金納（Kiron Skinner）也認為美國對華政策太過敵對。

不認為美國對華政策太過敵對的學者中既包含曾在特朗普政府任職的對華“鷹派”，也包含一向對華立場強勢的學者。他們主要是相信，美國對華政策轉向強硬是對中國影響力擴大帶來挑戰的必要應對，但他們中有不少人認為，美國除了政策強硬，也應當有“巧妙”戰略。

曾經鼓吹“美中必有一戰”的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宣稱：中國正在模仿在西半球取得霸權的美國，想在亞洲成為霸主。美國出於戰略原因，致力於阻止中國成為地區霸主。美國別無選擇，只能與中國進行艱難的平衡。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兩個大國之間的競爭，實際上是一場新的冷戰，只會加劇。希望這不會導致熱戰。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辯解：拜登政府的中國政策不是要阻止中國的崛起或推翻中國共產黨，而是要阻止中國在地區或世界上取得主導權。

前白宮國安會東亞事務高級主任、喬治城大學教授麥艾文（Evan Medeiros）稱：中國是一個“強大的、憤怒的、孤獨的”崛起中的大國，這需要美國巧妙地運用競爭戰略來塑造它。這將不可避免地產生摩擦。美國不僅需要習慣這一點，還需要明智地使用它。

保持中立的學者主要是承認美中競爭不可避免的現實，但相信美國政府可以做得更好。

前白宮中國事務高級官員、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何瑞恩（Ryan Hass）表示，戰略的核心是推進利益、維護價值、增強與盟友和夥伴的凝聚力。人們希望拜登政府能夠將討論從強硬的問題轉移到取得切實成果的有效性的措施上。

唯一受訪的中國學者、北京大學教授王緝思說，在美中兩國利益和價值觀日益不相容的情況下，美國對中國採取更加敵對的政策是不可避免的。大多數中國觀察人士可能會說，美國對中國過於敵對，他們可能希望中國對美國也更強硬。這就形成了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