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1/2023 第一百八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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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世界政經格局巨變 中國遇挑戰
作者 中評社香港
2020年12月1日


来源:http://hk.crntt.com/doc/1058/8/8/0/105888026.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5888026&mdate=1021230811

 

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閩南師範大學兩岸一家親研究院名譽院長王建民教授與廈門集美大學教授章穎薇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10月號發表專文《世界政經格局巨變與中國面臨的經貿發展挑戰》,作者認為:當前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時刻。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正在發生戰後以來最大變化,並將對全球經濟發展與產業鏈、供應鏈調整產生深遠影響。世界政治經濟巨變關鍵因素有二:一是全球霸主美國確立“美國優先”戰略,奉行國家主義、單邊主義、經濟貿易保護主義與經濟民族主義,以及美國確立的全面“遏華”戰略及施壓盟友建立對華戰略包圍圈,企圖重塑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二是2020年初暴發的新冠疫情及全球蔓延對世界經濟發展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生產重大影響,以及由此引發的主要經濟體對經濟發展戰略、經濟安全與產業發展問題的反思、調整。文章內容如下:

短期而言,全球經濟陷入戰後以來最嚴重與最廣泛衰退,全球政治經濟發展存在高度不確定性與可變性,長期而言則是美國對華戰略調整、對華經濟、貿易、科技、金融等全面遏制以及在涉港、涉台、涉疆與南海等中國疆域敏感問題上的挑釁所帶來的中美對抗風險顯著上升,以及中美關係對抗與新冠疫情所引起的全球政治經濟格局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重大變化。可以說,處於百年大變局之下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調整與變化,影響深遠。

一、國際經濟貿易秩序正在發生重要變革,對華挑戰顯著上升

目前既有的國際經濟貿易格局受到新一輪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與國家間政治關係惡化等因素嚴重干擾。加上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與蔓延,對國際經濟貿易帶來重大衝擊。同時,複雜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與區域安全等因素交織在一起,影響全球經濟貿易發展,影響國際經濟貿易秩序的重大調整。 

 

近年來全球範圍內的貿易摩擦顯著上升。特別是美國在全球範圍內對許多國家或地區發起以提高關稅為主要手段的經濟貿易制裁手段,影響全球經濟貿易發展。其中,美國對華發起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貿易關稅懲罰手段以及對華科技遏制政策,嚴重衝擊中美經貿關係與國際經濟貿易格局。儘管中美在2019年初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定,但受新冠疫情影響尤其是美國持續對華實施經濟制裁與遏制政策,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定落實受到很大影響,到2020年7月執行率祇有36%,而且美國並沒有停止對華經濟遏制戰略,還在持續升高對華全面遏制戰略。美國對華高舉關稅施壓大棒,又對華實施科技與武器出口禁運,不僅無法扭轉不切現實的美對華貿易逆差問題,而且祇會惡化中美關係,影響中美經貿關係與全球經濟貿易發展。

除中美經濟貿易摩擦外,還有許多典型的重大經濟貿易摩擦,不僅美國對歐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與中國台灣地區等以提高關稅與反傾銷為主的貿易摩擦外,美國還對俄歐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堅決反對,實施制裁爭議,日本與韓國因歷史政治恩怨引起的貿易制裁爭議、印度對華經濟全面遏制爭議〔1〕等,均影響到全球正常經濟貿易秩序。

除了傳統的經濟貿易摩擦顯著上升外,近年來大數據與電子商務迅速發展背景下的數字稅爭端成為新一輪最顯著的全球貿易摩擦。2020年以來,菲律賓、新加坡、印度、印尼、泰國、法國等30多個國家已實施或正在準備實施對大型互聯網公司徵收數字稅。作為擁有互聯網公司巨頭最多的美國則表示強烈反對並威脅實施貿易制裁。同時美國還於2020年6月退出OECD框架下數字稅國際協定談判,隨後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對外宣佈,對歐盟、英國、意大利、巴西、印度等10個交易夥伴的數字稅發起“301調查”〔2〕。隨著互聯網與數字經濟的發展,未來國際社會的數字稅、大數據、演算法與電子商務等爭端會持續上升,並將圍繞數字稅制度安排展開艱巨協商,可能與WTO改革、貿易新秩序建立交織在一起,將深刻影響國際經濟貿易格局。 

 

事實上,WTO於2019年1月啟動電子商務多邊談判,已有80多個成員參加,中美歐等均提出不同議案,各方在數據流程和當地語系化、原始程序碼公開和演算法管理、強制技術轉讓、對與電子商務相關設備的非歧視性待遇等方面分歧巨大,要達成協議並不容易,但將成為“後WTO時代”與互聯網時代國際經濟貿易秩序建立的爭奪焦點,對未來國際經濟貿易影響重大。

當前經濟全球化、逆全球化、反全球化與區域經濟化同時並舉,給世界經濟貿易帶來新變數。近年來全球範圍內的逆全球化、反全球化進入新階段,尤其以美國最為典型,對全球經濟貿易秩序的解構與重建影響最大。目前國際貿易秩序發生重大變化的關鍵就在於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國,以單邊主義對抗多邊主義,以貿易保護主義對抗自由開放主義,抵制與阻撓最重要國際經濟貿易協商平台WTO,國際經濟貿易秩序受到嚴峻挑戰。美國主要採取兩手策略,以法律手段助攻、甚至升級貿易戰:一方面通過不信任和攻擊WTO的方式弱化甚至瓦解WTO,故意拖延WTO爭端解決組織的上訴機構任命成員,使該上訴機構陷入癱瘓,此外還威脅要退出WTO〔3〕。

目前國際經濟貿易規則爭奪與區域經濟合作呈現新的發展態勢。

一是WTO運作與改革成為新一輪國際經濟貿易規則爭奪的焦點之一,特別是歐美日要求制定更為嚴格的補貼規則。美國對現行WTO運行機制強烈不滿,進行抵制,導致運行近25年之久的WTO上訴機構於2019年12月10日被迫關閉停止運作,成為目前WTO遇到的最大挑戰。同時,美國對盟友施壓,要求WTO的改革依據美國主張進行。據德國《商報》報道,在中美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定後次日,美國、歐盟與日本在華盛頓舉行三邊會談後發表聯合聲明,同意在WTO框架下強化有關工業補貼領域的國際規則。他們認為現有WTO規則不足以解決補貼造成的市場扭曲,建議WTO修訂多項補貼規定,增加四種被禁止的補貼類型,包括無限制擔保、對陷入困境但無重組計劃企業的補貼、對無法獲利長期融資企業的補貼以及一定程度的債務減免。同時呼籲制定規則以終止強迫技術轉讓,以及鼓勵中國、韓國和新加坡等國家繼續做出更多承諾,即這些國家不能再享有發展中國家的優惠待遇〔4〕。可以說,WTO改革成為新一輪國際經濟貿易爭奪的焦點之一,而又更多針對中國。 

 

二是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否定中國市場經濟地位與美國主導簽署的美墨加自由貿易協定的“毒丸條款”,均在限制中國對外貿易發展與阻撓有關國家與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特朗普上台後,美國政府推翻原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強勢主導重新簽署美墨加自由貿易協定,並於2020年7月1日正式生效。這一協議被認為是一個涵蓋最廣、影響重大的新型自由貿易協定,也是重構21世紀世界貿易協定的一個重要里程碑。該協定不僅增加了數字貿易、金融服務與知識產權等新內容,而且對勞工標準、環保、國企與競爭規則等訂有更為嚴苛的條件,特別是“非市場經濟排除規則”即所謂的“毒丸條款”(指該協議第32條第10款第4項規定:“締約方與非市場經濟國家簽訂協定,將使其他締約方得在6個月通知的前提下終止本協定,並以彼此達成的新協定取代本協定”),成為日後美國與所有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藍本,將對WTO改革與全球貿易規則帶來深遠影響,其中最大衝擊是對中國參與全球自由貿易的影響。

關鍵是對市場經濟地位的認定成為橫亙在中國與世界主要經濟體之間建立公平自由貿易與達成自由貿易協定的最大障礙。長期以來,許多國家對中國發起的反傾銷與反補貼調查,以中國為非市場經濟體為由,以他們認定的第三方(經濟體)價格作為參照,讓中國處於極為不利的地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第15a2規定了如何確定中國產業傾銷比較價格:“如果受調查的生產者不能明確證明生產該同類產品的產業在製造、生產和銷售該產品方面具備市場經濟條件,則該WTO進口成員有權拒絕使用依據與中國價格或成本進行嚴格比較的方法。”不過,此條款同時規定“在任何情形下,第15a2應在中國加入WTO的15年後停止適用〔5〕。2016年中國加入WTO過渡期滿後,認為全面履行了加入WTO的所有承諾,盡到了對WTO的義務,就應認定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不應受到歧視。但是歐盟、美國、日本與加拿大等主要經濟體卻依關貿總協定(GATT)第6.1條和6.2條的反傾銷條款以及確保價格和成本可比性的需要等為由拒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6〕。特別是2016年5月12日,歐洲議會通過了一項非立法性決議,否決中國自動獲得世界貿易組織下的市場經濟地位(歐盟確立了一個國家市場經濟地位的“五大標準”)。2017年10月,美國商務部也出台備忘錄,裁定中國屬於非市場經濟國家(確立了一個國家市場經濟地位的“六大要素”)。可見,市場經濟地位的認定與美墨加自由貿易協定“毒丸條款”的確立,成為影響未來中國經濟貿易發展特別是參與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巨大挑戰,深刻影響未來中國經濟貿易發展。 

 

三是全球區域經濟組織解構與重建同時進行,雙邊與多邊區域經濟整合同時推進,對中國經濟發展帶來更多挑戰。其中美國的“退群”與“建群”同時推進,核心是建構排除中國或“去中國化”的雙邊與多邊貿易體系,同樣影響中國經濟貿易發展。

英國脫歐是全球區域經濟整合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重大解構事件,但影響主要是英國與歐盟的經濟關係,對全球區域經濟整合影響並不十分顯著。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以其非典型的政治風格,開啟了一系列“退群”舉動,其中在區域經濟整合領域的“退群”以退出TPP為代表,重點則是重啟以美國主導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與新的區域經濟合作。

在英美之外,全球範圍內的雙邊與多邊區域經濟整合仍在持續。在美國特朗普政府宣佈退出奧巴馬政府時主導推動的TPP後,日本安倍政府接手主導,在原TPP基礎上推動建立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關係協定),並於2018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同時,日本—歐盟自由貿易協定(EPA)於2019年2月生效,美日自由貿易協定於2020年1月1日生效,美墨加自由貿易協定於2020年7月1日生效,越南--歐盟自由貿易協定於2020年8月1日正式生效。可見,全球範圍內的區域經濟整合併沒有停止,這些自由貿易協定以雙邊為主(美墨加自由貿易協定實際上也類似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其中,歷時8年的越南--歐盟自由貿易協定簽署生效後,越南成為亞太地區第一個與歐盟建立自由貿易關係的新興市場國家。該協定規定生效後越南對歐盟出口71%的產品關稅、歐盟對越南出口65%的產品關稅,即刻豁免;越南與歐盟將用10年時間逐漸削減直到取消雙邊貿易中約99%的關稅〔7〕。同時,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在加速推進,印度退出後的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有望在年底簽署;美國與歐盟、巴西、印度與澳大利亞等就新的自由貿易協定分別進行談判,英國脫歐後,美國也將與英國展開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區域經濟整合雖然呈現雙邊與多邊共存共進態勢,不少成員是雙邊與多邊共同參與,但美國主導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及“毒丸條款”(“非市場經濟條款”)則很可能對全球自由貿易發展與區域經濟整合特別是中國參與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帶來巨大挑戰。以CPTPP為例,中國政府對加入CPTPP表達了積極看法,而加拿大與墨西哥是CPTPP成員,未來中國加入CPTPP可能會受到“毒丸條款”的干擾與限制。 

 

四是歷史與政治等非經濟因素引發新的經貿摩擦與爭議。許多國家或地區將經濟議題政治化,或將政治議題經濟手段化。中美經貿摩擦與對抗表面是經濟問題,即特朗普講的美國對華巨大貿易逆差與美國在對外貿易中的“吃虧論”,發起對華全面經濟圍堵,實際上是美國為了維護其世界霸權地位,將經濟問題政治化,是要遏制中國的崛起。美國退出伊核協議及對伊朗全面禁運與泛化制裁,引發美國與歐洲盟友關係緊張,歐洲被迫建立新的與伊結算系統。特別是日韓因歷史與政治問題,即韓國政府堅持依法追究韓國被害勞工對二戰日本企業索賠案,日本安倍政府於2019年7月出台禁令,對出口韓國的聚醯亞胺、光阻劑與氟化氫等三大關鍵電子材料進行管制,引起日韓經貿制裁戰,進而惡化韓日關係。2020年7月29日,在韓國要求下WTO成立專案小組,開始調查日本對韓三種化學品的出口禁令,日韓經貿摩擦進入國際訴訟階段。另外,韓國法院向二戰中強徵韓國勞工索賠案被告方日本製鐵公司(原新日鐵住金公司)下達扣押在韓資產令,於當地時間即2020年8月4日零時完成公示並開始生效,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表示日本政府拒絕韓方變賣日企資產,稱“韓方此舉將引來嚴重後果”。可以預期,日韓關係將更緊張,經貿摩擦可能進一步升級。

二、美國主導企圖重構“去中國”與“非中國”的二元國際經濟結構

特朗普上台後的一個重要戰略舉措就是企圖推翻現行美國參與的多邊經濟合作體系,以重建“去中國”與“非中國”或針對中國的雙邊經濟體系,同時抵制WTO體系,核心就是將中國排除在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之外,以達到遏制中國的戰略目的。美國除退出或抵制多邊體制及建立有“毒丸條款”的雙邊國際經濟協議外,企圖瓦解有中國參與的現行多邊國際經濟體制,並採取了一系列重大舉措。

(一)美國在多邊國際事務中極力排除中國

國際社會有兩個重要經濟峰會平台。一個是G7峰會,一個是G20峰會。G20作為全球經濟治理主要平台,已取得廣泛共識。20世紀70年代,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意大利與加拿大等7個工業化國家確立定期會晤機制,G7就此誕生,旨在對國際經濟、政治形勢進行政策協調,G7峰會成為主要工業國家會晤和政策計劃的重要機制。1997年,俄羅斯加入G7,G7變G8。2014年,烏克蘭危機暴發後,西方抵制俄羅斯,拒絕其參會,又恢復G7峰會。2020年,美國主辦G7峰會,特朗普又表示邀請韓國、俄羅斯、印度與澳大利亞四國參加在美國舉行的新一屆G7峰會,卻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排除在外,顯然是旨在排擠中國、圍堵中國。但近年日韓關係惡化,日本反對韓國參加,同時英國和加拿大則反對俄羅斯參加,對美國這一擴大G7峰會及遏制中國之舉帶來變數。但美國遏制中國之舉則不會停止,仍會持續在未來的相關國際大型機制或體系中排擠中國

 

(二)在美印太戰略下建立“去中”產業供應鏈的“可信賴夥伴聯盟”與日印澳籌建“供應鏈聯盟”,均旨在抗衡中國。為了全面遏制中國崛起,美國全力推動印太戰略,並在新的形勢下取得新進展。其中一個重要戰略考慮是遊說與爭取澳大利亞、日本、印度、新西蘭、韓國與越南等結盟,建立所謂“可信賴夥伴聯盟”,從經濟與科技方面遏制中國經濟發展。據台灣經濟學界估算,這一聯盟經濟規模達33萬億美元〔8〕。同時,同屬印太戰略核心成員的日印澳正在籌建“供應鏈聯盟”,負責貿易和商務的部長將在近期舉行一次正式會談,尋求制定一項“供應鏈彈性倡議”,以減少對中國的依賴。最初倡議者日本還提出一個雙重目標計劃,即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使印太地區成為“強大的經濟動力”,同時在夥伴國家之間建立供應鏈互補關係〔9〕。

(三)在國際海底電纜建設中排除中國企業。美國阻撓太平洋光纜聯接香港與中國內地。目前亞太地區三個重要的國際海底電纜網絡樞紐中心分別為東京、香港與新加坡。由美國谷歌、臉書與中國第四大電訊公司鵬博士集團共同在香港成立的太平洋信息交流公司(PLDC)投資興建太平洋光纜網絡(PLCN),於2018年鋪設,2019年完成。2020年4月8日,美國通信委員會(FCC)同意谷歌要求,這一海底光纜連接台灣,而不允許連接香港。

(四)歐美日企業成立排除中國的企業聯盟組織。2020年7月初,來自歐洲、美國和日本的23家製藥巨頭(包括歐洲的葛蘭素史克、默克、拜耳等12家企業,美國有強生、輝瑞等6家企業,日本有衛村、鹽野義製藥等5家企業)注資10億美元,成立“抗生素研發基金”,專門用於開發新的抗生素藥物〔10〕。同時這一基金獲得世界大型製藥企業組成的國際藥品製造商協會聯合會(IFPMA)支持。該基金力爭10年內研發出2-4種藥物。德國《經濟新聞報》於7月12日明確表示這將有利於上述企業減少對中國抗生素的依賴。因為全球重要抗生素製藥成分90%以上來自中國,而且歐美大多數抗生素生產線也已經轉移到中國生產。

(五)美國主導成立“開放無線接入網絡政策聯盟”(ORAN)。美國主導,由微軟、谷歌、IBM、思科等30多家科技和全球電信企業,發展更多的5G關鍵技術與設備,以封堵華為,實現超越

 

(六)美國政府推動“清潔網絡計劃”,企圖將中國排除在世界網絡體系之外。2020年8月初,美國政府開始推動“清潔網絡計劃”,包括清潔電信承運商、清潔應用程序商店、清潔應用程序軟件、清潔雲端與清潔電信電纜等,企圖遏制與阻止中國電信與科技企業參與,建立沒有中國的世界網絡體系。。

(七)美國試圖建立“一球兩制”體系即“中國標準”與“美國標準”。核心是建立“非華”泛5G聯盟,對抗以華為為代表的中國5G發展。30年前美日貿易大戰,當時日本有個TRON作業系統,是免費開放的。1989年美國對日本祭出“超級301條款”,反對一切和TRON相關的產品,包括使用TRON作業系統的電腦。《華爾街日報》引用一位美國貿易官員的話表示:“TRON是日本官僚系統想要控制世界的陰謀,是對美國稱霸電腦科技的威脅。”最後日本企業在壓力下紛紛停用,TRON系統很快在市場消失〔11〕。儘管美國在5G發展中不佔優勢,但依靠強大的經濟與政治影響力,支持愛立信、諾基亞等國際5G電信大企業,與美國的高通、英特爾等公司合作,建立排除包括華為在內的中國企業。2019年5月,在捷克布拉格召開的5G安全會議共有30多個國家參加,但在5G擁有先進技術的中國卻排除在外。美國為了遏制中國崛起,率先從遏制中國高科技產業入手,將5G作為最關鍵的突破口,限制美國使用最先進、最具競爭力的華為電信與5G設備,採取一個接一個強有力措施,在支持歐洲愛立信與諾基亞兩大廠商的同時,並施壓盟友,企圖形成一個孤立中國的西方國際電信設備聯盟。郭台銘認為,未來世界會有兩套系統,一套中國的,一套美國的。事實上,長期以來,在國際上也存在兩套或多套標準。汽車就有左右兩種方向盤,電壓有110V與220V,計量單位有公制和英制,電插座也有歐洲與中國兩種系統,手機有安卓與蘋果iso兩種系統。現在美國在遏制中國戰略下推動“非中國”的技術系統與標準,不祇是切割全球化與一體化,而是會對整個全球經濟與產業發展帶來深遠影響。許多國家或地區面臨新的選擇,更牽動國際投資與經濟合作的大變化。

(八)對抗與遏制中國宣導的“一帶一路”建設。中國宣導的“一帶一路”建設,取得了重大進展。不過,美國從一開始就態度消極,並在調整對華戰略後轉為全面抵制與對抗,並積極施壓盟友及相關國家或地區。一是推進“藍點網絡”基礎設施計劃,作為落實印太戰略的一環,對抗中國宣導的“一帶一路”建設。2019年,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宣佈了“藍點網絡”基礎設施計劃。同時美國積極拉攏相關國家加入所謂的“透明基礎標準的”藍點網絡計劃。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於2020年5月24日批評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加入中國宣導的“一帶一路”,並以中斷與澳合作進行威脅。二是推動“經濟繁榮網絡”(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EPN)計劃,企圖建立反華經濟聯盟。美國務院主管經濟、能源與環保的副國務卿克拉奇(Kerch Krach)於2020年5月初正式對外公開這一計劃,目的是取代現行的國際自由市場規範。美國主導與所謂共享價值國家或地區合作,目前名單包括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韓國、台灣、以色列與印度等,另外新西蘭與越南也在考慮之列,甚至包括哥倫比亞等拉美國家。與CPTPP不同的是,EPN是以美國為中心,加入的條件除共享價值外,還必須不能與中國、俄羅斯、伊朗、朝鮮有經濟緊密聯繫或進行經濟脫鈎〔12〕。即其目的就是在經濟上“去中國化”,建構由美國主導的新經濟聯盟和新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與價值鏈〔13〕

 

三、一些國家或地區以經濟安全為由加大對境外投資審查與管制,嚴重影響國際經濟產業技術合作 

當前國際社會或主要經濟體圍繞5G、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一輪高科技領域發展展開激烈競爭。其中美國以國家力量對華為與中興等中國高科技企業進行打壓及施壓盟友共同遏制,影響到正常國際商業競爭與國際經濟產業發展。同時,新冠疫情影響後,全球範圍內不少國家或地區以經濟安全為由對外商投資與企業併購採取更為嚴格的管制措施,而針對中國企業投資與併購管制更為明顯。其中以美國、歐洲、日本、印度及中國台灣地區等最為典型。 

美國持續加強針對中國企業的投資與併購等管制與審查。其中,美國外商投資委員會(CFIUS)(依據1950年頒佈的《國防生產法案》第721條,經總統批准於1975年成立),是一個有非常嚴格保密條款的不透明外資審查機構。近年來CFIUS不斷加強對中國企業在美投資的審查,實質就是阻撓。不僅直接阻撓中國企業在美投資與併購,還間接阻撓中企對與美國相關的其他國家投資併購案。201711月,CFIUS就以安全為由阻撓中國科瑞集團收購德國血漿產品生產商生物測試公司(Bi0test),祇因為後者在美國有分公司。美國政府於2017年開始對CFIUS進行改革。20188月,美國政府頒佈《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被外界認為是CFIUS成立40多年來最重大的法案修訂:要求嚴格審查外資收購美國公司,並對外國投資美國企業提供國家安全評估報告。其實就是要遏制與阻止中國企業對美投資和併購,避免中國從中獲取所謂美國先進技術〔14。英國《金融時報》評論認為這一修訂法案的出台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國家安全而非經濟利益,已成為左右在美外國投資的關鍵因素20181110日起,美國財政部實施新規,要求外國投資者在美進行投資交易時,凡涉及美國27個行業關鍵技術(包括半導體、電信和防務等)都必須提交給CFIUS進行國家安全評估,違反規定者將面臨嚴重罰款,最高可與擬定的交易金額相同。美財政部官員表示該法案頒佈以來,CFIUS已清理了價值近4000億美元的交易〔15 

歐洲國家也普遍加強了對外商投資管制以及針對華為的遏制。2018年,德國政府通過《對外貿易和支付法案》修訂案,將國外企業併購德國企業的審查門檻(持股標準)從25%降低到10%20204月,法國政府宣佈,非歐盟投資方收購法國大企業10%及以上股份時必須接受法國政府審批〔16。英國、西班牙等也紛紛收緊外商投資。20193月,歐盟通過了《歐盟外商直接投資審查條例》,確立了關於外商對歐盟直接投資的審查框架,將於2020101日生效。可以說,歐洲普遍加強了外商投資與企業併購的審查與管制。 

 

疫情以來,日本政府正積極謀劃調整國家安保戰略,其核心之一就是強化經濟安全,將高端製造業與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避免外資以收購方式掌握〔1720205月初,日本《外匯法》修正案生效,大幅提高外資收購日本企業,特別是大型製造業、科技企業、軍民兩用領域產業的門檻,日本財務省還列出重點企業清單,要求這些企業在接受外資併購時必須加以申報。同時日本政府還要求科研部門在申請政府研究資助時,必須申報投資的外資贊助情況〔18。另外,為防止核能、雷達等尖端技術外泄,日本文部科學省要求國內全部86所國立大學部門加以管理,並制定相關規定。 

印度國內出現一股強大的經濟民粹主義浪潮與反華逆流,全面遏制中印經濟關係發展,對中資在印投資與經營進行特別限制,以降低所謂印度對華經濟依賴,提高印度經濟自主性。新冠疫情後,印度強調在本國打造所謂的自立經濟圈構想,莫迪總理於20205月提出總額約20億盧比的大規模經濟發展計劃,核心內容是以經濟、基礎設施、技術、人口和需求為五大支柱,以煤業、礦業、國防、民航、電力配送、基建、太空、原子能為八大領域,打造自給自足的印度,不論其實現的可能性有多大,顯示了印度強化經濟安全的內向型發展思維。印度經濟民族主義思潮上升,加上中印關係因邊境爭議惡化,印度政府加強防範中國經濟,不僅於2019年宣佈退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而且對華採取一個又一個的經濟保護主義措施,包括抵制中國商品、限制中國投資、禁用中國手機APP軟件和中國設備及取消中國企業參與印度基礎設施建設等。印度外交官員強調經濟自力的重要動因就是重新評估在關鍵行業的原料、部件對某個特定國家和地區的過度依賴19,其實就是要減少經濟對華依賴。同時,印度政府正計劃要求國際大型科技企業共享數據,並決定設立一個新的監管機構,實行非個人資料監管計劃,要求谷歌等公司提供匿名及非個人使用者資料,以說明莫迪政府數字印度發展戰略,卻引起國際跨國公司的擔憂。 

中國台灣地區更是積極配合美國,推行經濟上脫中融美戰略。近年來,蔡當局不斷出台限制大陸企業在台投資、限制台採購華為、中興等大陸通信設備等政策,阻撓兩岸經濟合作政策。特別是於20208月宣佈將對陸資赴台投資採取更為嚴格的認定標準,將改為逐層認定,未來兩岸經濟關係發展變數增大。 

 

可以說,美國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在打壓競爭對手華為、中興等中資企業的同時,加大遏制與阻撓中資企業赴美投資。受此影響,中資企業赴美直接投資大幅下降,從2016年的465億美元大幅下降到2019年的48億美元〔20〕。同時,歐洲、日本、印度等國家紛紛在政治經濟等因素考慮下出台限制外商投資的政策與法規。這一政治與政策導向態勢勢必將會影響國際直接投資的動向,影響國際經濟合作,尤其是對中資企業“走出去”與海外發展形成新的障礙與挑戰。

四、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出現重大調整新態勢

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是經濟全球分工的必然要求與結果,是資源的有效配置與提高投資效益的最佳途徑。經濟全球化經過近現代一百多年發展,世界各國或地區之間形成緊密的經濟鏈、產業鏈、供應鏈與價值鏈。然而,近年來,經濟全球化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受到美國強大政治力干擾與破壞,繼而又受到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重大影響,進一步加大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調整與變化。

美國對華戰略重大調整,走向全面對抗與遏制之路,尤其是在經濟上推行中美“脫鈎”與“斷鏈”戰略,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與擔憂。然而,2020年初暴發的新冠疫情又對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帶來新的衝擊,在某些產業與領域出現“斷鏈危機”,讓許多國家或地區重新反省經濟安全與產業供應鏈問題,企圖在戰略或關鍵領域建立相對完整、安全的產業體系與供應鏈,避免出現“斷鏈危機”,影響經濟安全與政治安全。

其實,在美國對華戰略調整與對華發起貿易戰之前,新一輪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調整就已經開始。特朗普上台後美國對華發起的貿易戰與科技戰,則直接影響了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的變化。美國對華出口產品大範圍、大規模徵收高關稅,迫使部分在大陸從事以出口導向為主的台企與外企被迫將部分生產基地向外轉移,其中以台資企業回流與外移最為典型。同時,在美國推行貿易保護主義與經濟民族主義,施壓與打擊中國高科技企業,將不少具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列入“實體清單”,阻止美國企業及使用美國設備與技術的所有境外企業對華為等企業供貨,強行推動中美經濟“脫鈎”,造成華為等中國科技企業面臨“斷鏈”危機,同時影響到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的變動。美國對華經濟“脫鈎”與“斷鏈”策略,不僅影響中國經濟與中美經貿關係發展,而且也影響到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的變化。不少國家或地區高科技企業被迫在中美之間“選邊站”,或重新進行生產基地佈局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發後,則進一步加速了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的調整。新冠疫情對全球產業鏈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對醫療設備、醫用產品與重要戰略物資的生產、供應、儲備的重新認識與政策調整上。台灣學者楊欣倫認為,從疫情發展的角度來檢視,過去全球化追求生產最佳效益與國際分工的供應鏈體系,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恐慌物資爭奪下,必然促成特定領域的供應鏈在國家政策要求下建立獨立自主的、不受外力影響的生產體系〔21〕。《日本經濟新聞》文章認為,由於疫情導致的國際經濟危機,各國收緊了對敏感領域產業與技術的管控,更加重視供應鏈的自主性。就是說,受新冠疫情影響下,許多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思維與產業政策有了新的調整,不再以追求最大經濟效益為優先,而是更強調經濟安全,更關注戰略物資的安全生產與供應。受此影響,不少國家或地區開始鼓勵醫療、防疫與科技等產業的回流與建設,並激發了經濟民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甚至國家主義、排外主義的發展。美國、日本、印度與中國台灣地區等先後提出相應的鼓勵企業回流與撤離的政策措施。

目前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調整呈現如下三大特徵。(一)在國際產業鏈與供應鏈調整過程中,中美經濟戰略博弈最受關注,影響最大。美國在產業與技術上推動“去中國化”,企圖實現中美經濟“脫鈎”與“斷鏈”,儘管因中美經貿關係十分密切、雙邊貿易規模巨大,要完全實現“脫鈎”與“斷鏈”不大可能,但這卻是美國的重大戰略部署與政策導向,在部分產業與領域已形成“斷鏈”的危機,尤其是對華為技術、設備與晶片製造的封殺就是典型。儘管中國政府不希望中美經濟“斷鏈”與“脫鈎”,持續希望推進中美經濟合作,但在現實壓力下也不得不採取某種程度的“去美化”舉措,中國企業被迫減少對美國技術與供應鏈的依賴。華為在智能手機上推出“鴻蒙”系統,同時筆記本電腦等領域推動“南泥灣計劃”,就是要減少技術與產品對美國的依賴,實現自主的技術與非美生產體系。可以說,美國遏華戰略引起的中美經濟對抗及科技產業的“去中化”與“去美化”,必然影響到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的重大調整與變化。 

 

(二)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出現新的調整動向。麥肯錫研究所(MGI)最新研究報告警告,在貿易戰、網絡攻擊、傳染病疫情(新冠)與氣候變遷等威脅下,(全球範圍內)企業未來3-5年可能會將全球四分之一的產品(包括通訊設備、服裝、石油產品、運輸設備和採礦等)移往新的國家生產。估計這些產品約占2018年全球貿易的16-26%,總值約2.9-4.6萬億美元;供應鏈所受的威脅日益嚴重,將重創企業獲利,估計新冠疫情可能造成全球超過5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22〕。其中,東南亞、南亞與拉美等新興市場成為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與供應鏈調整的主要地區。新一輪國際資本對華直接投資下降或部分撤離,則主要流向東南亞與印度等地區。本來向生產成本較低地區資本轉型與投資是一種正常的國際經濟現象。近年來,包括中國大陸企業、中國台灣企業、日本企業、韓國企業等在內已向東南亞與印度等地轉移投資。祇是,中美貿易戰與科技戰以及新冠疫情暴發,加速了資本向這一地區轉移進程。日本與中國台灣地區在政策鼓勵企業回流的同時,一個重要立場就是鼓勵與協助企業轉向東南亞與印度等地區。

(三)新冠疫情後許多國家或地區開始了“重建供應鏈”的政策計劃,完善自己的供應體系,同時部分國家出台政策鼓勵企業回流。新冠疫情讓許多國家或地區認識到,醫療等重點戰略物資不能高度集中單一市場,否則會嚴重影響醫療與戰略物資的供應,應建立自己的醫療與戰略物資的供應鏈。同時,美國、日本、印度與中國台灣地區就出台政策鼓勵企業回流。日本政府宣佈於2020年4月正式確立“撤離補助政策”,為撤離在華企業提供總計2435億元日元(約195億元人民幣)的財政預算補助。2020年7月17日,依據日本經濟產業省消息,87家在華投資生產口罩、消毒液和汽車零部件的企業申請撤離中國,日本政府補助金額700億日元(45.7億元人民幣)〔23〕。3個月申請撤回日本的有57家(在華日資企業有3.5萬家),申請轉型到東南亞的有30家。台灣當局自2000年陳水扁上台後就鼓勵台商回流,一直延續到蔡英文上台,長達20年時間,但效果有限。直到2018年中美經貿摩擦加劇及美對華大幅提高關稅與打壓華為等科技企業後,加上台當局減稅等政策鼓勵,台商回流才出現一個高潮。到2020年上半年,台商返台投資與境外資金回流規模突破1萬億元新台幣。

不過,中國作為世界重要生產基地與供應鏈上最重要一環的地位不易取代,仍是跨國企業佈局的重要一環。多個對外商調查結果顯示,外資大企業也多肯定中國市場,不會輕意撤離。無論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如何變化,中國仍是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上最重要的一環,不易取代

 

注釋:

1〕包括下架中國APP、對中資企業在印投資進行嚴格審查、對中國進口產品設置障礙、全印貿易商聯合會要求印政府將華為和中興公司排除在5G網絡建設之外及要求印度電信公司放棄使用中國這兩家公司的5G技術與設備等。

2〕賈平凡,“美國貿易霸凌惹火上身”,《人民日報》,2020年8月11日,第10版。

3〕劉孔中,“貿易戰、大數據與演算法”,《月旦法學》(台北),第303期,2020年8月,台灣元照出版社。

4〕青木,“美日歐施壓WTO改補貼規則”,《環球時報》,2020年1月16日。

5〕 劉孔中,“貿易戰、大數據與演算法”,《月旦法學》(台北),第303期,2020年8月,台灣元照出版社,第77-78項。

6〕 劉孔中,“貿易戰、大數據與演算法”,《月旦法學》(台北),第303期,2020年8月,台灣元照出版社,第77項。

7〕允煦,楊沙沙,“越歐自貿生效,中企面臨‘雙刃劍’”,《環球時報》,2020年8月8日,第4版。

8〕林庭瑤,“蔡英文反ECFA嗎?”,台灣《新新聞週刊》,第1743期,2020.07.30-08.05.

9〕李雪,“日印澳建‘供應鏈聯盟’抗衡中國?”,《環球時報》,2020年8月24日。

10〕《環球時報》,2020年7月13日。

11〕“兩大5G標準不奇怪”,台灣《旺報》,2020年5月18日。

12〕郭崇倫,“新反中聯盟:經濟繁榮網絡”,台灣《聯合報》,2020年6月1日。

13〕張茉楠,“美國推出經濟繁榮網絡計劃,試圖構築反華聯盟”,《中美聚焦文摘》中文版,2020年7月號。

14〕魯銘、青木等,“2.0版美國外資委,針對中國的工具”,《環球時報》,2020年8月14日,第7版。

15〕魯銘、青木等,“2.0版美國外資委,針對中國的工具”,《環球時報》,2020年8月14日,第7版。

16〕駐外記者聯合報道,“出海中企全力防範地緣經濟風險”,《環球時報》,2020年8月8日,第4版。

17〕 駐外記者聯合報道,“出海中企全力防範地緣經濟風險”,《環球時報》,2020年8月8日,第4版。

18〕駐外記者聯合報道,“出海中企全力防範地緣經濟風險”,《環球時報》,2020年8月8日,第4版。

19〕 樓春豪,“印度經濟‘自立’會走向‘孤立’嗎”,《環球時報》,2020年8月5日。

20〕黨森,“中美在‘脫鈎’嗎?——基於數據和案例的全景考察”,鳳凰網,2020.8.19.

21〕楊欣倫,“台商開闢新產業聚落勢在必行”,台灣《工商時報》,2020年8月2日。

22〕林聰毅(編譯),“全球四分之一產品供應鏈重洗牌”,台灣《聯合報》,2020年8月10日。

23〕鍾玉玨,“安倍出手,助日企撤出大陸”,台灣《中國時報》,2020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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