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http://hk.crntt.com/doc/1054/6/2/7/105462709.html?coluid=93&kindid=19311&docid=105462709&mdate=0626003002

[本文是2019年6月28日至29日在大阪举行的G20会议之前中評社撰写的访谈报告, 内容值得再读一遍。]

G20峰會即將在大阪召開，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大國研究室主任、研究員鐘飛騰就中日關係系列熱點問題接受了中評社記者專訪。鐘飛騰就中美貿易衝突與當年日美之間貿易衝突之間的異同、日本政府對“一帶一路”倡議態度的轉變、未來中日之間的進一步合作、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和態度、以及G20峰會上中日領導人會晤等相關問題表達了看法。

　　談及即將在日本大阪舉行的G20峰會，鐘飛騰說，中美兩國能否在大阪峰會上宣布一項有助於緩解各方對保護主義焦慮的協定，是目前主要國家最為關心的議題。在當前世界經濟發展前景不明朗的情景下，中國和美國，以及G20的其他參與國，能否推動形成有利於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這是最為迫切的挑戰。

　　對於未來的中日關係，鐘飛騰表示，中日關係，目前已經處於正常關係軌道。對於中日來說，除了雙邊層面的合作利益之外，在維護全球多邊貿易體系方面也可以發揮積極的作用。日本也認識到，中國已經是進一步推進地區和全球層面的投資貿易自由化的重要力量，日本不能忽視這種發展。中國也認為，日本對推進全球經濟的開放肩負重任，在一些地區性貿易協定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以下為專訪全文：

　　中評社：很多人會拿當前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同30年前日美之間的貿易衝突進行類比，您認為這兩者是否有相似性？日美當年的貿易衝突可以為中美目前的摩擦提供什麼借鑒？

　　鐘飛騰：我認為，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同30年前日美之間的貿易衝突二者之間肯定是有相似性的，具體體現在以下幾點：第一點，也是最突出的一點，就是貿易赤字的問題。日美貿易摩擦和中美貿易摩擦的起因都是貿易不平衡，中國占美國貿易赤字的比重和當年日本占美國貿易赤字的比重非常接近，都超過了　50%。第二點，中國和當年的日本都是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開始同美國之間發生較多的貿易摩擦。日本於1968年超過西德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之後，就開始同美國產生了五、六輪的貿易摩擦，這幾輪的貿易摩擦是按照產業升級的順序，從紡織、鋼鐵、機電產品、汽車，然後到半導體領域。現在的中國實際上跟當年的日本有點像，中國也是在2010年超過日本以後，成為了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則會產生一種心理效應，讓美國的普通民眾認為美國所有不好的經濟社會狀況都是因為第二大經濟體的發展引起的。第三點，是輿論對雙邊貿易衝突的一個認識。當時美國對於日本的看法是非常負面的，而如今中國在美國輿論當中的印象也是很負面的。貿易的衝突不僅僅是政府之間的事情，還涉及到社會心理的這個層面。

　　當然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同日美之間的貿易衝突也有不同的地方。第一點也是最大的不同是美日和中美關係的性質不同。美日即使是在貿易衝突當中，雙方還依然是軍事安全上的盟友。而中美之間則是沒有這種關係的。中國和美國是兩個相互獨立的主權國家。以往關於貿易摩擦的研究，很少關注兩個獨立的主權國家之間的經濟摩擦，無論是美國與日本、德國還是歐盟之間的貿易摩擦等，傳統上都是有特定的軍事關係存在，軍事關係既是減震器，也是安全閥。而美國對於獨立的主權國家，通常都是經濟制裁，比如對俄羅斯。因此，中美目前的貿易衝突是一種混合型摩擦，發展前景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第二點不同是國際經貿多邊體制的不同。美日當時解決貿易衝突是在GATT（關稅和貿易總協定）的框架之下，雙方將GATT最終轉變為WTO（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貿易的多邊框架從傳統的貨物貿易轉向容納知識產權、與貿易相關的投資協定以及服務貿易等，這些內容主要都是發達國家之間談判之後完成的。但是今天的中美貿易摩擦實際上很難在WTO框架下解決，因為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已經不再堅持WTO的有效性，特朗普對傳統多邊主義持批評和否定立場，另一方面中美之間是最大的發達國家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調整起來需要更長的時間，而WTO在前一輪多哈回合談判中並沒有取得重大的突破性成果，累積的舊問題很多，再加上中美貿易摩擦這個新問題又出現了，解決起來很不容易。第三點不同是當年的日美同如今的中美之間發展程度差距的不同。20世紀80年代後期，美日貿易摩擦最嚴重的時候，實際上日本已經是一個人均收入和人均GDP超過美國的一個國家，日本在發展程度上和美國是非常接近的。而今天中國的人均GDP大概不到1萬美元，但美國的人均GDP已經超過6萬。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實際上是發展中國家同最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衝突，這在20世紀是少見的，即便是二戰爆發前期美日發生經濟衝突時，日本的人均GDP也接近美國的30%，因此中美在這個收入水平差距上發生衝突，可以說是百年未有之大事。

　　至於日美當年的貿易衝突能為中美如今的貿易衝突提供什麼樣的借鑒，我覺得有些是不能借鑒的。首先需要強調的是，處於同盟關係的兩國為了維護政治關係和安全關係實際上是有助於降低、減緩經濟衝突的。因此，美日之間在80年代雖然有著貿易上的衝突，但總體上是可控的。可控分為兩個方面，其一，美國是有底線的；其二，日本也是會考慮讓步的。當年美日雙方的決策者都會考慮將衝突約束在經濟層面來解決，不能使其衝擊雙邊同盟體系基礎，後者是美國體系的基石。但是，如今中美之間的底線可能突破貿易、技術和金融層面，甚至將來不排除會涉及到中國的邊疆問題、台灣問題等。對於此，中國要有底線思維——要考慮清楚我們的核心利益。要告訴美國我們的底線在哪裡，對於我們的核心利益堅決不能讓步。因為，從美國的發展歷史來看，這個國家儘管某些時候不乏對華友好的姿態，幫助過中國的發展，但都發生在美國有清晰的對外戰略、美國與中國實力差距較大的時候，但是目前美國決策層不僅對美國國家利益是什麼存在嚴重分歧，而且日益擔心中國對美國世界地位的衝擊，美國鷹派不會放棄卡住中國脖子的機會。

至於可借鑒的方面，美日當年解決貿易摩擦的辦法是將雙邊的貿易摩擦轉變為多邊談判的一部分，就是把GATT轉變為WTO。日美把雙邊的貿易赤字、貿易失衡問題轉變成一個多邊的內容。轉變的方式是，日本通過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投資，以此帶動發展中國家的貿易，然後通過發展中國家向美國出口。這樣的調整使得美國所統計出的貿易赤字來源呈現出分散的狀態，也就降低了美國對貿易赤字問題的敏感性。

　　如今，中美之間的貿易問題也可以通過多邊體制和規則的調整來解決。中國自己實際上也開始著手進行這方面的工作了。中國通過“一帶一路”、通過國際產能合作等，把一部分產能轉到相關的國家，比如說把我們的一些紡織品轉到東南亞地區的越南、柬埔寨以及南亞地區的孟加拉國等，甚至也可以轉移到非洲，這些國家對美國的出口至少在統計上來講就不算是中美之間的貿易，儘管這些國家的紡織業的發展也需要中國公司的支持。把“雙邊”變成“多邊”是美日解決貿易摩擦的經驗中最重要的一條，而且現在比30年前有著更加有利的條件。20世紀80年代以後，世界經濟結構發生變化，跨國公司日漸主導全球貿易，使貿易在國家之間的轉移變得更為容易。另外一種思路是，我們提出了第三方市場合作，即“中國＋發達國家＋發展中東道國”這樣一種新的機制性安排，除美國之外的很多發達國家對這一思路都是贊同的。因為對很多發達國家來說，在面臨世界經濟前景高度不確定時，中國這樣巨大規模、處於高速成長中的市場是一種穩定器，通過聯手中國去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將獲得更高的回報率。

　　制度也是調整利益紛爭的一種容器或者一種設計。我們可以去達成一個新的多邊制度框架，然後就能夠把利益衝突約束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範疇。就此而言，無論是WTO，還是其他類型的機制，都需要一種新的思路。比如，我們可以與美國討論是否把“一帶一路”發展成一個新的多邊國際組織。但是也要看到，中美之間的衝突實際上不僅僅是利益衝突，中美衝突可能涉及到戰略、霸權、文明，協調起來的時間成本也是巨大的，因此不能過高期待中美之間短期內解決摩擦的前景。

　　中評社：日本作為中國“周邊外交”與“大國外交”的交匯點，是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倡議過程中的重要影響因素。日本對待“一帶一路”倡議的態度經歷了從抵制、觀望到積極參與的重大轉變，您如何看待日本態度的轉變？

　　鐘飛騰：日本對“一帶一路”態度的轉變應該說從前兩年就開始了。評價日本對待“一帶一路”態度的轉變，有幾個大的因素需要考慮。第一個因素是經濟層面的。在2012年釣魚島購島危機之前，實際上日本對中國依賴的上升速度已經很快，但是釣魚島危機爆發之後，這種依賴速度又下降了。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特朗普表達了很多關於貿易保護主義的觀點，這對日本的影響非常大，導致日本的外貿方向發生轉變，中國又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傳統上，經濟財團在日本的影響是很大的。日本政府受到了國內經濟團體的壓力，導致其要慎重對待中國的作用。因為客觀上來講，日本國內與中國的經濟聯繫在加深，這種聯繫將進一步隨著中國的發展而強化，但在政治安全上日本的保守勢力又跟美國保持著緊密聯繫，對中國的發展有很大的擔憂，因而並不希望日本在經濟上過分靠攏中國，但這種態度對日本在中國經營的公司和投資是很不利的。所以，日本政府對華政策變化是有經濟社會基礎的。

　　第二個因素是特朗普正式當選以後諸多非常眼花繚亂的動作，打擊了國際社會對多邊貿易體制的信心。特朗普提出“美國優先”的口號，什麼事都要先算賬，而且是算經濟賬。特朗普要將原來美國歷任總統所做的承諾和制度安排重新來過，他是一個一切都要推倒重來的總統，他同歷屆二戰以後我們所熟悉的美國總統風格範式都是不一樣的。而二戰以後的日本基本上是在美國的庇護下成長起來的，儘管20世紀80年代發生了嚴重的貿易摩擦，但是美日之間的基本框架沒有變化，傳統美日關係的基石之一是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秩序，這個秩序在冷戰結束後得到進一步強化，甚至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也沒有使他崩潰。但是，美國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為卻是要放棄這個基石，做一番前所未有的調整，使之符合美國中下層的利益。就近期而言，這個衝擊遠比中國崛起帶來的影響大。特朗普總統上任以的施政風格和理念，對日本的衝擊非常大，甚至可以說是致命的，日本政府要進行大範圍的政策調整也是勢所必然。

　　第三個因素是同中國雙邊意義上的。即使沒有前面兩個因素，對於日本來講，在審視亞洲和中國的崛起過程當中，它也要跟隨潮流。因為中國崛起的一個大的環境背景就是亞洲的崛起。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經濟先開始起飛，然後七八十年代亞洲“四小龍”開始崛起，接下來是中國、印度。亞洲是一個很大的體量，如果按照PPP購買力平價算，實際上亞洲已經超過七國集團總量。如此大的一個體量，對於日本來講，它肯它要將其戰略和外交重心往這邊轉移。如果說日本對外戰略有一個基軸的話，那麼這個軸心的基本特點是強大的一方，隨著世界經濟增長重心前所未有的往亞洲轉移，日本對外戰略遲早要反映出這一趨勢。

　　日本要往亞洲這邊轉移，在這個過程當中必須要處理好跟中國的關係。日本認識到，只有參與到亞洲的事業當中來，它才能夠與中國一起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維持亞洲的穩定和發展。如果它離開，作為一個離岸平衡觀察者，不參與中國的事，怎麼能夠了解中國的態度？怎麼能夠影響中國的態度？所以日本的姿態就是“參與”，然後在參與過程當中給中國很好的建議，幫助中國來應對當前所謂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種種挑戰。
　
　　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日本的態度到底有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轉變。如安倍所言，中日關係已經從一種競爭關係轉向了合作，或者全面合作。但我覺得中日兩國之間的分歧還有很多的，中方也要看到這個分歧。比如兩國在東海問題上、釣魚島問題上的分歧。在諸如此類的問題上，日本還有很大的保留意見。但是總體上我認為，形勢比人強，大勢不可違。中日還是要坐下來合作。中日當前合作的最大亮點實際上就是第三方市場。日本政府如今還是不太願意過多地提“一帶一路”，一方面是因為對美國的一個顧慮，因為日本總歸還是美國的盟友，與美國各界的聯繫非常多、非常頻繁，在表態時多少會受到中美關係狀態的影響；另一方面是因為擔心提了之後似乎是變成了中國的附庸，在中國未變成世界最強經濟體之前，日本人總體上不會明朗地公開認可中國，這是由日本特殊的文化結構、文化心理導致的。

中評社：您曾經提出，深化中日韓天然氣合作推動綠色“一帶一路”建設，可否具體闡釋一下？

　　鐘飛騰：對於中日韓天然氣合作來推動綠色“一帶一路”，我是這樣想的，首先，“一帶一路”建設的目標本身是有一個發展的。早在2013年秋季習近平主席分別在哈薩克斯坦和印尼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時，還主要側重於一塊搞經濟合作建設，到後來“一帶一路”倡議的含義越來越豐富，目標也越來越明確。在2017年第一屆“一帶一路”高峰會的時候，中國提出了和平之路、綠色之路等理念，這跟我們國內十九大報告當中提到的五大發展理念也是密切相關的。2018年8月份，“一帶一路”建設工作五周年紀念會的時候，習近平主席又提出了很多新的理念，他認為“一帶一路”要從“大寫意”走向“工筆畫”。在項目建設、開拓市場、金融保障上提出了新建議，針對性更強。習主席同時也強調，要規範企業投資經營行為，注意保護環境，履行社會責任等。其中2019年4月，在第二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上，習近平主席又提出，把綠色作為底色，推動綠色基礎設施建設、綠色投資、綠色金融，保護好我們賴以生存的共同家園。這說明中國政府並不是只在在國內有很高的要求，到國外就降低了對企業經營的要求。有一些人批評中國輸出污染，我覺得建設綠色“一帶一路”是對這種比較淺薄的觀點的反駁。中國提出來綠色“一帶一路”，也是表示我們在國內外的標準都是一樣的。中國處在特定的發展階段，在國內要推動綠水青山這些理念，國外也一樣，就是綠色發展。

　　把天然氣合作與“一帶一路”聯繫起來，也是基於天然氣作為一種能源來講總體上比較綠色。此外，還有另外一層含義，就是日本和韓國作為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的國家，其能源消費結構裡面的天然氣占的比重是很高的。中國將來收入水平也要往上走，收入水平往上走的一個基本內涵，就是普通老百姓口袋里的錢多了，錢多了，自然對生活環境要求就比較高，就會對能源消費結構有新的要求。

　　所以我覺得推動中日韓的天然氣合作會有一種示範效應。隨著經濟社會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隨之而來的對於環境要求的提高，應該怎麼樣來處理配置能源消費結構，使個人與自然的關係、社會的關係更加和諧，這方面中國可以從韓日那裡得到很多經驗。如果中日韓的天然氣合作進行得好，就可以作為一種示範，也使中國在推動全範圍的“一帶一路”的綠色發展、綠色建設時在能源角度擁有很大的啟發意義和借鑒意義。

　　日韓天然氣進口主要來自於中東地區，像卡塔爾這樣的國家也是中國液化天然氣重要進口來源地，未來中日韓在維護能源安全上有很大的合作空間。“一帶一路”建設所強調的互聯互通，也包括能源基礎設施在內，中國的天然氣進口一半左右來自於中亞地區的土庫曼斯坦，還有哈薩克斯坦，未來中日韓還可以進一步合作開發。同時，來自於澳大利亞、馬來西亞等地的液化天然氣也逐年增多，維護海上通道的安全也是必須的。此外，中日韓在建立亞洲天然氣的定價機制上也存在一些合作利益。

　　當然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含義遠遠超過能源種類和供應本身，還包括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包括我們在基礎設施建設當中用的綠色環保的材料、可持續的材料，其內容非常廣，這完全是一種新型的產業模式。

　　中評社：在促進東亞經濟合作方面，中日兩國可以有何作為？

　　鐘飛騰：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除了雙邊之外，的地區貿易協定談判。比如，現在日本達成了TPP11國協定，中國有一些學者也在考慮，中國將來是不是要加入到標準比較高的一個地區貿易協定當中。但是我覺得目前來看這還處於一個討論研究的階段，中國不會很快加入到日本扮演領導角色的TPP11國協定中。這倒不是說中國不願意看到日本扮演某種領導角色，而是基於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TPP的一些條款要求還不符合中國的利益，重新談判需要一段時間。

　　此外，討論比較多的地區FTA即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也正在推進，而且速度比預期要快一些。本來說是到今年一定要達成，但是最終是否能夠達成除了中日兩國之外，還涉及到印度的態度，印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談判方。所以這方面可能也還有不確定性。這涉及到東亞合作的很多方面，已經超出中日的範圍，當然中日在裡面還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中日韓自貿區的談判也在進行當中，但是進展不如我們預期的好。因為這涉及到貿易協定以及地區之間的貨幣互換。中日之間當前恢復了貨幣互換的協議機制。這種貨幣方面的合作，實際上從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以來，速度是最快的。從1997年到2008年金融危機以前，在東亞地區發展最快的就是以清邁協議為基礎的亞洲金融合作。因為東亞金融危機對於很多當時發展程度比較高的國家衝擊非常大。由於高度市場經濟，越是發展程度高的國家，對於金融危機受的影響就越大，但中國當時因為還比較封閉，又加上中國政府的政策到位，總體上東亞金融危機對中國影響不太大。

　　中國加入WTO以後，對東亞合作的影響也是很大的，東亞的合作出現了很多種模式，就是所謂“10＋1”、“10＋3”，“10＋1”就是“東盟加中國”、“東盟加韓國”、“東盟加日本”；“10＋3”就是“東盟加中日韓”。大略來講，東亞地區的合作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表現在應對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的金融合作；第二個階段是以“10＋1”為特色的、相互促進的、以東盟為中心的地區經貿合作框架。其中，推進最快的就是“10＋1”。中國於2002年就跟東盟簽了一個FTA，日本緊接著跟進，然後是韓國。

　　中國推動東盟跟中國合作，刺激了日本、韓國的跟進，到後期就出現了以東盟為中心的東亞的合作，這是一個大的特色，也是東亞地區合作的第二個階段。甚至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這個趨勢也沒有減弱。前幾年李克強總理去東南亞訪問的時候，表示中國東盟進入“鑽石十年”，並提出了七八條意見，引導東盟往下一個階段發展。東盟在2015年的時候也建立了東盟共同體，包括經濟、安全和政治共同體，所以雙方發展都是進入了一個比較良好的階段。出現這種勢頭的更大的背景實際上是全球化還在往前推進。在特朗普上任以前，西方社會對全球化總體上持比較支持的態度。

　　特朗普對全球化的抵制態度，東亞的合作又出現了一種新的態勢。背景當然也很明確，美國不再願意扮演領導者角色，美國國內市場對外開始收縮，保護主義上升，亞洲國家必須開拓新的市場空間，因此彼此之間的合作有了新的內容。新態勢的另一個特點就是中國提出了很多的倡議，中國不再只跟東盟合作，而是發起了“一帶一路”倡議，中國還建立了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中國帶動亞洲發展的能力明顯增強，在東亞合作上也是一樣。

如何來看待區域外力量參與東亞的合作，也是必須考慮的一點。這個區域外力量更多是指美國，美國雖然並不是東亞國家，但是它對東亞事務的介入也很深。特朗普於2017年11月份在越南APEC會議上，使用了“印太”一詞，主張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日本對此持很積極的態度。在對待區域外力量參與東亞合作時，日本人很積極。中國相對來說不是積極，尤其是對於美國的因素。這是中日兩國不同的地位、發展方向和對外戰略所決定的。

　　在東亞合作問題上，中日現在有一個矛盾的地方，即所謂領導權的問題。在東亞合作當中，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日本實際上並不太願意使用“一帶一路”，同時中國對於日美提倡的“印太”，也是持一個相對比較謹慎的態度。

　　中日之間儘管涉及到領導權之爭，但也有合作的空間。然而在合作的過程中，也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比如以誰的規則為主。不過這方面也還可以進一步協商，從第二階段東亞合作推進比較快速的歷史中學習，東盟曾扮演核心作用，提供了中日韓討論的多邊平台如今，雖然美國因素不那麼明確，但是東盟的作用仍然在，中日韓應考慮如何更好發揮東盟的中心作用。

　　難度比較大的就是在東亞合作的支持框架當中，中日處於什麼位置的問題。就此問題，中日雙方要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彼此優點和缺點，討論中日如何擺放位置對於地區的和平與繁榮比較有利。

　　中評社：如何看待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和態度？

　　鐘飛騰：日本國內的治理結構是三權分立的形式，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國會議員有時候會發表一些言論，但是日本政府是不承認的，即國會議員和政府的態度有時候會不一樣。據我們了解，日本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一個基本原則是中日之間的四個政治文件。上個世紀70年代的時候，兩個國家已經把台灣問題說得非常清楚了。日本歷屆政府也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日本跟台灣的關係是非政府、民間的、文化層面的，這個立場沒有變化。

　　但是日本個別議員始終會把台灣作為一張牽制中國的牌。對此，日本政府借口所謂民主體制，也不採取措施，態度比較曖昧。台灣在戰略上對日本很重要，首先就是交通安全性，日本的能源都是要經過台灣海峽的。此外，日本政府也認為台灣問題是一張可以操縱的牌。儘管沒有打到美國那種份上，但它心裡面也是有這種想法的。中國立場很堅定，台灣問題是我們的核心利益，不容絲毫挑釁。因此，日本對台灣的政策肯定是在中日關係的基礎之下，不能違背中日關係，因為中國對日本來說分量太大了、太重要。

　　但是我們也要考慮一個極端的情況，如果美國打台灣牌打得特別厲害的時候，日本會怎麼做？這個是我們需要防範的。我們要明確跟日本講，即使我們跟美國發生比較激烈的衝突，台灣問題依然是中國不容挑釁的，日本政府在台灣問題上必須堅持正確立場。

　　中評社：當前，中日關係恢復正常化，如何在這個緩和的過程中更好地處理雙方存在的歷史遺留問題和領土爭端問題？

　　鐘飛騰：首先要認識到，現在的問題之所以比以前複雜，就在於有利害關係的人對這個問題的認知有不同點。日本也不是說所有人在這些問題上的認識都是一致的，比如說在釣魚島問題上有至少兩位日本教授寫過，釣魚島是中國的，但更多的日本學者認為日本政府在這個問題上處理上並沒有大的錯誤。因為絕大多數日本學者還是站在美日框架所框定的二戰後秩序角度出發，而不是像中國學者所堅持的以聯合國為中心的二戰後秩序，這種分歧的一個根本來源是如何看待二戰後美國在東亞的作用。

　　習近平主席2018年10月份會見安倍首相時也說過，“中日是近鄰，兩國利益高度交融。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和有重要影響的國家，中日關係長期健康穩定發展，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也是本地區和國際社會普遍期待。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1978年，兩國老一輩領導人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以法律形式確定了兩國持久和平友好大方向，為雙方開展互利合作、謀求共同發展以及妥善處理歷史、台灣等敏感問題提供了堅實遵循和保障。在雙方共同努力下，當前中日關係重回正常軌道，重現積極勢頭。這值得雙方共同珍惜。雙方要遵循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確立的各項原則，堅持和平友好大方向，持續深化互利合作，推動中日關係在重回正軌基礎上得到新的發展。”

　　中日之間存在的這些歷史遺留問題，相對來說一直在，但是它占的比重和熱度都不高。雖然雙方的領土爭端問題是一個事關兩國國家利益的核心問題，但是就其問題的緊迫性而言，有所下降，事態可控。相對來講，現在雙方都不怎麼觸碰這個問題。因為領土爭端問題要解決起來不容易又傷感情，暫時擱置對雙方沒有什麼特別大的損害。

　　日本政府現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是自民黨的人，他們處理起來這些問題比當年釣魚島事件發生的時候民主黨，在外交技巧上更嫻熟。相比於日本民主黨，日本自民黨跟中國有很深的人脈關係，有些問題溝通得比較好。日本提倡“靜悄悄的外交”，有一些紛爭在桌面下把它解決好，而不要通過輿論來宣傳，中方有時候也是這種態度。中日雙方應把握好目前這個有利時機，在合作方面盡可能展開工作，將中日關係推向一個更高的水準。

　　總之，中日從競爭轉向合作，既然是合作，雙方得有個姿態，把這些分歧推到以後去說，用不著現在解決。事實上，國家之間總會存在問題，沒有哪一組國家之間完全沒有問題。存在問題是正常現象，對於中日關係的發展，我們要報以樂觀的態度。時代在進步，新人會有新的任務，實際上，中日之間新一代人所具有的共同認識要多於老一輩。通過教育、旅遊以及更多層次的人文交流，中日社會層面對彼此的認識也會更加深入，再碰到問題和挑戰時，也會有同情的理解，同時對政府的政策也有更加清晰的觀察。

　　中評社：日本已經進入令和時代，您對之後兩國關係的前景有何期待？

　　鐘飛騰：日本進入令和時代之後，新的天皇夫婦對中日關係抱有一個很高的期待。比如，前一任中國駐日大使程大使回國的時候，受到天皇夫婦接見，這個也是比較少見的。

至於從令和元年開始中日關係將會進入一個什麼樣的軌道，我覺得中日還是應該坐下來就雙方在東亞地區處於一個什麼的位置、中日兩國應該做出什麼樣的貢獻這些長遠問題做一個深入的溝通，也包括雙方智庫專家之間的溝通。同時，還要加強兩國民間的交流，特別是現在正要展開的，讓兩國的青少年，包括社科研究人員，去雙方重要的國家機構、代表性企業、甚至於社會內部進行一些交流、互訪，特別是深入到家庭這種範圍的交流互訪。這對於客觀地了解兩個社會內部面臨的挑戰和各自的優勢，還是很重要的。

　　中日兩國之間有很多共同的問題，合作空間很大。比如說老齡化挑戰，應對老齡社會的來臨，是中日雙方將來合作潛力很大的領域。此外，在經濟領域，如果第三方市場真的像中日兩國領導人達成的共識那樣，企業、智庫和相關的部門能夠積極地推進，那麼我們可以想象在中國的周邊區域，東南亞甚至南亞、非洲、中亞這些地方都能看到，中日兩國企業、工程技術人員和勞務人員相互協作，推進當地建設的情況，是可以期待的。

　　在安全方面，中日的合作空間也很大。中日在維護海上通道的航行自由、維護海上安全方面，將來的合作空間也很大。2019年4月份我們慶祝海軍成立70周年的時候，日本的海上自衛隊也派了“涼月”號導彈驅逐艦到青島。據悉，可能年底中國的軍艦也會訪問日本。如果讓我大膽展望一下未來15到20年的景象的話，我們也不排除比如說中日就應對海上安全挑戰而進行聯合軍演，或者與參與第三方市場合作的某一個國家聯合進行軍演。中日雙方在信息情報共享方面，也是有很大的合作空間的，比如中日在吉布提的基地可以討論這些合作可能性。在安全問題上，中日應該超越傳統的安全範式，從全球角度討論國際安全長遠的發展趨勢。因為如今中日所面臨的很多安全挑戰，更多是來自於非傳統安全。中日雙方更多的是應對地區安全和全球性安全方面的一些挑戰，包括在全球治理領域，如何讓現有的一些機制，更多地適應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這麼一種更為宏大的結構變動。

　　將來隨著中日兩國關係的進一步發展，中日兩國的智庫、科研機構、大學在推進全球性問題、地區性問題的研究上，也會有很大的進展，中日可能會為一個更加均衡、更加包容性的全球化的發展做出比較獨特的貢獻。

　　中評社：對習近平主席6月將出席的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大阪峰會的成果有何期待？在您看來，6月底將在大阪舉行的中日高峰會有沒有可能使得兩國關係實現重大突破？

　　鐘飛騰：從各方的預期來看，大家對大阪峰會的期待主要是繼續推進自由開放的世界經濟。也就是說，中美兩國能否在大阪峰會上宣布一項有助於緩解各方對保護主義焦慮的協定，是目前主要國家最為關心的議題。因為，中美是世界前兩大經濟體，中美經貿摩擦的前景，對世界經濟是走向徹底的分崩離析，還是維持一個基本上開放的格局，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以市場匯率計算，2018年中美經濟總量合計占世界比重首次突破40%，而2008年中美合計占比為30.3%。其中，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比重，從2008年的7.2%上升至2018年的15.8%，十年翻了一番。從經濟層面看，這意味著中美關係的好壞對當今世界的影響要大於十年前，而且中國的影響力大幅度上升，對國際社會來說還是個新因素。儘管以體量計算，歐盟作為一個整體是第二大經濟體，但是歐盟畢竟是一個超主權的機構，在決策能力和政策實施效果上，遠不能跟中國和美國相比。在當前世界經濟發展前景不明朗的情景下，中國和美國，以及G20的其他參與國，能否推動形成有利於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這是最為迫切的挑戰。

　　從中方來看，習近平主席6月18日應約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時明確表示，將與特朗普舉行會晤，就事關中美關係發展的根本性問題交換意見。中方認為，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中美雙方應在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的基礎上，推進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應該說，中國的這種表態是慎重和積極的，中方認識到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也離不開中國，中國要做負責任的大國，願意以積極的姿態和守成國進行磋商，共同推進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完善。

　　而美國的態度仍舊是單方面壓迫中國，試圖通過提高關稅壓迫中國做出巨大讓步。這種非平等的姿態，實際上不利於中美雙方坐下來就問題本身進行討論和談判。美國很多人將矛頭對准中國，認為由於中國是全球化中巨大的獲益者，美國的損失就是中國的獲益，美國有問題就需要拿中國開刀，這種簡單的邏輯看上去似乎很合理，其實完全忽視了現代經濟的增長主要源於技術進步和制度革新，美國的問題根源在於分配制度和技術進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屢次強調，美國的問題在於1%的人控制著財富、權力和思想。對於一部分美國公司和高層而言，不能接受中國技術進步，不能讓中國人問鼎技術領先的寶座。問題的另一方面在於，特朗普的支持者中，絕大多數人難以理解現代經濟增長的邏輯。6月18日，特朗普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宣布參加2020年總統大選，其連任競選口號仍然是2016年的口號，說明美國的困境並沒有很大的改善。不過，特朗普罕見地沒有在現場攻擊中國的貿易問題，這說明特朗普認識到中美貿易關係不那麼容易解決，也一定程度上說明雙方的談判團隊有了比較大的進展。

　　對於中日關係，目前已經處於正常關係軌道。對於中日來說，除了雙邊層面的合作利益之外，在維護全球多邊貿易體系方面也可以發揮積極的作用。日本也認識到，中國已經是進一步推進地區和全球層面的投資貿易自由化的重要力量，日本不能忽視這種發展。中國也認為，日本對推進全球經濟的開放肩負重任，在一些地區性貿易協定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地區安全問題上，中方也願意日本發揮建設性作用。這些都是近年來的突破性發展。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中日關係的進一步發展仍有賴於其他因素。除了前文提到的一些敏感問題之外，還有如G20峰會上美日歐協調的成果，安倍政府在7月份的參院選舉中能否穩定局面，下半年中日韓三邊合作會談時三國領導人的訪問成果，乃至於2020年中國領導人是否再度訪問日本等，都會影響中日關係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