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1/2023 第一百八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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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哉,穿越蒼茫古史的絲綢之路!
作者 中國評論通訊社
2017年6月1日


來源: http://www.CRNTT.com   2017-04-26 00:23:16

 

 

絲綢之路”是人類經濟文化交流史上規模空前宏偉、持續時間最久遠的大動脈。它反映出中華先民雖眷戀故土,但一旦獲得推動力量,便激發出域外探險的志向和英勇無畏的遠行精神。中華先民探幽致遠的力量,包括軍事外交的“鑿空西域”、商業訴求、傳道弘法。

 

  消弭軍事威脅,謀求和平

 

  自西漢開始,中原人便把玉門關(今甘肅敦煌西)、陽關(今敦煌西南)以西的地帶統稱“西域”。鑿空西域,即打破中國西北方向的障壁,開通到達西域的孔道。逾越長達萬里的艱險絕域,須有強大的社會力量驅動。反觀悠悠古史,由中原到中亞、西亞陸路的鑿通,得力於軍事外交的驅動。

 

  祈望四海一家,化被天下,是中國人早在先秦即已形成的一種訴求。而秦漢大一統帝國的建立,形成“禦胡”與“拓疆”戰略,至漢武帝時,“勤遠略”得以大規模實施,漢民族的活動空間從黃河—長江流域擴展到中亞廣袤的草原、沙漠和雪山之間。

 

  鑒於漢朝前期匈奴屢屢入犯塞內,對黃河中游農耕區造成破壞,甚至出現勢逼長安的危局,漢武帝即位便用王恢計,誘匈奴入馬邑,欲一舉殲滅,卻功敗垂成。以後,武帝任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多次出塞,大破胡騎,奠定對匈奴的軍事優勢。宣帝時又“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與烏孫夾擊匈奴於天山之北。此後,匈奴統治集團內部攻殺、分裂,南匈奴臣屬漢朝。東漢時,漢匈戰端再起,車騎將軍竇憲率漢軍大破北匈奴,追至燕然山,匈奴西遷,長達300年的漢匈戰爭告終,中原農耕文明得到一段安寧。漢朝的文明光輝,與西方的羅馬文明相映照,使東亞文明與中亞、西亞、歐洲文明出現陸路交會的可能,這不僅在中華開放史,而且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都具有空前的意義。

 

  商業訴求是西北通路開辟的又一動因

 

  然若深論之,這條中西通道的開辟,商業之力更在軍事外交的先頭。

 

  早在張騫西行之前千百年,沿河西走廊、天山南北路的貿易通道早已存在,中原絲織品西傳甚早,先秦典籍《穆天子傳》載,周穆王贈西王母“錦組百純”,“錦組”即帶花紋的絲織品,此為絲綢西傳的最早記述。公元前4世紀的印度著作中就有關於中國絲的記載;公元前3世紀,希臘、羅馬稱中國西部為“賽里斯國”,即“絲國”,可見其時中國絲綢已沿著中亞、西亞陸路運至印度、歐洲。不過,西漢以前從中原到西域一線,只有斷續、零星的民間商貿活動,自西漢開始則進為持續、成規模的官民並行的物資人員交流。

 

隋唐之際,西北商道進一步繁榮。唐代經營西域,規模超過漢代,在伊州、西州、庭州設立州縣;在碎葉、龜茲、疏勒、於闐設立四鎮,絲綢之路更形暢達,中原人西行者愈多。唐代西行最遠者,不是朝廷使節,而是對大食(阿拉伯)作戰被俘的杜環。杜環是史學大家、《通典》作者杜佑的族人。杜環於唐天寶十年隨西安節度使高仙芝與大食戰於怛邏斯(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軍敗,被俘往亞俱羅(今伊拉克巴格達南庫法),行跡達波斯、苫國(敘利亞),於寶應元年附商船回廣州,作《經行記》,書佚,杜佑《通典》卷一九三《邊防典》摘引數段,其關於西亞各國社會生活、伊斯蘭教信仰的記述真實可信,如言及大食,“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食肉作齋,以殺生為功德……又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坐為眾說法”。文中還錄下唐朝被俘流落大食的金銀匠、畫匠、綾絹織工、造紙匠的姓名,是中國工藝西傳的直接記載,尤其難能可貴。

 

  艱險而悲壯的絲綢之路上的一支異軍

 

  宗教作為人們對“終極關懷”不倦追求的產物,往往使信徒產生一種排除萬難的精神力量,勇於孤行獨往、百折不回地求經、傳道,從而成為艱險而悲壯的絲綢之路上的一支異軍。如東晉僧人法顯“慨律藏殘缺”,“至天竺尋求戒律”,其行跡的遙遠連“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略言之,有以下幾類宗教信徒往還於絲路。

 

  一是外域佛徒沿絲路來華傳教。原籍天竺(印度),生於龜茲國(今新疆庫車)的佛教高僧鳩摩羅什,沿絲綢之路長途跋涉至長安傳經,與真諦、玄奘並稱中國佛教三大翻譯家。南天竺人菩提達摩從南印度沿海上絲綢之路,航行至廣州,北上洛陽,後住嵩山少林寺,創立禪宗。鳩摩羅什和菩提達摩是外域佛徒沿絲路來華傳法的兩位著名代表。二是中土佛徒西天取經。中國佛教徒不滿足於域外帶來的佛學經典,而親往印度求經的不在少數,卓越者前有東晉法顯,後有唐代玄奘。三是中土佛徒異域傳道。如果說法顯和玄奘的主要功績是“西方求法”,那麼鑒真則是“異域傳道”的卓越典範。這些高僧憑著頑強意志和超常毅力,歷盡艱難險阻,方完成文化傳入或文化傳出的偉業,確乎是人類交流史上的奇葩,令人景仰。

 

  絲綢之路不僅是歷史的遺跡,它從蒼茫的古史走來,正延展為活生生的現代交通大動脈,聯繫著亞歐大陸東西兩端諸文明。

 

  (作者馮天瑜為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宋朝的海上絲綢之路進入了空前繁榮的時期

 

  趙匡胤與海上絲綢之路

 

  呂文利

 

  著名史學家陳寅恪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在當時的世界範圍內,隨著指南針發明、航海術發展,宋朝的海上絲綢之路也進入了空前繁榮的時期,海上貿易量居世界前列,是當時最重要的海洋國家之一。要造就這樣一個經濟強國,除了得有馬背上一統天下的魄力,更要具備除舊布新的精神。而宋太祖趙匡胤,就是這兩種能力最好的詮釋者。

大宋初建時,領土大概只有今天的河南、山東全部,陝西、江蘇、湖北大部,山西、甘肅各一小部。經過趙匡胤南征北戰,到976年,宋朝已將南方大體平定,為日後東南沿海的發展、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創造了穩定的環境。

 

  除了平定南方,一統中原,趙匡胤在發展經濟、促進海外貿易上也頗有建樹。據說他剛登基不久,就有三佛齊國來朝貢。三佛齊國是東南亞的一個島國,位於現在蘇門答臘島一帶,唐代時就通過海路遣使向中原朝貢。來宋朝的三佛齊國使者所呈的貢物里有通天犀,是一種珍貴的犀牛角,上面有類似龍形的圖案,“龍形騰上而尾少白”,左邊有一個字形,定睛一看是“宋”字。而當時三佛齊國並不知道新王朝國號為“宋”,趙匡胤認為這是天意,遂大喜,就用這個犀牛角做成了玉帶,每逢郊廟之祭必系之。此後,宋朝與海外各國和地區的交流日益加深。

 

  971年,宋軍攻滅南漢後,趙匡胤就在廣州設市舶司,這是宋朝設置的第一個市舶司,相當於現在的海關。市舶司主要負責收稅,包括船舶往來,貿易交流之事,是宋王朝拓展海上絲綢之路和海洋貿易的重要窗口。

 

  當時在市舶司貿易的商品,中國方面主要是絲綢和瓷器,外國商品主要有象牙、犀牛角、香料等,其中香料以乳香為最大宗。乳香是乳香樹分泌的樹脂,可用來製造香,寺廟和百姓需求最大,也可入中藥,治療耳聾、中風以及“婦人血氣”等,主要產於大食(現中東一帶)、印度、波斯等地。這些地區的土人用斧頭砍傷樹皮,使樹脂流出,凝結成塊,之後用大象運送至海邊,再由大食商人裝船運送到三佛齊國進行貿易,最後由三佛齊國等東南亞商人運送至宋王朝的沿海口岸。這條線路也是當時最具代表性的海上絲綢之路支線。

 

  宋代皇帝一直注重海上絲綢之路的開發。在宋朝,與中國通商的國家和地區有50多個,根據現代考古發現,在南亞、東南亞、歐洲和非洲都有宋代瓷器的出現。因此,人們又把當時的海上貿易線路稱為“海上陶瓷之路”。

 

  要想打造海洋大國,光開設“海關”是遠遠不夠的。趙匡胤還非常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他大力推行偃武修文政策,使知識分子的地位迅速提升;同時,他鼓勵科技發明和創造,親力親為給天下作榜樣。史書記載他非常關心造船事務,還親自到造船的地方觀看,查看炮車,觀看水戰,表明他很重視科技事務。

 

正是因為有皇帝對科學技術的高度重視,才使宋朝誕生了像把指南針應用於航海這樣偉大的技術革新,這對當時的航海技術而言是一種飛躍式的進步。指南針應用於航海的技術發明不久就在絲綢之路上傳播開來,造福於往來商旅,尤其是對海上絲綢之路上的水手們幫助極大。也正是在航海上的廣泛應用,使指南針得到一次次改進,並促進了西方新航路的開辟,進而成為西方地理大發現的條件之一。

 

  宋朝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四面環敵的朝代。在趙匡胤統治時期,北方有遼等強大政權,通陸路去往中亞的絲綢之路被阻隔,因此他著力發展海上絲綢之路,重視文化科教,使航海術和造船術迅速發展,使國家經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因如此,宋代雖然始終危機四伏,卻書寫出了中國古代歷史上燦爛的一頁。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副研究員)

 

粟特人:絲綢之路上貿易擔當者

 

  榮新江

 

  粟特(Sogdiana)是中國古書中記載的西域古國之一,亦為民族名稱,活動範圍在今中亞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的澤拉夫尚河流域。在兩河流域,分布著大大小小若干綠洲,以撒馬爾罕和布哈拉最大,粟特人建立了康、安等一系列小國。一說他們的先民原居祁連山下昭武城(即今甘肅張掖),後為匈奴人所破,被迫西遷至中亞,故稱“昭武九姓”。

  粟特人基本上活躍於中古漢唐時期,也是絲綢之路最發達的時期。

 

  粟特人是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擔當者,他們從小就跟著父母做生意,只要有利,再遠的地方都要跑去做生意。中亞的阿姆河和錫爾河正是絲綢之路上東西南北的通道,是文明的十字路口,或者商業的十字路口。向南是印度,向北是游牧的匈奴、柔然、突厥這些王國,往東到中國,向西就是波斯、羅馬。所以粟特何國有一個門樓,東面畫中華皇帝,北面畫突厥可汗,南面畫印度的國王,西面畫拂菻(東羅馬)王。他們的民族性也是這樣,四海為家,是一個世界民族。比如安祿山、史思明這些人到了中國就變成中國人,粟特人到了突厥便是突厥人,到了北方的契丹便是契丹人,到印度可能就是印度人。

 

  有意思的是,一直在粟特地區做考古的法國中亞考古學家葛樂耐(F.Grenet)教授,多年在粟特本土沒有見過一張商人像。因為粟特人不表現自己為商人,玄奘說,粟特人本來是商人,很有錢,但是平常穿得很一般。玄奘西行一路上就是搭著粟特商隊走的,特別是他回程的時候,還被粟特商人選為商團的薩保,就是大商主(商隊首領)。

 

  在中國發現的粟特首領墓葬里,幾乎都有商隊的場面。北周涼州薩保史君墓石椁上有一幅線描圖,最典型的有兩個畫面,上面是他們打獵,因為他們在路上必須要打獵來補給,另外弄一些商品。下面是一個商隊,因為畫面很小,不可能畫那麼多,便用三四個人來表現商隊的構成。其實商隊一般都要兩三百人一起走的,我們在佛經裡面知道五百商人遇盜圖,雖然500個商人也是多數,但是必須成群結隊。近代那些探險隊往外運古物的時候,仍然是結成很大的隊伍過帕米爾高原的那些山口,否則的話就會被強盜幹掉。

 

  在敦煌壁畫裡面就有“胡商遇盜圖”,在《觀世音經》裡面說遇到各種災難要念觀世音名號,其中有一個就是胡商在山林裡面遇到強盜怎麼辦?就念觀世音,中間就是抄自《觀世音經》的榜題。幾個胡商樣子的人,前面那個年歲大的人就是薩保。佛經是印度的故事,但從龜茲一直到敦煌,所有的畫家在牆壁上畫的商人沒有一個印度模樣的人,因為他們沒見過印度的商人。印度跟中國的貿易都是粟特人承擔的,所以畫出來的樣子都是粟特人。

粟特人作為絲綢之路上貿易交往的擔當者,導致唐朝輝煌文化中有相當大的因素是來自粟特的背景。比如說音樂、舞蹈,如果沒有粟特人,我們現在的舞蹈就會像兵馬俑一樣呆板。粟特人到了中國之後,舞蹈全部轉變了,九部樂主體上都變成了西方的音樂,變成了康國樂、安國樂、印度樂。粟特人將西方音樂舞蹈帶來中國,所以安伽、史君這些人的墓葬圖像里,看到大量的都是音樂舞蹈的畫面。這些墓葬出土了之後,中國的音樂史、樂器史、舞蹈史恐怕都要重寫。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本版供圖 古然

 

  史籍中的絲路故事

 

  古代歷史上,中國與絲綢之路沿線的一些亞洲國家之間,流傳著一些經濟文化交流的史事,這裡輯錄如下:

 

  ●唐文宗保護阿拉伯商人利益

 

  唐文宗時,有個原籍呼羅珊(中亞歷史上的一個地區,大致包括今伊朗東北部、阿富汗和土庫曼斯坦大部、塔吉克斯坦全部、烏茲別克斯坦東半部和吉爾吉斯斯坦小部分地區)的商人,從伊拉克買了大批貨物到中國來賣。一次,唐文宗派出選購蕃貨的宦官與這位商人在貨物交易時發生爭執,宦官把好的貨物強行拿走。這位商人趕到長安告禦狀,唐文宗接見了他,聽取了他的申訴,並下令徹查此事。得知商人上告有理,唐文宗沒收了宦官的財產並對他說“不可欺侮外商”。唐文宗還革去了宦官管理寶物的職務,命他去看守皇陵。商人勝訴的消息很快傳遍各大城市,對招攬外商產生了積極影響。

 

  唐文宗親自過問外商的貿易糾紛問題,並秉公處理,反映出中國自古以來就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外商合法權益。

 

  ●隋煬帝舉辦“萬國博覽會”

 

  公元609年,為了進一步拓展絲綢之路,打破與西域的貿易壁壘,隋煬帝西巡至張掖(甘肅省),召開了“萬國博覽會”。西域27國君主、使臣受邀前來,當地十幾萬民眾身著盛裝,夾道歡迎,綿延數十里。為款待賓客,隋煬帝令人組織文物展,並舉辦宴會,演出來自印度、新疆、朝鮮等地的音樂和舞蹈。各國商人也聞風而動,趕來開展大規模的貿易活動,來往道路上可謂車水馬龍。這次經濟文化交流活動歷時六天,形式之新、規模之大、規格之高、人數之多,堪稱史無前例。展覽會過後,許多西域賓客、使節和商人還跟著隋煬帝返回洛陽。隋煬帝在洛陽端門外辟出一塊場地,演出來自全國各地的雜技和舞蹈,聲揚數十里,徹夜不休。他還讓洛陽商人裝點市容,沿街設帳,擺放酒食,邀請西域商人入座,醉飽出門,不收分文。

公元七世紀的“萬國博覽會”,促進了中國和中亞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也體現出中國古代王朝對發展對外貿易的重視。

 

  ●“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前往求之”

 

  伊斯蘭“聖訓”中有一句話,“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前往求之”。這句話在阿拉伯世界乃至西方諸國,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為了貫徹這一宗旨,唐武德年間(618626年),先知穆罕默德門下四位大賢來唐傳教並學習中國的先進知識。大賢傳教廣州,二賢傳教揚州,三賢、四賢傳教泉州。三賢、四賢去世後,葬於泉州一座山上。相傳,三賢、四賢下葬後,這座山夜夜都有靈光發出,百姓認為這是兩位賢者顯靈,就將該山稱為靈山,他們的墓稱為聖墓,即西方聖人之墓。靈山聖墓深得伊斯蘭教徒尊崇,一旦遭遇艱難,人們就會來祭拜祈福,希望得到平安指引。鄭和第五次下西洋之前,特地來到靈山拜謁聖墓。靈山聖墓是我國現存最古老、最完好的伊斯蘭教聖跡,與麥地那的穆罕默德聖墓、納賈夫的阿里聖墓齊名,被譽為“世界伊斯蘭教的第三聖墓”。

 

  大量伊斯蘭傳教士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交流、學習、傳教,互通有無,為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唐朝安居樂業的波斯人

 

  公元6世紀起,許多波斯(今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阿富汗一帶)人由於戰火侵擾遷入中國,得到了唐朝政府的善待。蘇諒是唐懿宗鹹通年間定居首都長安(今陝西西安)的波斯人,和他的妻子都是祆教徒(祆教:古波斯國教)。他加入了中國軍隊,後來成為唐朝禁衛軍的一名武官,擔負保衛京師的重任。蘇諒家族數代人都在軍中任職。他們的墓志都是以漢文和古波斯文撰刻。李素則是在唐朝做官的波斯人,景教徒(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唐朝傳入中國時譯作景教),曾在司天台(天文機構)任職,主持翻譯過很多天文學經典。他有六個兒子,都在長安工作,有的甚至成為負責祭祀、禮儀的官員。在長安,居住著很多像蘇諒和李素這樣的外國人,比如也在軍中任職的景教徒米繼芬及其子孫等。他們不僅能夠從事各種職業,建功立業,還可以繼續使用本國文字、歷法,信仰原有宗教並建立寺廟,因此唐朝長安地區設有祆教祠、景教寺廟與摩尼教寺廟(摩尼教:古波斯教派)。

 

  蘇諒和李素是當時生活在唐朝的普通外國人的縮影,他們不僅成功融入了漢文化,而且原有宗教、習俗、語言終身受到尊重和保護,體現了中華文明的包容並舉、兼收並蓄。

 

  (魯耀摘編自郭業洲主編、黨建讀物出版社出版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重要政黨概覽》)來源: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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