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比大蕭條更嚴峻

去年競選時，拜登曾多次提到羅斯福總統，一次在接受CNN訪問時，他曾説，“坦白說，新冠傳染病可能是近代史中遭遇到的最大挑戰…可能超過了羅斯福所面對的…”

上世紀，羅斯福面對的是經濟大蕭條，他在1932年接受民主黨提名時提出了新政（New Deal），然後在1933年到1939 年的七年中制定了一系列方案，包括由政府雇用大批失業人口從事各種基礎建設工作，植樹造林，成立田納西水利工程管理局，建造其他大壩，制定最低工資，工人有權集體跟雇主談判，發救濟金給農民，以及房貸援助等。當然，他最重要的，一直實施到今天的措施，就是社保。

比較言之，新冠傳染病的負面影響好像并沒有那麽嚴重，所以拜登似乎有點誇大其詞。儘管如此，拜登對疫情的重視與其前任川普的不作爲形成了强烈對比。他上任第一天就拿出了長達200頁的抗疫計劃，并且在極短時間内擴大疫苗生產，動用軍隊協助運輸和接種的工作，使美國接種疫苗的人數平均超過歐洲各國一倍，超越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更多。

在就任之後的兩個月内，他還通過了1.9萬億的Covid-19紓困救濟。這個近2萬億的大手筆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因爲，他把1400 元的現金直接交到了低中收入者手中。這跟奧巴馬在2009年應對次貸風暴的做法完全不同。奧巴馬是把超過7，000億元交給了銀行，以及通用汽車和福特汽車。兩大汽車公司活了下來，可是各大銀行拿了納稅人的錢卻不肯借給身陷困境的小民。後果是，超過750萬家庭的房產被銀行强行拍賣，無數人失去終身積蓄，而銀行家們卻大發年終獎金。美國左派認爲，奧巴馬和他的美聯儲主席伯納科徹頭徹尾是華爾街大鰐的代辦。

福利國思想再現

且讓我們稍作回顧。1963年，甘乃迪被刺後，詹森繼任，雖然僅僅擔任了一任總統，他通過了平權法案和“偉大社會”的許多福利措施，可以說是繼承了羅斯福的執政理念。如果我們說他是羅斯福第二，也無可厚非。可惜的是，由於他發動了極端不受歡迎的越戰，僅僅幹了不到一任就不再參選，民主黨隨之輸掉了大選，所以他反而成爲民主黨福利政策的終結者。

1968年，共和黨的尼克松接任，停止了越戰，但沒有阻擋美國傾向福利國（welfare state）的大方向，可是他被石油危機搞得焦頭爛額不説，還弄出個水門事件。接下來，卡特在位四年，繼續受到石油危機和經濟滯脹的影響，最後還出了個伊朗扣留美國大使館人質事件，一任之後就下臺鞠躬，從而迎來了雷根時代。

雷根徹底扭轉了美國的政治文化。在1980年的就職大典的演講中，他留下了一句名言，“政府不是問題的解決辦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上任後他的第一項行動就是打擊工會，開除全國各個機場參與罷工的領航員。他接下來減稅，刪除許多民主黨時期基於人權，環保等制定的各種法規。這樣，他開創了一個新時代，定下了共和黨的執政理念，即減少政府干預，給予企業更大的自由。是在這種小政府，甚至仇視政府的主流思想的壓制下，克林頓與奧巴馬不敢也不能有大作爲。

克林頓的政績是把聯邦政府赤字高企的情況扭轉了過來，離任時政府有了盈餘。這個情況很快就被非法侵入伊拉克的行動破壞了。奧巴馬的政績是擴大健保措施，亦即ACA，給予低收入人口和有長期病痛的人獲得健保的機會和政府補貼，這些應當算是民主黨在這段時期的主要成就。

但是，奧巴馬這位黑人總統使很多白人心裏很不受用，感受到威脅，這就爲反對有色人種移民的川普創造了機會。他高舉白人至上和美國第一的民粹主義大旗，四年來，顛覆了美國的自由主義信仰，逼迫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爲他個人服務，打破了三權分立的立國常規，胡亂增加關稅，擾亂世界貿易規範，破壞了美國聯盟體制。他是真正的修正主義者。如果沒有出現新冠的黑天鵝，他幾乎篤定連任，那麽他的破壞力度將無可估量。幸好，他的政治前途被新冠摧毀了。如果我們戴上宏觀歷史的眼鏡，這表示：雷根的新自由主義時代就此宣告結束。他留下的爛攤子急需擴大政府職能來處理。

拜登的1.9萬億的紓困法案，以及它獲得70%的民意支持，告訴我們，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美國社會又開始向左轉了。

重建，還原，比原來更好

拜登競選時的口號是重建，還原，比原來更好（Build Back Better）。爲此，他要增加富人（年收入40萬以上）的所得稅，增加企業稅，以及推動基礎建設，擡高最低工資，擴大健保等。他想要隔代繼承的，或者説重建和還原的，就是羅斯福在上世紀三零年代推動的社會福利制度。如果成功的話，那麽他將被認爲是羅斯福第二。

問題是，美國當前有28萬億的國債，而疫情還沒有結束。如果他成功地推出了基建計劃，并能夠落實，那麽國債必然跳到30萬億以上。加上州政府，企業與個人的債務，這無疑會帶來通脹，甚至可能是惡性通脹。考慮到美國目前的製造業占GDP的比例不到20% ，有經濟學家認爲，這將帶來滯脹（高通脹，低成長）。在一個内部分裂，外部環境複雜，不再是唯一超强的大背景下，拜登能否成爲羅斯福第二? 對之我們必須打上一個巨大的問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