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控制货币，就能控制世界。（Who controls money can control the world.）”---亨利. 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

货币缘起

货币，英文称Money或Currency，就是大家常说的钱、钱币、金钱、钱财、通货，或俗称钞票。

人类史上影响力最大的发明是什么？车轮、蒸汽机、原子弹……都比不上涵盖一切、无所不至、须臾不可或缺的“货币”。货币是像水一般方便流动的财富，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非常活跃的角色，堪称现代经济活动的第一要素。

货币的基本定义是：在商品或劳务的支付中或债务的偿还中被普遍接受的所谓“一般等价物”；它的基本功能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并在应用中产生了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等派生功能。

货币流通与信用概念相结合，造就了一个称为金融的庞大产业。金，资金也，实则就是货币；融，即融会贯通。金融就是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活动的总称。

世界各国的货币，普遍经历了原始实物货币（如牲畜、兽皮、五谷、布帛、农具、陶器、木材、盐、稀有贝壳、珠玉宝石、珍奇鸟类羽毛等许多普受欢迎的商品）、金属货币、本位纸币和信用纸币等不同历史阶段。

纸币远比实物或金属货币来得使用方便，但纸币本身与金属货币或实物货币不同，只是一张精印的花纸而已，除了观赏和收藏外，谈不上什么价值。纸币之所以能够被接受为“一般等价物”，必须让人们相信它能代表相应的实物价值。建立这种信念的最简单可靠的办法，就是以贵金属或实物作担保。这种担保体系，即所谓纸币的本位制度。

早先盛行过古典的或纯粹的“金本位”或“银本位”纸质货币，分别以黄金或白银作为货币体系的基础，担保纸币有了坚实的“刚性”价值基础。二战末期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种国际性金汇兑本位制，纸币美元保证可兑换定量黄金，因此美元被称为美金。

随着商品交易活动迅速发展，需要更多货币以完成支付和储备，可是黄金或白银供应往往跟不上需要；或者说发行纸币过多，不能保证兑现黄金或白银，那么上述本位制度就难以为继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世界进入浮动利率时代，人们称之为“无体系的体系”，意味着贵金属本位制的终结，此后各国流通的纸币不再能兑换贵金属，转进为无本位的信用货币。

于是，纸币的存在必须依靠“信用”为支持；这种信用靠的是政府的立法保障，以及人们对此货币的信心，两者缺一不可。归结到一点，就是发行者的政府和机构必须维持纸币具有相当稳定可靠的购买力；否则纸币就会贬值以至一文不值。

按诸货币流通规律，为了维持商品价格水平稳定，保障货币信用，商品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取决于三个基本要素：参加流通的商品量，商品的价格水平，以及货币的流通速度。换言之，货币发行量的变化必须同社会商品流通需求和货币流通速度相适应。

货币的电子化（数字化）

20世纪中后期以来，网络科技趋于成熟；货币领域兴起了一种崭新的型式 — 电子货币（Electronic Money），是指依靠电子设备网络运用数字化记账方式代替现金实现流通功能的货币；客户可将一定金额的现金或存款在发行者（例如银行或第三方支付机构）处通过电子化亦即数字化方法转换成为相同金额的数据，并将该数据转移给送往对象，从而取代纸币或其他形式的辅币，执行储存、支付、转账、汇兑、清偿债务等各种货币流通任务。

电子货币没有物理形态，只是体现了持有者的金融信用；使用简便、安全、迅速（瞬间完成）、可靠、节省，实现了价值传送的无纸化，利于增加社会效益，更好地满足现代金融服务业发展的需要。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电子货币的应用现已遍及社会生活，诸如通过磁卡/智能卡（储值卡、借记卡、信用卡等银行卡）或网上操作（网银、电子现金等），以及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服务等媒体实现电子货币流通，可融储蓄、信贷和结算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取代了纸币或辅币，广泛用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领域。

实际上，上述电子货币只是以既有的实体信用货币（现金或存款）为基础的一种“价值保存”手段，其前提为电子货币与实体信用货币之间能以1 ：1比率交换；本质上与信用纸币是完全一致的。

或者说，上述电子货币只是信用货币的电子化处理形态，是由一组含有用户的身份、密码、金额、使用范围等内容的数据构成的特殊信息。人们使用电子货币交易时，交换的是相关信息，无论形态如何，其源头都是国家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定主权信用货币，即法币。所以，本质上电子货币只是以既有法币为基础的二次货币，而非独立的通货。

电子化亦即数字化，是货币形态演变的最新高科技型式，数字支付系统是必然的大趋势，而数字货币则是一切数字支付的核心。现今COVID-19疫情全球肆虐，人们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网络购物、网络课程、居家办公、远程诊疗都在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疫情好比催化剂，正进一步加快无接触的数字化经济的发展。

迄今为止，全球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的法币都是纸币附加少量金属辅币。当前许多国家顺应大势，正在力推源头货币亦即法定主权信用货币的电子化亦即数字化。

不同的数字货币

“电子货币”与“数字货币”是一回事。现在人们惯于把“电子货币”（Electronic Money）狭义地用来称呼上述“二次货币”，而将电子化的源头货币称为“数字货币”（Digital Currency），以资区别。

“名正则言顺”。由于“数字货币”花样、名目繁多，本文切题谈论法定主权“数字货币”之前，宜对区块链技术，虚拟货币、比特币和稳定币等有所说明。

区块链（Blockchain）是一种新兴的数据库技术方案，具体地讲是一种不依赖第三方、通过自身分布式节点进行网络数据的存储、验证、传递和交流的账本技术；其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信息技术的新型应用模式，具有“不可伪造”、“全程留痕”、“可以追溯”、“公开透明”、“集体维护”等特征。

区块链技术分为公有链和许可链两大类。公有链具备去中心化、匿名性和透明性的特点。许可链并不去中心化，政府可对其进行有效的法律和技术监管。

依托区块链的公有链架构和智能合约技术以及分布式的理念，近十年来出现了以比特币（Bitcoin，2009年1月3日始发）为首的五千多种去中心化加密“虚拟货币”（Cryptocurrencies）。由于信息混杂，鱼目混珠，社会上产生了它们是未来的全球货币，会持续升值等错误观念。

其支持者标榜这种 “虚拟货币”的完全去中心化和匿名性、不需要国家主权背书、不需要任何实际资产挂钩，以为最终将取代各国法定货币，成为国际通用货币。实际上，这种去中心化的虚拟货币本身只是一串码，脱离了主权信用，没有信用基础，也不与任何有价值的物品挂钩，既无价值可言，谈不上购买商品或服务的交易功能，投机炒作现象严重，币值波动如过山车；严格说来，是违反了货币发展的逻辑与规律，根本不具备货币属性，只算得一种类似于游戏币的投机性金融产品而已。

尽管比特币等“虚拟货币”时而市值高企，批评者以为就像十七世纪荷兰的郁金香，引发了疯狂的投机热潮，但其投资价值仅仅取决于有没有下家愿意出更高的价格接盘，最终只留下分文不值的残花败叶和惨不忍睹的银行账户；所谓未来国际通用货币之说可谓无稽之谈。

基于加密虚拟货币跨国境、跨平台的匿名特性，诸多庞氏骗局、勒索软件、毒贩洗钱和非法资产转移等犯罪活动均可藉以实现。大多数国家对此持谨慎态度，警惕其过度投机性以及为犯罪活动提供渠道。中国政府为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采取高压态势，2017年明确规定禁止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交易、禁止“數字貨幣首次公開募資”（Initial Coin Offering，ICO）、引导（为获取比特币等而经营的）“挖矿企业”退出、并禁止访问涉及加密虚拟货币交易的网站。

“稳定币”（StableCoins）者，也是区块链技术诞生后出现的一种可编程加密数字货币；顾名思义，它是和某个标的保持稳定兑换比例的资产抵押发行代币。例如泰德公司（Tether Limited，注册地香港）2014年11月推出了锚定美元的代币USDT，公司承诺遵守1：1的准备金保证，即每发行1个 USDT 代币，其银行账户都会有1美元的资金保障，用户可以在泰德（Tether）平台进行资金查询以保障透明度，随时能与美元进行1:1兑换。这是通过“法定货币抵押”来维持“稳定”的方式；另外，也可以依靠“数字资产抵押”等其他方式提供稳定的币值保证。

目前世界各国已公布的绝大多数与法定货币锚定的稳定币方案都采用了区块链的许可链架构。许可链并不去中心化，政府可对其进行有效的法律和技术监管。例如，美国就脸书（Facebook）正在开发的稳定币“天秤币”（Libra）举行了政府听证会，并制定相应的监管政策；但对基于公有链的比特币就完全无能为力，甚至不知道能找谁来进行听证。

因此，稳定币与前述虚拟货币是本质上不同的金融产品，前者是货币属性的，后者是投资物属性的。双方没有可比性。

如果某国央行发行了与主权法币锚定的数字货币，这个数字货币当然就属于稳定币的范畴了。

对主权国家来讲，践行货币数字化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由政府和中央银行发行法定主权“数字货币”。

中国、瑞典、泰国、柬埔寨、韩国、乌克兰等国已有“法定主权数字货币”试点计划，加拿大、委内瑞拉正处于开发时期，美国、日本、欧洲多国等发达国家还处于研究阶段。

美国是创新大国，似应走在法定“数字货币”领域的前列，但因美元霸权的既得利益，使得政府和美联储诸多顾忌，步履维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认为，“对一些国家来说，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很具紧迫性，但美国不同。”“美国支付业已具有高度竞争性和创新性，为消费者提供了许多数字支付选择，跟踪每笔付款的数字支付对美国来说没有吸引力。”

美联储正在探索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发展及其可能带来的问题和风险，并在内部开展以研究为中心的小规模实验，但目前没有计划发行美元数字货币。

去年6月，美国著名社交网络巨头公司脸书（Facebook）异军突起，宣告主导倡建名为“天秤币”（Libra）的低波动性加密数字货币，初意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非主权型全球货币（Global Coin），不是锚定美元，而是锚定“一篮子货币”，相当于在美元霸权之外另布一个棋局，广大互联网人口由此可望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美元的控制，从而挑动了美国和多国政府金融监管的敏感神经。

一年来，脸书老板、犹太骄子扎克伯格（Mark Elliot Zuckerberg）遭到了美国国会、美联储以及欧盟等轮番质询拷问。“天秤币”计划一再受挫之余，不得不战略撤退。2020年4月16日，“天秤币”项目更新白皮书，将提供锚定单一法币的稳定币，大概率会成为数字美元开疆拓土的先锋。传统时代，国家之间还可以通过疆域治理和金融管制来阻止美元自由进入，但数字化美元一旦借助区块链技术，可期方便地突破国家壁垒，冲击他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进一步强化美元的国际地位，成为世界各国的金融噩梦；对中国来说，势将挤压人民币未来的国际发展空间，其后续发展动向值得密切关注。

数字货币时代来临，谁最快完成权力对数学的映射，谁就可能争得这个时代金融控制权的先机。

中国法定主权“数字货币”（DCEP）即将登临世界舞台

中国作为积极开发法定主权数字货币的国家，展现了金融决策的远见卓识，即将实现史诗级的跨越，在全世界率先推出“法定主权数字货币”。

中国法定主权货币“人民币”，从1948年12月1日诞生起，已有72年历史，目前流通的主要为第五套人民币，一直使用纸币加金属辅币。

中国央行将数字化的人民币命名为“DCEP”，是英文数字货币电子支付“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的首字母缩写。

DCEP 是由国家信用作为背书的由央行发行的法定主权“数字货币”；央行进行信用担保，具有无限法偿性（即不能拒绝接受央行数字货币）。

早在2014年，中国央行成立法定主权数字货币专门小组，着手可行性研究。2019年10月28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指出，中国人民银行很可能是全球第一个推出数字货币的央行。

中国央行数字货币亮相在即，“呼之欲出”，何时正式推出尚没有时间表，但可期将是世界上第一个实施法定主权“数字货币”的国家。

中国央行已就DCEP 基本完成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在稳步、安全、可控原则下，去年11月开始在深圳、雄安、成都、苏州等四个城市和冬奥会场景进行为期1年的内部封闭试点测试，以检验理论可靠性、系统稳定性、功能可用性、流程便捷性、场景适用性和风险可控性等。参试机构包括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大银行和移动、电信、联通三大运营商，试点场景包括交通、教育、医疗、消费等领域；最先的测试对象有中共党员支付党费，职工接受交通补贴等福利费用，以及部分取代纸币发“工资”等；后续将不断优化 DCEP功能，稳妥推进数字化形态法定货币出台。按计划北京2022年举行冬季奥运会时，DCEP将大规模登场。预期未来二、三年内，大部分日常现金业务将被取代；大量银行代办点、自动取款机（ATM）以至点钞机将从我们身边消失。

综合有关说明资料，简介中国法定主权“数字货币”（DCEP）的若干要点如下：

1. 定位：

DCEP定位为人民币现金（指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基础货币，即纸钞和辅币 — M0）的电子取代物，不计利息。其功能和纸币相当，只不过形态是数字化的。换言之，央行数字货币只替代现金，而不是M1（=M0+活期存款）、M2（=M1+定期存款）级别的银行存款。

严格地说，DCEP实际上只是人民币现金的数字化，而不是所有人民币的数字化，因此，叫做“数字现金”可能更见贴切。

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第三方移动支付是商业银行存款货币结算，它们是属于M1和M2级别的数字化，不具有M0级别法律效力，所以，央行数字货币不取代支付宝或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

当然，DCEP与支付宝等电子支付有根本的区别，前者本身就是取代钞票的，无需依托银行帐户；而任何第三方移动支付都必须绑定银行帐户，最后支付结算的仍然是银行帐户里面的人民币。

2. 运营体系：

DCEP发行流通采用“央行 — 商业银行”的双层架构。首先是中国人民银行将DCEP发行至商业银行或其他运营机构，然后再由商业银行或其他运营机构面向社会公众提供DCEP的存取流通服务。

届时用户可以下载央行数字货币应用软件（APP），在手机（或智能手表、智能电视机等）上建立自己的DCEP钱包。

央行DCEP应用软件作为一个数字货币交易平台，无论是保密性，安全性都比当下的移动支付更加值得信赖，更能守住人们的钱包。使用移动支付时，往往需要同银行和第三方对接；央行数字货币APP就更方便，你可以跟任何用户直接进行交易，而且都是加密数据。

DCEP的数字钱包还具有“双离线支付”功能；即便没有网络（断网），只要手机有电，两个手机碰一碰，就能把数字钱包里的数字货币转给另一个人。

3. 技术路线：

DCEP研发不预设技术路线，可在市场上公平竞争选优，为将来市场流通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留下更多的可选手段。

此前，社会上常将央行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概念混淆不清，在官方说明中可见两者没有必然联系。

法定主权“数字货币”DCEP必须是“中心化”运作，必须具备可控匿名性；尽管借鉴了区块链技术中的理念和关键性技术，包括非对称加密、可追溯性、不可伪造、点对点支付以及自动执行协议的智能合约功能等，但现阶段不直接采用区块链技术。今后既可以考虑区块链技术，也可采取在现有的电子支付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新技术，充分调动市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4. 账户：

中国版数字货币不需要绑定任何银行账户，摆脱了传统银行账户体系的控制。

作为用户，需要选择某个运营机构开通DCEP账户，进而由该运营机构的钱包服务端对用户的账户进行管理控制。

为了寻求强化货币监管与保护个人隐私的平衡，央行采取有限匿名的原则，DCEP仅对央行实名，对交易双方外的其他实体匿名（包括作为分发机构的商业银行）。

可能的做法是：数字货币收付信息在运营机构是非常有限的，主要涉及钱包户名和收付金额，但在央行是完整的、真实的。这也就意味着运营机构的DCEP钱包只能是“影子账户”，只是连接央行和DCEP所有人的通道，不能知道其使用的具体情况，特别是交易对手和交易本身的信息。DCEP所有人在央行的账户才是“真实账户”，只有央行才能索取账户所有人完整的实名信息和交易信息，并用于反洗钱等货币监管等方面的工作。

推行DCEP的作用和意义

中国央行推行法定主权数字货币，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型战略性大业。有利于掌握数字经济主导权，开展数字化金融治理；控制流通节点，防范金融犯罪；实时采集流动数据，科学精确制订货币政策；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合理化改革。

中国的电子支付系统已在全球领先，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代表的移动支付获得普遍应用，基本上覆盖了14亿人口；2018年中国移动支付规模约39万亿美元，而美国为1800亿美元，差距达数百倍。国人早已习惯于无现金消费，因此中国社会应对推行央行数字货币具有显著便利条件。

数字货币取代纸币和金属辅币，直接的明显的好处是：降低发行、仓储、运行成本；交易简捷，便携安全。

由于支持可控匿名，藉此可以全程监视、追溯资金流向，防止非法资金外流，更加全面的打击匿名伪造、偷税漏税、非法集资、非法挪用（例如将生产贷款投向股票或房地产）、洗钱、贪污腐败，以及恐怖主义活动等。

—— 关于资金外流，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统计，2019年上半年未列入官方记录的“隐形资金”外流，总额高达1312亿美元，创同时期历史新高。而彭博社报导也指2019年前7个月中国资金外流总额同比增加19%。

迄今为止，货币发行技术与大数据分析的关联度还比较滞后，货币运行相关数据主要通过后验式统计与估算形成，导致货币在现实流通中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比如，由于缺乏实时有效的监控手段，货币发行后真正进入流通领域发挥交易手段的到底有多少？这些货币主要被应用在哪些场合？货币流通速度如何？诸如此类的问题往往很难及时获得确切答案。

一旦实现了法定主权货币数字化，可以超越传统货币管理使用的技术，充分结合人工智能、密码算法、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先进资讯技术，对货币的发行、流通、储藏等全面掌握、了解走势，深入分析、为宏观监管、金融稳定性分析以至优化制订货币政策提供可靠数据支持。

推行DCEP意义尤为深远的重要原因，在于立足全球视野，放眼人民币影响力、国际化以至国际货币体系的合理化改革的“远大宏图”。

中美之间的货币大战事实上已经拉开帷幕。美国对华实施金融制裁的锋芒渐露，正在将不合其规的中资企业逐出资本市场，考虑将华为等重要企业踢出美国控制的金融体系。应对“美元霸权”的威胁和可能的金融制裁已是当务之急。

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大千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流通着二百多种各行其是的主权货币；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不胜纷繁，显然不可一日没有国际通用的货币。

二战以后，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美元充当了国际通用货币。《布雷顿森林协议》的金汇兑本位制终结以后，在人类金融事务中，首次出现了由一个强势大国的信用纸币通过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雄踞国际通用货币宝座的“美元霸权”。

从此国际大宗商品的交易、投资，用的都是美元，国际货币结算的主动权掌握在美国手里，国际货币定价权牢牢掌握在美国手上，其他国家的金融系统支付、清算，全都受到美国控制。

美元霸权的背后，隐藏着一张无处不在的货币结算网络——SWIFT，成为得心应手的技术支撑。

1973年，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15个国家的239家银行成立一个为世界各国银行结账的电脑网络系统 ——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简称“SWIFT”（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SWIFT作为全球主要的支付清算系统，银行与银行的交易都要经过该系统作交收，目前服务范围遍及全球210个国家和地区，接入的金融机构超过11000家，每日资金转移次数高达1500多万次，日结算额达到5至6万亿美元。事实上，SWIFT已成为国际支付标准，贯穿全球金融体系的神经系统。

SWIFT名义上是一个由金融机构共同拥有的私营股份公司，是中立机构，但美元在国际支付结算和国际储备货币中都占比最大，拥有强势地位；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政府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案》，授权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可以从SWIFT调取“与恐怖活动有关的”金融交易和资金流通信息，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对SWIFT系统的控制力，“无论你在哪里，你的钱都在美国手里”，使得SWIFT成为美国对其他国家进行“长臂管制”的重要武器。美国想制裁他国，可以根据制裁对象国代码下的所有信息，追溯每一笔款项的来往，限制被制裁对象通过国际清算通道进行国际支付；相较于其他形式经济制裁，可以更迅速地切断目标国家的战略资源通道，给后者造成极大的经济压力，是美国对目标国家、机构及个人实施金融制裁最具威慑力的方式。朝鲜、伊朗、委内瑞拉以及俄罗斯等都因被禁而令金融系统及货币大受冲击。

美国作为国际主要通货的发行国，基本上无需外汇储备，免受国际汇率变动的风险，却可不断地创造全球过剩流动性，从中获取丰厚的铸币税，用纸上财富向各国换取实际经济资源。美国可以大量发行债券弥补其经常项目逆差，并借助通货膨胀自动冲销债务和财务负担，从而几乎不受节制地实行财政与贸易的“双赤字”政策，支撑其入不敷出的国家预算和漫无节制的过度消费。

由于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得以规避国际社会的监督和约束，有意无意制造金融泡沫，让全球为其放纵挥霍买单。造成其他国家金融投资的巨大损失，导致国际金融危机屡屡发生，愈演愈烈。

以一国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独霸全球，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而且显然是不合理的。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提出，“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国际收支来说就会发生长期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国际贸易收支长期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这一内在矛盾称为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

特里芬的经典悖论已为实践证明，当某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后，该国最终将背负庞大来往账赤字，令其货币信誉大大削弱，同时也将导致国际收支账出现根本性不平衡。在此情况下，当事国往往必须在自我牺牲和损人利己这两个极端中作出艰难的选择。

现代世界分工体系，客观上需要一个世界政府在经济和金融层面进行管理和服务。联合国、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都没有这种职能，事实上承担这个职能的是美国或美国经济，美联储相当于世界的中央银行。美国对世界经济客观上起着管理作用，果然为世界经济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内在矛盾，或者说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持续性，也是美国足以腐蚀和摧毁自身强势地位的“经济海洛因”。其危害性月积年累，日渐彰显。

鉴于中国的经济规模，以及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中广泛的参与和影响，人民币国际化是自然而然的必然进程。但是人民币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方式融入世界，做互惠互利的工具，而非美式“割韭菜”的利器。

假如人民币取得了世界货币地位，中国将同样面临着特里芬难题；而且，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外贸顺差国，其运行模式无法确保人民币大量投入全球性流通。解决不好，美国式“经济海洛因”陷阱莫非前车之鉴。因此，刻意追求与宣扬“人民币取代美元”或“与美元、欧元三足鼎立”这样的“豪迈”目标，未必符合中国和世界人民的福祉。

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沈联涛曾提醒：“人民币的国际化乃至成为储备货币，不可操之过急。”“成为储备货币不但并非荣耀和'特权'，相反更是一种‘诅咒’。”（2011年11月2日主旨演讲，北京钓鱼台）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可行之道，不应该重蹈覆辙谋求“另一个主权货币霸权”或“几个货币霸权联合体”取代“美元霸权”。

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史无前例的全球金融海啸。翌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文提议：“应当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

这就要建立一种与国家主权脱钩的“无偿发行”的、自由交易、自由兑换，并且有法定地位的统一世界货币 —— “世界元”。

笔者与同仁们为此于同年编著出版《决战世界元》一书和专论《超国家的世界货币从何而来？——“初级世界元”新概念和框架方案》，探索提出分阶段通向“世界元”的切入口和框架性设计方案。我们还和美国“世界单一货币协会”（Single Globel Currency Assoiation）主席莫里森. 庞帕斯（M0rrison Bonpasse）先生，欧元之父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博士的团队就此议题切磋求同。

是不是一定要建成统一的世界政府，消灭了国家体制，“以秦币同天下之币”呢？事实表明没有绝对的结论。欧元就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成功实证。但在远欠和谐的现实国际局势下，更需要的是另类过渡形态，即在各国保有主权货币的同时，谋建一种具有定值基准的超主权国际货币，与购买力瞬息多变的各国主权货币相辅协同运行，从而根除某个主权货币代行世界货币职责的痼疾。为此，我们提出了构建“初级世界元”，进而分阶段谋建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的设想方案，信为实锤周氏建议宗旨，符合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应循的战略大方向。

（《决战世界元》 http://www.hxph.com.cn/allBooks/2324.jhtml；

《超国家的世界货币从何而来？——“初级世界元”新概念和框架方案》 https://wenku.baidu.com/view/eb981a115f0e7cd18425368a.html）    

近年美国经济地位时有下滑迹象，但其高位波动性特征大于下滑性趋势，经济总量和影响力仍占绝对优势。今春新冠疫情大爆发以来，美国和全球经济均遭重挫，但美元表现更加坚挺，成为紧缺的全球避险首选，以致多国央行争相与美联储达成互换协议，获取美元流动性支持；却没有哪家央行主动寻求应对欧元、英镑或人民币“短缺”的。可见新冠病毒流行以来，美元的地位实际上反得加强。如果特朗普总统“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改革新政得以继续排除万难，纠治宿弊，回狂澜于既倒，则押注“美国必然衰落论”恐更难如愿。

美元国际货币地位仍难根本撼动，进阶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的条件远未成熟；故而，促进国际货币多元化，发挥多强、多方制衡的功能，应为现下切实可行的过渡性改革方案。

这就是在现实的多元世界里，美国以外各大经济体发挥影响力，特别是主要新兴经济体通过主权货币国际化，争取提升权重与地位，积极参与制定全球标准，分享应有决策话语权和主导权；积极开展区域货币合作，推动国家货币互持互换，不断扩大“去美元化”效能；以及在国际金融组织中拓展代表性，增强公平性和创造性等有效对策，置美元霸权于国际社会的监督、约束之下，并强化美元应有的责任承担；不容世界经济货币体系由一个国家颐指气使，以求祛除弱币受强币欺凌的无奈，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健康有序运行；为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开通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康庄大道奠定基础。

目前，包括中国、俄罗斯、德国、法国、意大利、印度、越南、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朗、委内瑞拉等许多国家纷纷致力“去美元化”，已在商品贸易或双边货币结算中减少或弃用美元而改用其他货币。

与此相应，各个国家自建跨境支付体系逐渐提上日程。在当前数字化浪潮的大趋势下，凭借大数据平台、区块链技术的驱动，构建形成新的清结算网络已经成为当前许多国家的共识。各国央行可能藉此进一步力求削弱美元的角色和储备份额。

全球经济从新冠病毒危机中恢复后，这些举措势将有增无已。当前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大放水刺激经济，国债创纪录超过26万亿，极低利率政策（甚至市场已在押注负利率），在国际金融外汇系统中给其它国家带来种种麻烦，以及市场中面临美元短缺困境等，正在成为“去美元化”的催化剂。

去年1月，德国、法国、英国三国联合宣布创建“支持贸易往来工具”（Instrument for Supporting Trade Exchanges，简称INSTEX），与伊朗单独进行商贸结算。7月份，INSTEX完成首笔交易。

俄罗斯打造了名为SPFS（金融信息传输系统）的支付系统。金砖国家也正在着手创建统一的支付系统BRICS Pay（金砖支付），未来“金砖五国”可借此用本国货币作为流通和支付工具，在彼此之间进行贸易结算。

中国政府早已开始采取措施试图部分绕过现有的金融基础设施，摆脱美元在国际贸易市场的垄断地位；中国已同巴西等金砖国家以及许多非洲国家直接以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而一旦数字货币DCEP登场，操作更加便捷，将使交易者更愿意乘用人民币作为支付货币，尤其有利于同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的合作，以及支持与受到美国制裁的国家例如伊朗等国的贸易活动。

中国央行在在2015年上线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 (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以利“一带一路”内外资金融通;目前已有31家直接参与者和855家间接参与者，实际业务覆盖155个国家（地区）的2395家法人金融机构。2018年CIPS支付业务笔数和支付金额分别达到144万笔和26万亿元人民币。但与SWIFT相比，CIPS还有很大差距。SWIFT系统每日结算额高达5 至6万亿美元，全年结算额约2000万亿美元，是CIPS的数百倍，可见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规模仍然有限。

目前，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GDP总量达到14.363万亿美元，远非其后的日本、英国可比。中国对外贸易稳居世界第一，去年进出口总额逾4.57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德国、日本等传统贸易大国。但必须看到，人民币在国际货币领域的占比和地位还远远不相匹配。

2016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标志着人民币正式被接纳为全球储备货币；此后，人民币在全球外储中占比呈上升态势。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在全球各经济体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中，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占比为61.78%，欧元达到20%；同期人民币占2.01%，是2016年10月开始报告人民币储备资产以来的最高纪录；至第四季度，人民币占比略降为1.96%，位居日元、英镑之后。

从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来看，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关于国际贸易中的结算占比的数据，2015年8月人民币一度达到历史高峰2.79%；但其后呈下滑趋势，今年二、三、四月份记录分别为2.11%、1.85%和1.66%。

在国际货币交易中，根据国际结算银行2019年9月16日公布的每三年一次的外汇调查报告，人民币占4.3%，较2016年的4%增长甚微；美元占比88%，与三年前相比几无变化。

现在有些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说法过于夸张。须知人民币在全球储备货币和国际支付货币中的占比都只有2%左右，外汇交易中的比重难有进步，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显著改变国际货币竞争的基本面，尚难迅速取得国际货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全球影响力提升在金融层面的映射。

如今还有诸多深层次的原因致使人民币未能顺利国际化。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Henry Merritt Paulson, Jr.）所说;“中国需要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取得更大的进步。改善公司治理；发展有效和规范的金融市场；赢得国际投资者的信任；取消资本管制，使人民币成为市场决定性货币。”

其中，货币政策透明、开放，自由兑换，实现汇率市场化，是实现金融强国的重要标志；否则价格扭曲将导致人民币国际化的结果不相吻合。

一朝人民币不仅成为贸易清算、结算货币，而且成为资本项下自由兑换的货币，才可能真正成为一种锚货币，一种被各个国家广为接受的储备货币。

中国外汇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达成人民币自由兑换。1996年已实现了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 原定2020年实现即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然而中国经济结构升级、提质增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民币汇率、利率形成机制，以及金融市场还不够完善，加之国际关系多变等诸多原因，致使至今尚未实现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人民币汇率仍处于高度严密的控制之下，缺乏自由流通和交流的环境。

现在看来，人民币自由交易，不仅没有时间表，而且要在摸索中谨慎前行。人民币的国际货币职能，将在一个周边化、区域化、最后才是国际化的过程中逐步实现。

在中国央行占有数字货币研发的优势地位后，美国、欧盟主要国家、韩国、日本等纷纷跟进研究测试。美国除了有天秤币（Libra），还有商品期货委员会(U.S. 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前主席金卡卢（Christopher Giancarlo）牵头的数字美元项目（Digital Dollar Project），欧盟成员国荷兰、法国、瑞典等也纷纷进行了数字货币的测试。今年1月，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支持欧洲央行积极参与各国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开发，以满足对更快、更低成本的跨境支付的需求；并明确要求欧洲央行成立一个专家工作组，与各国央行密切合作，以研究建立欧元区CBDC的可行性。

意大利由700多家银行机构组成的该国银行协会（The Italian Banking Association ，简称ABI），去年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来研究数字货币和加密资产。今年6月18日该工作组提出了了数字欧元的十项准则，首先是“必须优先考虑保持货币稳定和完全遵守欧洲监管框架。”希望通过参与相关的项目和实验来帮助加快由欧洲中央银行（ECB）支持实施数字货币。

日本央行行长虽然表示目前尚无发行数字货币的计划，但已与欧洲央行等机构开展共同研究。韩国银行成立了针对央行数字货币的法律咨询小组，以帮助审查与未来可能发行此类货币相关的法律问题。近期，泰国、柬埔寨也发布了央行数字货币的相关消息。

中国领先其他发达国家推出央行数字货币DCEP，能否奠定在数字货币领域的领先地位和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能否由此进阶全球的数字中心货币，不仅取决于技术方案是否优胜，更要看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是否全球先驱。

DCEP首先将服务中国境内，在国内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实现全面覆盖。在境外，短期内影响到的主要是华语地区以及一带一路部分国家用户。从近期境外用户基数看，DCEP还不容易迅速获得显著优势，例如Facebook拥有28亿全球用户，加上Liber协会成员的用户，潜在用户基数十分庞大，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能落后于正在崛起的“天秤币”。

中国在正式发布央行数字货币后，应当尽快完善央行数字货币国际化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在政府层级与各国签订央行数字货币结算协议，在贸易领域推动各大金融机构、跨国公司优先使用央行数字货币进行结算，在援助领域帮助欠发达国家建立基于央行数字货币的交易体系。

此外，中国也需要打通央行数字货币走出去和流进来的双向通道。例如，与资源出口国达成使用央行数字货币的结算协议，准许境外客户使用央行数字货币申购人民币债券或类似人民币资产，引导其他国家建立央行数字货币储备。

随着数字经济和无现金社会的快速发展，央行数字货币的兴起已是大势所趋。中国如果率先完成央行数字货币的国际化建设，或许能够建立影响力不亚于美元结算体系的人民币结算体系。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数字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徐远认为，2020年，将因为两件事情而刻入历史座标，一是新冠肺炎疫情，一是数字货币；基于对货币底层逻辑和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理解，后者的影响可能比前者还要深远得多。

数字货币短期内挑战美元霸权并非易事；但从中长期来看，中国DCEP的兴起、完善与发展，不啻金融百年的重大破局，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运之争！

人民币担当全球重要角色的趋势不可避免。一朝时机成熟，人民币凭借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品质信用，成为自由兑换和弹性汇率的国际货币，登临世界金融大舞台；中国将作为世界货币体系中的重要成员，获得自己应享的金融决策权力份额，以利掌控自己的经济命运，实现复兴和崛起的历史性战略大目标。

数字货币便捷、高效、安全可靠，不仅增进社会效益，尤可强化国家的监管、治理能力，防止不确定因素造成的动荡背景下货币主权流失的风险，也是缓解来自别国经济制裁压力，直接向对手发起竞争的有效途径。在人民币国际化大趋势带动下，如果DCEP的开源体系做得足够好，应能鼓励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加入到中国的技术和货币体系中，在公有链上安全、迅速地进行本币发行和转账，利于重塑国际贸易清结算体系，不仅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也好比为“去美元化”另起炉灶，可望更为有效制衡和削弱“美元霸权”，极大地促进区域性货币一体化，以至建立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大业克臻其功，引领国际货币金融业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带动整个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进步。

2020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