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1/2023 第一百八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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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災的反思
作者 水秉和
2020年3月1日


 “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當衹有一個聲音

看到國内爲防治武漢新冠肺炎疫災所做的努力:全國上萬的醫務精英向武漢集結,不分晝夜,幾乎不顧自己安危地照顧病人;十天的超人速度建造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和迅速改造十數所方艙病房;企業,個人以及慈善機構迅速捐獻巨額現金和實物;16個省對口湖北的16個受災城市,爲它們提供援助。這一切都表現出中國共產黨特有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以及中華民族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巨大潛力。因此,我們在海外的華人,如果沒有能力提供實質支援,應當不說風涼話,幸災樂禍,惡意攻擊行政當局處理疫情的方法,甚至上綱上綫,從意識形態的高度,談到或鼓動推翻政府。

不幸的是,歷年來反中的網站,視頻,這次撿到了槍,或者説,撿到到了自六四以來威力最大的槍,對大陸的政體和習近平個人進行了肆意攻擊。這使得我在此想說幾句公道話時都感到猶疑不決。不過,我覺得實事求是,有些應當說的話還是要說的。因爲,無可否認,這次疫災的爆發相當沉重地打擊了中國的國際聲望,包括習近平的個人聲望。這雖然與疫災本身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它的焦點卻不在災情本身,而是在去年12月中新型肺炎病毒發生起,到1月23號武漢封城之間所發生的事。

美國的幾個大報,我相信世界各國的報紙也是一樣,都把不幸去世的李文亮醫生作爲這次疫災的標杆人物。這位正值34歲壯年的眼科醫生,一位熱愛生活并且擁有一個溫馨小家庭,從各方面的信息看來,也是一位負責任,有奉獻心的醫生。他於12月30號發微信警告他的醫生同學,說他在他治療的一名病人身上發現一個類似SARS 的病毒。接下來,令人驚詫的是,他和另外7位醫生於1月3日受到警察的警告:不得傳播謠言,并且要他們在一份類似悔過書的訓誡書上簽字。

歷來,常言道,謠言止於智者,而不是止於警察。表面看來,這很可笑:醫生發現病毒,警察卻警告他們不要造謠!難道警察比醫生更懂得什麽是病毒?豈不荒謬!以至於《紐約時報》的一位專欄作家說,中國擁有二十一世紀的科學,卻擁有十九世紀的政治制度。不過,我們注意到,從李文亮就病毒發出警告,到他被迫簽字,中間過了好幾天,所以警察同志可能請示過有關單位,是否真的有病毒發生。如果警察請示了疫情檢測的負責單位,而負責單位跟他們說,這是謠言,那麽,這個疫情監測單位就有隱瞞疫情之嫌。據報,自從SARS(非典)之後,中國建立了直接通報的制度,所以全國的疫情監測單位也很快接到了報告。毫無疑問,或者是地方一級,或者是中央一級,有些負責人員失職,沒有警覺其嚴重性,還說什麽沒有人傳人的情況發生等等。後果是,把處理疫情的時間耽誤了關鍵性的兩到三周。

其實,李文亮并不是媒體所説的第一位“吹哨人”。根據新聞報導,一位名叫張繼先的醫生已經於12月26號就上報給武漢疾控中心,而武漢疾控中心也已經上報中央,并且國家專家組已經於12月31號來到了武漢,并且在1月1日就把華南海產市場給關了。果如此,那麽爲什麽李文亮等8人還要在其後的1月3號被迫簽造謠悔過書呢?

顯然,機構與機構之間缺乏交流。如果各位近年曾經到中國旅游的話,你就會發現,有關各地氣溫,晴雨,交通,住宿酒店,班機等等的資訊,可以說是手到拿來,衹要打開手機一查便知。其他關係到民生的,如大風雪,地震等的預報等信息,也都可以及時取得。也就是説,在許多方面,中國的確在利用二十一世紀的科學來爲人民服務。所以,爲什麽病毒的出現不能像世界其他絕大多數國家那樣,當作影響民生的基本資訊,一旦發生立馬上電視,進入傳媒?這種事需要隱瞞嗎?爲什麽在流行性病毒這樣重要的問題上,中國仍然是處於“十九世紀”?這才是我們必須回答的問題。

西方媒體給的答案是,因爲中國沒有言論自由。這是上綱上綫,把問題提升到意識形態的高度。這也導致西方媒體大力傳播李文亮的名言: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會衹有一個聲音。這句話説的當然很有道理,因爲近年來中國對言論的管制越來越嚴。可是,疫情的資訊,就像天氣預報一樣,完全可以及時提供給整個社會,而不牽涉到言論自由的大問題。尤其是,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曾經在記者招待會上說,疫情的消息在1月初就通知了美國的疫情檢測中心。也就是説,它不是什麽極機密的信息。既然可以向外國的對口單位提供,那就應當能夠更早向本國老百姓提供。擴大疫情信息的透明度,和及時采取行動,應當是常識,而不是什麽關於政體與制度的大問題。中國共產黨必須檢討的問題是:有了SARS的教訓之後,傳染病的信息及行動爲什麽這麽慢?

我們還記得,當汶川地震發生後,救災部隊第一時間就向受災地點集結,溫家寶也於第一時間從北京趕去,完全沒有像武漢疫災那樣耽擱。一般估計,武漢疫情的防控行動至少耽擱了兩個星期。對疫情的擴散而言,兩個星期可能導致好幾倍人的死亡和好幾十倍人的感染,對經濟的打擊也增加了許多倍。汶川地震和武漢疫災都是黑天鵝事件,而北京當局在應付不同的黑天鵝事件在速度上有很大的差距。儘管一旦采取行動之後,中國舉全國之力,動員人員和物資以及協調配合的能力,絕對是是舉世無雙,其後,及時的資訊也是絕不是十九世紀。關鍵就在於:發生了兩周的耽擱。

由於那耽擱的兩周,無論在國内或者國外,焦點都聚集到習近平的身上,特別是他在這段時間“神隱”了6天。有人猜測他失勢了;有人猜測他生病了。毫無疑問,許多人把耽擱的責任放在他身上。也可以說,反習勢力撿到槍了。到底他是否應當爲此疫災負責,或者負多大的責任,我們局外人很難判斷。不過,許多媒體都渲染黨校刊物《求是》在2月16號刊登的長文,即習在2月3號黨中央常委會上的發言,其中他談到疫災時非常特別地用了好幾個“我”字,說他其實在1月7日就對疫情的處理作出了指示,等等。許多人指出,那是他在替自己辯解。需要辯解,就是認識到壓力和抱怨的存在。其實,他不應當負責,也不該由他作出指示。這件事應當由衛生,保健和疾控等機構協調負責。這樣的權力不應當放在他身上。反過來說,他應當主動拒絕接受這樣的權力,就像警察不應該有指控專業人員發表專業知識爲造謠的權力。

縱觀整個事件,或許我們可以提出幾點觀察:第一,在處理這次疫災方面,不論誰應負責,的確耽誤了關鍵時刻,以至於災情擴大;儘管事後的行動可圈可點;第二,關於流行病毒的發生,就像天氣預報等關係民生的信息,應當第一時間讓全民知道,而不是秘而不宣,更不應該通知了外國卻沒有通知本國的老百姓;第三,在國家能夠總動員,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同時,也必須能夠讓一個健康的社會中有不同的聲音存在。要知道,小平同志在1978年推動改革開放的大事業的時候,他的口號就是開放,就是放權。衹有繼續朝這個方向努力,中國才能有新的突破。這應當是這次疫災給我們的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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