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1/2023 第一百八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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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積重難返到積重能返-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
作者 水秉和
2014年11月1日


19788月,少小離家老大歸,前後在大陸停留了四十天,走過十多個城市,探訪了幾十年未見或從來未見的親戚。我所看到的是一個民生凋疲,人們冷漠而毫無生氣的國家,街道上只有寥寥幾家門市部,百貨公司其實是一貨公司,因為每一種商品只有一個式樣。想到三十年革命,經過一些翻天覆地的變化之後,國家被弄到這個地步,一股冰涼之氣從我的頸椎一直穿透到尾閭。興沖沖地回去,徹底失望地歸來,離開時我心理想:中國完了”。在教條和一人專政之下,整整三十年,積重難返,就是天仙也無法扭轉了。

當然,誰也沒有想到,鄧小平有那麽大的毅力和決心,有那麽深謀遠慮的智慧,居然起死回生,在數也數不清的阻力之下,硬生生地把一個頻臨於崩潰的十億多人口的國家給扭轉了180度。從積重難返走向積重能返。這種功業,老實說,不管是在全國各地樹碑立傳還是把他老人家放進水晶棺裡,都不為過,可是他情願把骨灰灑向大海。偉哉斯人!

可是,逐步轉向市場經濟之後,又過了三十年,財富像潮水一般湧入中國,真正是勢不可擋。這就給無數大大小小的官員幹部提供了尋租的機會。官越大,收的租就越多。有權就有錢,有錢就有豪宅,美女就有夜夜笙歌。當這批人在黨內和在國企之內拉幫結派,形成龐大的利益集團的時候,他們杜塞社會進步的力量是無與倫比的。說是社會主義,實際上某些中國官員豪奢荒淫的程度,在短短的三十年裡,已經超越了資本主義國家。於是乎,中國又到了一個積重難返的時刻。

誰也沒有想到,習近平,一位在黨的培育下長大,一步步從基層幹起的元老子弟,卻沒有被權力腐化。他跟王岐山等一批志同道合者,深知專權加上貪腐的危害,居然表現出極大的決心和毅力,以及深謀遠慮的智慧,向老虎、蒼蠅以及兩者之間的鷄豬蟲蛇開刀。我們歡呼:中國又有救了!中國又發揮了積重能返的優越性!

 一黨專政與民主體制之間存在着許多差別,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差別就是民主制度有輪替機制。當一個政黨幹的不好,選民就會投票給其它政黨,讓其它政黨來糾偏。如果一個政黨幹得好,它就可以連選連任,繼續幹下去。我們看到當前中東的亂局,它的一個根本原因就是獨裁者,不論是在伊拉克、埃及、突尼斯、利比亞,或者敘利亞,在毫無實際意義的選舉制之下,掌權長達四十年,僵化的社會終於無法應付多變的世界局勢和國內累積的民怨,因而激發了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其實就是因為當政者積重難返,想要扭轉它的社會力量別無他途,逼得走向極端,而其後果時常更壞。中東的亂局凸顯了積重能返的難能可貴。

高瞻遠矚的鄧小平在一黨專政的格局之下開創了任期制,這不是一般的了不起;如果這不是千秋萬世的功德的話,至少也是奠定了中國一黨治國制的基礎,功莫大焉。任期制使一個社會不必等到老頭子死了以後才有機會改弦易徹。它的確是中國體制上的一大特色。

當然,與民主制對比,一黨治國制也有一些優點。第一,就像美國的大企業大多是由董事會設立甄選委員會,四處物色最傑出的經理人才一樣,(這個委員會對人才的確認能力比廣大股民要優越的多,除非他們搞裙帶關係或拉幫結派,但是這就會不利地影響到企業的業績),中共的中央委員會就像是一個甄選委員會,它的成員對誰適合當總書記比一般黨員清楚,而一般黨員又比老百姓清楚。所以,從治國的角度來說,由黨內推舉選出具有長期執政經驗的領導人應當是比較好的體制安排。第二,權力集中好辦事,一黨治國制的優點是,一旦作出了決定,執行起來就比民主制有效率的多。目前美國的政黨對立,不論是處理邊境的非法移民、健保、政府預算、赤字上限等內政問題都出現嚴重分歧,僵持不下,在國際問題上更是莫衷一是。民主制需要政治領袖和人民都具有基本共識,當共識不存在或者淡化時,民主制就缺乏了一個政策運行的主要條件。

舉一個缺乏共識的例子。1860年, 當美國南方拒絕廢除奴隸制度而北方堅決要它廢除時,南方就醞釀宣佈獨立,而這是一個民主制無法和平解決的矛盾,所以只有訴諸戰爭。這個例子說明,有些問題是民主制無法解決的。同理,如果中國現在實行民主制,我們毫無疑問會看到好幾股要求獨立的力量冒頭,而它們必然會點燃內戰的火燄。

對一個需要從低水平趕超或者和一個國內存在族群衝突的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民主制會帶來衝突,並且它的執政效率也會較差。我們可以這麽理解:民主制是兩百年前設計出來的制度,那時的歐美諸國不存在類似中東或者非洲那樣嚴重的族群矛盾,而且那時對執政效率的要求也不高,所以可以實行民主制。對當時的社會而言,它是非常理想的制度,因為它用憲法保障人民的權益。可是今天,不論是民主還是集權,政府需要快速解決比兩百年前要複雜千百倍的問題,行政效率變得極端重要。在這種情況下,民主制很可能,尤其對新興國家而言,已經逐漸過時了。

這絕不是說,中國已經找到了比民主更好的制度。因為到今天為止,中國的體制進行了兩次糾偏的大動作,如果將來沒有鄧小平和習近平這樣的領袖,而仍然需要每三十年就來一次積重能返的大動作,那麽中國的前景豈不堪憂?到底目前正在推動的“深化改革”是否能帶來長治久安的制度呢?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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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秉和1942年出生於蘭州,1949年 全家遷臺後在新竹落戶,從中原大學水利工程系畢業後留美,改讀政治,在獲得密西根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資格後進入聯合國服務,直到退休。三十多年來,他的時評散見於港台及美國的報刊,并長期用彭文逸的筆名為香港的《九十年代》月刊 “自由神下” 專欄寫稿。他曾經在美國的《新土》、《知識分子》 兩個刊物和香港的《抖擻》雙月刊擔任編寫工作。現居拉斯維加斯。电邮信箱:b.h.shu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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