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http://hk.crntt.com/doc/1055/6/9/0/105569042.html?coluid=93&kindid=15470&docid=105569042&mdate=1018000937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朱雲漢日前在出席第三屆太和文明論壇期間接受中評社專訪，深入剖析中美貿易戰和中美關係。朱雲漢指出，現在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衝突好似進入一個僵局，特朗普可以說是黔驢技窮、騎虎難下，貿易戰的負面作用在美國已經全部體現。中美之間正在經歷一個“不打不相識”的過程，客觀現實還是會引導這兩個國家尋求相互適應，探索如何和平共處。

　　朱雲漢1956年出生於台北，1977年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1979年獲台灣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1987年獲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博士，目前擔任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2012年7月當選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成為1949年以來政治學門的第二位院士。他的研究領域主要包括東亞政治經濟、國際政治經濟、兩岸關係以及社會科學方法論等，長期在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開設“國際政治經濟學”以及“東亞政治經濟”等課程。

　　中美貿易戰 特朗普“黔驢技窮”又“騎虎難下”

　　中美新一輪經貿高級別磋商取得實質進展,一直緊張的貿易戰出現了緩和趨勢，也燃起了國際社會對中美達成協議的希望。在這一次談判中，特朗普默許了幾個月來他一直拒絕的分階段談判方式，達成了一份不涉及中美貿易戰核心內容的小規模協議。

　　在朱雲漢看來，這種情況可以用兩句話成語來描述：特朗普已經“黔驢技窮”，但他又“騎虎難下”。因為他已經投下那麼多政治資本，甚至是撕破臉，現在要做出大的退讓，他不會甘心，但要繼續升溫加碼，他也不敢，因為這對美國的經濟損傷可能超出他的承受範圍。現在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衝突好像進入一個僵局。

　　“中美之間會經歷一個‘不打不相識’的過程，即要先碰撞，甚至衝突還會上升，在達到一個程度的時候，雙方都意識到再繼續下去，情況會不可控制。”

　　朱雲漢說：“現在，美國的輿論已經開始轉型。”他指出，特朗普過去以為連續幾次極限施壓，中國經濟就會垮了，或者會馬上臣服，這樣的看法在美國媒體和國會也得到很多掌聲，但現在看來完全不現實。中國是一個龐大的經濟體，而且美國和中國的貿易關係在中國整個經濟構成中的比重中是逐漸下降的，所以過去對付其他貿易夥伴的手段沒有效果。“這是個學習的過程，美國必須要付出學費。”

　　朱雲漢表示，事實上，貿易戰的負面作用在美國已經全部體現。舉個例子，本來美國很多農業州的農民都支持特朗普，但現在各種反彈聲音都出現了，黃豆、玉米、豬肉堆在倉庫里沒地方賣，很多農民已經開始進入破產，這對特朗普在總統大選連任構成新的挑戰，因為這些對特朗普來講都是很關鍵的搖擺州，所以他必須要重新思考這個問題。

    此外，特朗普每次都是雷聲大雨點小。比如他針對華為，要把華為放在黑名單上，首先要限制美國企業供應重要的軟件和零部件，另外不准美國的電信營運商購買華為的設備。禁令一出，人們都以為一場全面封鎖華為的戰爭已經吹起號角，但仔細看，具體的落實都打折扣。很多美國企業尋求豁免，另外許多美國的中小城市因為採用了華為的設備，需要華為持續提供零件更換和工程師進行軟件升級，所以美國商務部馬上又宣布該條禁令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可以寬限。再比如大阪峰會後，特朗普對價值3000億美金的中國產品加征關稅，之後，又宣布推遲對部分產品加征關稅，這是因為美國的零售業全面反彈，加征關稅的這些商品很難找到替代的供應來源，會影響到美國消費者的剛性需求，進而影響到特朗普的選票。

　　對此，美國華爾街也非常敏感，他們過去低估了特朗普的貿易戰，沒有想到貿易戰進行到今天，仍然看不到熄火的可能，因此華爾街給特朗普釋放了非常強的反饋信息，就是出現股價的連續調整，另外就是美債利率開始倒掛，這等於告訴白宮，如果貿易戰繼續升溫，美國經濟會進入衰退。那麼當特朗普尋求連任總統時，如果美國正好面對經濟衰退，這對他來講是巨大的挑戰，何況如果一旦落選，他要面對司法官司，大概要坐牢的。這些都是客觀事實。

　　中美關係面臨四重矛盾

　　朱雲漢認為，要在一個更廣闊的分析架構下來了解中美關係當前出現的各種波折。中美關係當前面臨著一些矛盾，這些矛盾正好都叠加在一起，讓中美關係遭遇到非常多的新困難和新挑戰：

　　第一層矛盾是美國國內社會的變化，簡單來說就是美國社會內部分配的兩極化問題。在過去二十至三十年中，兩極化問題在美國已經積累到了一個沸騰的臨界點，真實情況是，部分群體的工作受到威脅，收入面臨倒退，許多人面對嚴峻的失業問題。應該說，美國參與全球經濟、跟中國發展非常緊密的經貿等方面的往來，給美國帶來的利益遠大於帶來的風險和成本，可是全球化帶來的經濟效益和紅利，在美國內部的分配非常不均勻，極少數的處於金字塔頂端的群體享受了多數的好處，沒有讓美國社會里的中產階級或勞工階級普遍地分享，所以這個矛盾是不斷地在累積。

由此可以理解特朗普為什麼會劃定這樣非常激進的、以美國為中心的政策方向。特朗普基本鎖定了三個群體。一個是中國，中國是最大的貿易逆差國，其次是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另外就是穆斯林。因為民粹這樣的政治風潮，特朗普在共和黨里快速崛起，然後當選，所以他把問題簡單化，指責其他國家“竊取”美國的工作、財富和技術，調動很多群眾的不滿情緒，把矛盾引到“替罪羔羊”身上，借此讓美國那些因為全球化受損的人發洩他們的不滿和挫折。處方有沒有效不重要，但作為政治人物的一項政治表演來講，有這個需要，他要向選民證明他是真正在兌現他的選舉支票。

　　第二層矛盾是中國的快速崛起。的確，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有可能會替代美國成為全世界綜合國力最強的國家。也就是說，美國在過去70年中一直是全世界的唯一超強，美國的軍事、科技、金融各方面綜合實力都遠遠超過其他的競爭對手，但沒想到中國居然從一個非常低的起點快速攀升，並且未來可能會在很多方面會超越美國，至少跟美國平起平坐。這對美國人來說心理上完全不能適應，所以美國內部會有焦慮，想防止這種情況發生。

很自然地，美國為了維護龍頭地位，希望動用現在所有可以動用的籌碼跟手段，打亂中國的崛起。美國認為給中國提供了太寬鬆的環境，讓中國有機會迅速地實力上升，於是美國現在要給中國製造各種各樣的問題，打亂中國的進程。雖然美國這樣做未必有效，但它的這種衝動是很難避免的，而且這樣的訴求很容易在美國社會裡面調動積極性，這樣的一種政治訴求一出現就會壓倒一切，甚至會出現非常不理性的判斷。

　　第三層矛盾是美國要維護在國際產業分工里的龍頭位置。美國過去在全球的經濟分工里的確占據著核心產業最金字塔頂端的地位。對美國來講，開放中國進入WTO和全球經濟體系，中國就應該老老實實在國際分工體系里扮演中國的角色，就是低端或者中端產品的製造國，這樣雙方可以共享繁榮。但是這幾年，美國受到很大震撼，因為中國在科技，尤其在產業科技方面，上升速度遠遠超過美國的想象，甚至有些方面還超越美國，比如量子通訊，在人工智能方面，中國至少跟美國並駕齊驅。至於說在軌道交通、超級電腦方面，中國事實上在很多方面打破了新的世界紀錄。所以美國會警覺到，其享有的全球產業分工最頂端的金字塔地位可能受到挑戰，所以美國很自然地會做出防衛，要維護它在產業分工裡面龍頭或他金字塔的頂端的位置。

　　最後一層矛盾非常深刻，也很根本，就是美國過去引以為傲的體制的優越性受到了威脅。美國包括整個西方國家，過去對自己的政治體制和價值體系是高度自信的，認為這是普世標準，他們掌握所有的所謂國際話語權，不管是政治模式、經濟發展模式、社會治理模式，它是樣本，是範例，它才能界定什麼是先進，什麼是落後。但這幾年出現了很鮮明的變化——中國對自己的體制、文化、發展道路和自信不斷上升，而且很多落後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越來越重視中國提供的發展機遇；相反，西方的體制出現了各式各樣從來沒有遭遇到的問題，政治體制運作失靈，主流的政黨體系面對民粹的政治衝擊顯得非常脆弱，甚至有些國家政治處於癱瘓的邊緣。所以，它突然對自己的體制自信出現動搖，出現了另外一種焦慮，類似於亨廷頓的文明衝突，它認為中國的生活方式、體制、經濟發展模式，都構成一種威脅，尤其威脅過去引以為傲的體制的優越性。

　　“這四重矛盾加在一起，你說中美關係能好嗎？但儘管有這四重矛盾，我們必須看到一個客觀事實，就是中美兩個社會已經被各種盤根錯節的文化、經濟、金融等方面的關係捆綁在一起，甚至不是兩國決策者的主觀意識可以扭轉和改變的。”

　　全球問題的約束力量不能忽視

　　朱雲漢指出，中美關係的背後有更大的背景，大背景所產生的約束力量不能忽視。比如中美兩國是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如果他們不在全球暖化問題上真正合作，將對全人類造成威脅，兩個國家都會面臨海平面上升的問題，極端氣候和巨大的天然災害頻繁出現，所以即使它們之間有很強的敵意和戰略上的猜疑、摩擦，短期內會被情緒所阻擋，被民粹主義的潮流所誤導，但最終來看，客觀的現實還是會引導這兩個國家尋求相互適應，探索如何和平共處，然後一些議題上進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