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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香港發生反《逃犯條例》示威遊行，演變成暴力衝擊政府和立法會的事件，震驚國人。各界在譴責暴行的同時，對事件之原因有諸多評論，相信香港政府亦有所反思。香港回歸二十多年來，風波不斷，幾乎每隔兩三年就會爆發較大規模的騷亂。這類事件的發生，不排除有外部勢力煽動的外因，但應引起關注的，是香港社會內部的原因。內因是主要的，外因是通過內因起作用的。

　　為香港社會來把脈，筆者以為，對政治環境的治理，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需要進行綜合治理，既“治標”又“治本”，方能收釜底抽薪之功效。我們不能忘記一個基本的原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經濟狀況決定了民心之所向。所謂“治本”，先要在社會經濟狀況上找“病因”。

　　現今香港的社會經濟狀況，有一點不容忽視，就是貧富差距懸殊，社會矛盾空前加劇，社會中下層艱難，消費昂貴，囊中乏度日之資；房價奇貴，頭上無遮雨之瓦。富豪愈富，傲然居世界之首；窮人愈窮，困頓無立錐之地。年輕人看不到創業和置業的希望，民怨沸騰，憤懣情緒日增；思變心切，抗爭行動愈烈。此問題不解決，反對派自有可乘之機，登高一呼，頓起波瀾。長此以往，香港豈有寧日乎？

　　香港的貧富差距之大，有幾組資料能說明其嚴重性。

　　第一組數字是基尼系數。所謂“基尼系數”，為美國經濟學家阿爾伯特·赫希曼發明，用以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在0和1之間，數值越低，收入越公平；數值越高，收入差距越大。基尼系數低於0.2為收入絕對平均，0.3為收入相對合理，0.4為社會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線，0.5以上為收入差距懸殊。基尼系數若高於0.4，會造成社會不安定；若高於0.5，則十分危險。據資料顯示，2017年香港的基尼系數已達到0.539，是近半個多世紀以來最高的，說明貧富兩極分化已非常嚴重，極易造成社會動盪，危及政府的管治。

    第二組數字是房價與收入之比。一般而言，平均房價收入比低於3倍，房價可以負擔；大於5倍則不可負擔。而香港平均房價居世界大城市之首，房價收入比高達數十倍乃至百倍，絕非普通工薪階層所能負擔。在彈丸之地居住了730多萬人口，空間仄逼，市民之忍耐已達極限。更糟糕的，房價如脫韁野馬，完全看不到下降的趨勢，普通市民特別是年輕人的焦慮與絕望可想而知。

　　第三組數字是貧困人口。據香港政府的數字，有137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占全港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也就是說，每五個人中有一人為貧困人口。隨著人口老齡化，此比例只會越來越高。

　　香港的產業狀況也加劇了貧富懸殊。在三大產業中，香港基本上沒有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而第三產業對就業者的要求較高，大大限制了勞動人口的就業機會，藍領階層難以找到適合的工作，薪酬收入更加微薄。

　　對於上述問題，香港政府似乎苦無良策，又礙於“自由經濟”之美譽和“積極不干預”之陳規，不敢作為，等待“無形之手”來調節。殊不知，自由競爭引起生產集中和資本集中，從而引起壟斷，乃是資本主義的客觀規律。香港奉行自由經濟，其自由度在世界居首位，但也不能擺脫這一規律。近二十年來，香港的資本向金融寡頭和地產寡頭集中，競爭活力大減，是不爭的事實。

　　這些情況造成加劇貧富兩極分化，目前不僅看不到解決的可能，反而日趨嚴重。好比一個巨大的炸彈，其爆炸能量不斷增強，發生爆炸的概率和破壞力越來越大。這就是我們看到香港示威遊行的規模逐年增大，發生次數越來越頻密，暴力程度越來越激烈的原因。可見，問題出在香港內部，其中既有產業結構的問題，也有社會“二次分配”的問題；不僅涉及社會福利政策，也涉及稅收政策。

　　“二次分配”問題由來已久，香港回歸前業已存在。當時中方為實現香港平穩過渡，要求保持香港現有的制度和政策基本不變，其中包括社會福利政策和稅收政策。那時中方對港英“大灑金錢”的福利主義很警惕，乃有擔心“車毀人亡”之說，故而“二次分配”問題未能擺上日程。在香港回歸前夕，我們已經預測到，隨著香港主權問題得到解決，民族矛盾相對下降，而香港內部之社會矛盾、階級矛盾將會相對上升。回歸二十多年來的情況證明，這樣的變化確已發生，特區政府有必要採取措施，對“二次分配”做必要的調整，社會福利進一步向中下層傾斜，以此調整社會關係，緩和階級矛盾，減少不安定的因素。

　　社會福利向社會中下層傾斜，政府手裡要有錢。增加財政收入，必然涉及稅收的政策。香港基本法規定實行低稅政策，這一點得到了執行，根據2015年《福布斯》公佈的稅負痛苦指數，香港是四十三點五，是亞洲最低的。低稅制在香港回歸前後對穩定經濟，穩住各種資本在港長期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但低稅制也存在一些問題。按營業利潤徵收的利得稅，非有限公司的稅率只有15%，有限公司的稅率只有16.5%（據《2015年香港經濟年鑒》）。薪俸稅的遞增稅率最高不超過標準稅率即應評稅入息總額的15%。而在西方發達國家，利得稅和薪俸稅的稅率普遍高達40%至50%。即便香港稅率這麼低，不少大財團仍可以鑽法律的空子進行避稅。

　　低稅政策表面上公平，但實際上對社會中下層有欠公平。同樣的稅率，在繳納的實際稅款上，大資本家占了相對大得多的便宜。而社會底層得到的微薄好處，與富豪得到的巨大利益不可同日而語。長此下去，勢必拉大貧富差距。稅賦過低，會減少政府應得的稅收，影響政府對社會福利的投入，以及對中低收入階層的照顧。

　　為了扶持香港經濟，中央政府給了香港不少“大禮包”，提供了政策上的優惠和支持，產生了巨大的財富效應，但由於稅率問題，在做大的“蛋糕”中，社會底層能分到的不多，很難直接從中得到好處。而絕大部分好處，仍落入大資本家的腰包。

    利用稅收的杠杆，對“二次分配”進行調整，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成功經驗。西方發達國家社會穩定，社會矛盾緩和，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根據實際情況改革稅制，按財富收入制定遞增稅率，加大對高收入階層的稅收，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既然香港是資本主義，當然也不能違反資本主義的規律。香港的“低稅政策”起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有利於經濟起飛和財富積累。但隨著社會發展變化，如果仍然不加區別地實行低稅政策，那就必然會產生負面的作用。

　　筆者不是主張改變香港的低稅制，而是認為，在長期堅持低稅政策的前提下，可以考慮對稅制做一些彈性的處理，比如調整利得稅、薪俸稅的遞增稅率。根據營業利潤，實行利得稅的遞增稅率；同時加大薪俸稅的遞增稅率，以達到對個人財富適度“削峰”的目的。

　　還比如，適當寬減中低層的入息稅和間接稅，特別是涉及普羅大眾日常生活的稅種，以減輕中下層及喪失工作能力者的負擔。

　　又比如，香港本地製造業早已轉移出去，作為主要支柱產業的房地產和旅遊主要靠外部流入的資金支撐。而香港投資者的大部分利潤收益來自香港以外地區，如果其獲利者為港人身份，也應當適當徵稅。對在港經營活動的離岸公司，其經營、收入和稅收也應當接受香港政府的監管。

　　政府通過調整稅率而增加的收入，主要用於增加社會福利，填海造地，增建公屋和廉住房，解決緊迫的民生問題，加大對中低收入階層和非就業人口的救助。

　　以上改革並非“殺富濟貧”，而是根據經濟發展規律和社會需要，作必要的政策調整。香港基本法一百零八規定，香港特區可以“參照原在香港實行的低稅政策，自行立法規定稅種、稅率、稅收寬免和其他稅務事項。”因此，上述做法並不違反香港基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