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01/2018 第一百三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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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國三步走
作者 水秉和
2018年3月1日


回顧三民主義的三步走

今天大概極少數人還會想到《三民主義》 和《建國大綱》了。它們是我在初中,高中和大一的時候都要唸和考的。那時候覺得,讀這些東西實在浪費時間,不過,跟當時許多人的想法差不多,那就是,如果孫中山先生多活幾年,中國的歷史是不是會改寫?他宏偉的的建國規劃是否能獲得實現?

幾十年後的今天,回想一下,覺得非常有意思。民族,民權,民生;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憲政時期;耕者有其田,土地增值稅,東方大港,南方大港,隴海鐵路東起連雲港…這一切好像都進入了一個虛擬世界,雖然在台灣的政治結構中我們依稀可以看到這個架構的影子,但是,如果孫先生從天上俯視,他是否認識這個根據他的規劃產生的制度呢?

突然使我想到這件事的原因是,去年習近平十月在中共第十九大會議上長達三個多小時的報告。在裡面他有一個極其重要地,背後牽涉到政治理論的東西。什麼呢?那就是他把中國共產黨建國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即中國“站起來”的階段,從建黨,發動革命,抗日,內戰,到1949年建國,接著是韓戰,發展重工業,兩彈一星等;1978年以後是”富起來”的階段,那就是鄧小平推動的改革開放,徹底改變了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外交政策,留學政策等等。這個把中國建成小康社會的階段應當是到2020年才大功告成,然後是第三個階段,那就是要使中國“強起來”。其實,過去五年,習近平在軍中大力反腐,加上全面整編軍隊結構,以及過去十年軍工業的突飛猛進,可以說已經發動了“強起來”的進程,所以應當說,現在是“富”與“強”齊頭並進的階段。

試想一下,習近平的這個三階段理論是否跟孫中山的軍政,訓政和憲政的三階段論相互呼應?它們顯示的是中國人的智慧,是說政治制度這個東西不一定要一步到位,何妨分作三步走?甚至更多步走?真了不起呀!如果我們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翻天覆地的創新。雖然,我們基本的觀念仍然沒有辦法接受這種偉大的創新理論。

美國的一步到位

什麼觀念呢?那就是,自從18世紀末,美國創新地建立起它的聯邦體制以來,全世界憧憬和嚮往的只有一種建國模式,簡單說,那就是一種一步到位的模式。首先制定憲法,然後根據它來建立整個政府體制。一旦建立好這個體制,它就會自動地運轉。當然,它理論上可以修改,但是非常困難。美國建立的這個體制顯然非常符合當時美國的需要:在一片地廣人稀的沃土上,它正需要那些新移民發揮個人的體力和腦力,來創造嶄新的社會和國家。配合著那個時代的思潮,美國的“建國之父”們參考洛克,孟德斯鳩,盧梭等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們石破天驚的思想井噴,建立了一個保護個人自由和權利的三權分立的制度。毫無疑問,這是了不起的成就。這種以自由主義為核心的政治制度,經過一些修改,如廢除奴隸制和給予婦女平權等,成為其後兩百多年來的全球典範。

後來者一步到位的困難

二次戰後,上百的新興國家擺脫殖民主義的統治,建立自己的國家。這個一步到位的模式普遍成為它們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模式,儘管它們絕大多數都背負著這樣和那樣的社會問題,如多種族,貧窮,貧富差距大,宗教分歧,絕大多數人口是文盲,缺乏現代知識等。內部如此,外面還有資本主義的經濟滲透,兩大意識形態的鬥爭,使它們的政治經濟無法獨立自主。無論如何,在美國主導下,和歐洲各發達國家的支持下,聯合國向所有國家推動這種建國模式,那就是,將各個已經成立的政黨結合起來,共同舉行制憲會議,然後根據憲法舉行選舉,選出議會議員,總統等,並且把政治結構分為三權分立,如美國的總統制,或者兩權分立,如歐洲的議會制。

其間曾經出現過不走自由主義模式的納粹軍國主義和蘇聯社會主義,但兩者都歸於失敗。值得注意的是,兩者也同樣採取了一步到位的模式。

事實上,問題不在於自由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民主或集權。問題在於,到底是一步到位還是階段論。西方國家有長期學習和完善制度的機會,可以在它們從傳統到現代的緩進過程中先讓政治體制一步到位,然後慢慢小修小改(即使有所反复,如法國,也有時間迴轉),讓社會中的各種力量在這種體制下尋求平衡。可是,後來的新興國家要在很短促的時間內做到這一切,就出現了無數的問題。這些問題就使得政治學家杭庭頓所說的在“第三波”實行民主制的國家出現了體制不健全的諸多問題,沒有能夠達到民主理論所給予它們的願景,尤其是經濟的持續發展,因此民主運動在本世紀發生退潮的現象。不能否認的是,民主選舉成為絕大多數國家選擇領袖的方式而言論自由也獲得普遍接受。這些當然是可圈可點的。在此我無意菲薄這個自由主義體制在過去兩百多年為全世界人民帶來的福祉。

孫中山的三步走

上世紀之初,像中國這麼龐大的國家,少數民族的人數不多卻佔據了遼闊的土地,外國勢力從四面八方侵入,使她隨時都有被瓜分的危險,而國內的軍閥割據更加深了這種危險。孫中山先生高瞻遠矚,覺得第一個任務是建立一個能夠足以自保而不會被分裂的國家,所以他並不主張一步到位。他提出了三步走的方案,首先需要集中權力,把“一盤散沙”的老百姓組織起來,給予他們國家觀念,所以需要建立現代軍隊,維護國家完整。接下來需要建立現代官僚體制,使政府具備行政能力,普及教育,廣建公路和鐵路等基礎建設,讓經濟蓬勃發展。這些都是需要一個有權力,有作為的中央政府。只有在政府有能力掌控國家安全,維護領土完整,能夠逐步將一個散漫的農業社會引領到工業社會的時候,它才能逐漸走向民主。

當然,到底孫先生如果不那麼早逝世是否就能實現他的理想,是一個令人臆想的問題。蔣中正不是一位繼承他的遺志的理想人選,對此大概沒有爭議,所以歷史演變到今天的現狀。

其實,當蔣經國死前決定廢止戒嚴法,其本意也是要使台灣從訓政走向憲政。但是,台獨勢力的興起扭曲了這個憲政的本質,政治鬥爭凌駕於民生經濟活動之上,而其目的是分裂中國,根本違背了孫中山建國的原始意願。當然,自由主義在我們成長的年代瀰漫於整個台灣,也使得孫先生設計的那一套完全得不到年輕人的支持,無法獲得體現。

毛澤東的一步到位

無論是中共內部或者是局外的史家,絕大多數都會承認一點,那就是:沒有毛澤東,就沒有今天的共產黨。從成功的長征(流竄),到奠基延安,到游擊抗日,到國共內戰,以及在中共黨內各次奪權鬥爭中,毛所展現出的天才可以說是超乎想像的。用德國社會學家Weber的理論來說,他絕對是“天縱英才”的領袖。在“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偉大成就這一點上,他毫無疑問應當記第一功。

可是,在建國問題上,毫無疑問,他主張一步到位。他想不經過資本主義的階段,甚至飛躍社會主義階段,不但超英趕美,還要比蘇聯更快地進入共產社會。對此,他曾經被赫魯曉夫嘲笑。他推動三反,五反,反右,農業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大躍進,土法煉鋼,四清,破四舊,文革等一連串的運動,把黨內想要循序漸進的人都指控為右派,修正主義,走資派等等,並且進行了非常殘酷的政治迫害。正是由於這種極端地,想要一步到位的做法,他縱容江青等四人幫,和天真無知的學生,發動了文革,使無數幹部,知識分子和一般百姓受到無理的迫害和苦難,也導致中國幾乎走上絕路。對這一切,國內曾經有人建議,對毛要三七分,或四六分。真正的分法或許應當是,革命需要一步到位,建國需要三步走,前一半他對了;後一半,他錯了。

鄧小平與習近平的階段論

改革開放是1978年開始的。前蘇聯是1991年解體的。葉利欽居然沒有參考中國分階段改革的做法,反而聽信美國專家灌輸的一步到位理論,是造成俄國後來蕭條十年的根本原因。

現在我們都知道,在改革之初,鄧小平其實並不很清楚,到底這條路要怎麼走,同時他還面對著巨大的左派阻力。但是他確知,共產黨的權力絕對不能放,所以必須有四個堅持。他也知道,必須實事求是,審視實際情況,一步一腳印地向前走,所以有“摸著石頭過河”的名言(據說是陳雲最早說出這句不朽名言)。無論如何,鄧絕對是階段論者。他先是恢復農村的三自一包,自負盈虧,然後是社辦企業,個體戶,開發四個經濟特區,允許大學生到資本主義國家留學…他並且在每一次實行改革政策的時候先試點,成功後再推廣之。他要讓經濟在2000年翻兩番,結果經濟發展超過了他的預期。他並且規劃中國要在本世紀中取得像歐洲那樣的生活水平。看來,到了2049年時(第二個一百年),中國的經濟的確可能發展到歐洲的水平。到了習近平時代,他回顧前瞻,已經可以清楚看到中國的道路應當怎麼走了,所以有了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三個階段的論述。世人可以對中國的成就有各種論述,可是,我們絕對不能忽略這個階段論的根本重要性。

階段論的優越性

無論是孫先生的三步走還是習近平的三步走,至少前兩個階段都是不民主的。這在階段論中是絕對必要的。相對於自由主義體制的消極性,它是一個主觀能動的,具有“頂層設計”能力的,有作為的政府。有作為的政府就要有集體的目標。政治制度是為集體目標而設,並且要對應著集體目標的變化而作出修正。這就是它最重要的優點:機動性與靈活性。

連帶的優點至少有兩個,一是“集中力量辦大事”,二是執行政策的速度。它的確是把一個國家當作一個大企業來治理,所以有非常強的問責能力。連帶地,它也就體現了中國選賢與能的優良傳統。這就能夠解釋,為什麼中國會那麼快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權力集中的負面就是缺乏制衡,易於陷入貪腐。習近平與王岐山能夠扭轉過去二十年逐漸惡化的貪污腐化,其重要性真的是難以用筆墨形容。我們可以相信,許多發展中國家會逐漸認識到建國階段論的優點而仿效之,而中國在本世紀的影響力也因此必然會超過美國。

當然,中國建國的步伐還會有,也應該有,第四步。這第四步或許應當是向個人自由發展的方向邁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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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秉和1942年出生於蘭州,1949年 全家遷臺後在新竹落戶,從中原大學水利工程系畢業後留美,改讀政治,在獲得密西根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資格後進入聯合國服務,直到退休。三十多年來,他的 時評散見於港台及美國的報刊,并長期用彭文逸的筆名為香港的《九十年代》月刊 “自由神下” 專欄寫稿。他曾經在美國的《新土》、《知識分子》 兩個刊物和香港的《抖擻》雙月刊擔任編寫工作。現居拉斯維加斯。电邮信箱:b.h.shu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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