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注：感谢李毅博士允许我们将此文翻译为英文，并发表中英文版本于www.ChinaUSFriendship.com; 此文为2013年6月13日上午李毅博士在山东大学社会学演说全文。此文及李毅博士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可见于各大网站，包括：
http://www.csstoday.net/xueshuzixun/jishizixun/80965.html；
hhttp://finance.china.com.cn/roll/20130419/1400941.shtml；
hhttp://www.csstoday.net/Item/68717.aspx；中文版本转载自中国社会学网。
十．中国农民阶级
中国农民阶级的迅速衰亡，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最伟大的成就。所谓社会现代化，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就是农民工人化、农村城市化。2011年，从事农业的中国农民，已经不到一亿五千万了。美国三亿多人，只有260万农民（农业工人），生产够四亿五千万人吃的农产品。中国，如果2600万农民不够，5200万农民应该足够了。我认为，多则二十年，少则十年，中国农民，可以从现在的不到一亿五，下降到五千万左右。我这样讲，不是异想天开。
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这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这个6977元，不是1.5亿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而是加入2.5亿农民工的收入后，整个8.97亿农村户口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13年4月初，我访谈了一位70岁的陕西关中平原农民大娘。丈夫几年前去世了。大儿子、大儿媳带着孩子出去打工。二儿子博士毕业，在大学当教师。家里就老太太一个人，有三亩七分地。国家补助一亩地150元。种子很便宜。雇人播种，每亩20元。雇人收割，每亩40元。三亩七分地的化肥，八、九百元。种地总成本，1500元以下，种地总收入，接近4000元。纯收入只有2500元。自己如果不种地，可以转包给别人种，别人给她每亩地200元转包费。自己不种地，转包费，加上国家补助，她每年收入1295元。到这里为止，她讲的话，对我没有任何新鲜的地方。但后面的话，非常重要。我问：转包你地的是什么人？她说：是一对五十多岁的农民夫妇。我问：他们现在种多少地？她说：四十多亩。
这对种了四十多亩土地的五十多岁的农民夫妇，代表了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方向，三个代表。当然，不是说，所有土地，都要集约经营，部分小农户小土地经营，也可以共存。 如果中国新的领导集体，能够顺势解决早就应该解决、早就能够解决的隔离城乡的户口问题，能够合理扶植土地集约经营，中国农民的数量，必将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从一亿五，下降到五千万。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前途，必将一片光明。
十一. 中国纳税人数2400万
当今中国到底有多少富人？中国现在有近14亿人，13.8亿人。一、二十年来，中国各种媒体，报道了无数中国富人的故事。这些，使得一些中国社会科学家和中国社会学家，对中国富人的人数，产生了极大的错觉。这里，请大家关注一个极其重要的数据。为了避免有人说我断章取义，下面全文引用这个文献。
财政部：个税法修改后纳税人数减至约2400万
2011年06月30日16:46 中国新闻网
http://news.sina.com.cn/c/2011-06-30/164622734864.shtml
中新网6月30日电 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王建凡今日表示，个税法修改后，工薪收入者的纳税面经过调整，纳税人数由约8400万人减至约2400万人。这就意味着有约6000万人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只剩下约2400万人继续缴税。
30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有关方面负责人就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法律的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王建凡指出，这次修改个税法将会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一，大幅度减轻中低收入纳税群体的负担。对中低收入者纳税负担的减轻是一个组合拳，一方面减除费用标准由2000元提高到3500元以后，纳税人纳税负担普遍减轻，体现了国家对因物价上涨等因素造成居民生活成本上升的一个补偿，工薪收入者的纳税面经过调整以后，由目前的约百分之28下降到约百分之7.7，纳税人数由约8400万人减至约2400万人。这就意味着经过这样的调整，有约6000万人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只剩下约2400万人继续缴税。
第二，适当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实行提高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和调整工薪所得税率结构变化联动，使一部分高收入者在抵消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得到的减税好处以后，适当地增加了一些税负。
第三，减轻了个体工商户和承包承租经营者的税收负担。年应纳税所得额6万以下的纳税人降幅最大，平均降幅约百分之40，最大的降幅是百分之57，有利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和承包承租经营者的发展。
第四，方便了扣缴义务人和纳税人纳税申报。这个调整的内容对纳税人有利。(据中国网文字直播整理)
简言之，根据中国财政部税务司，2011年，中国月收入3500元以上的人数，只有2400万；（2000元以上的，只有8400万）。每当我拿出这个数据，就有人说，这个数据不可信，更有人说，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都不可信。我这里做几点回应。第一，你凭什么认为这个数据不可信？中国中央政府和省市政府有必要隐瞒中国月收入3500元以上的人数吗？第二，2400万你不信，4800万你信不信？7200万你信不信？第三，即使是7200万，中国富人的人数，是不是比你认定的还是要少得多？第四，根据中国社会分层的李毅模式，我假设，这个数据即使有所遗漏，目前也不会超过4800万。
我的这个假设，是有根据的，请看一个最新的数据：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605/c70731-21744290.html
新华日报：民企工资低是社会现状的一面镜子
2013年06月05日10:40
江苏省发布的2012年全省城镇就业人员工资统计公报显示，江苏城镇私营与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32069元、50639元，相差近一倍。（本报6月4日报道）
江苏的情形，也是更多地方的缩影。根据大多数低于平均数的概率，私营单位这个平均年薪，对于私营单位大多数员工而言，其实也是高不可及。正因为如此，即使2013年被称为“最难就业年”，民营企业依然被大学生们“嫌弃”。
民企薪情差，不能简单地归为资本强势，劳动力弱势；更不能简单地归为“老板黑心”。事实上，民营企业，多在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利润薄，税负重。统计数据显示，中小企业需要缴纳包括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流转税附加、印花税、契税等20多种税。如果把各种隐性的、显性的税加在一起，企业的平均税负在百分之40 以上。税负如此，民企增薪酬、添福利的空间还有多大？
民企薪情差具有多重涵义，它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观测和评估社会现状的坐标，是对经济生态失衡的一个警示。或者换言之，是对加快分配制度改革以及加快改善市场环境，减轻民企税费负担的深沉呼唤。
(来源: 新华日报)
十二．今日中国没有中产阶级
当今中国社会，没有证据或数据显示存在一个白领服务业专业人士中产阶级。从社会学角度，中产阶级有两种定义。广义地讲，中产阶级就是在社会分层中位于中间位置的阶级。按照这个定义，图6-3显示，农民工是当今中国的中产阶级。狭义地讲，中产阶级特指白领服务业专业人士阶级。在发达国家，这个阶级，在工业社会初期和中期，是上层阶级的一部分。在工业社会末期和后工业社会，这个阶级的人数逐渐赶上、并最终超过了工人阶级，成为上层阶级（资产阶级和上层管理人员）和下层阶级（蓝领工人阶级）中间的中产阶级。
中国现在进入工业社会中期，还不可能有一个白领服务专业人士构成的中产阶级。当今中国，大部分白领服务业专业人士是干部和准干部。无论权力、财富、声望，都属于上层阶级。大部分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创造了一些统计指标来定义中国存在一个中产阶级，最常见的一个统计指标是是否拥有私家车。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末,中国大陆私人轿车保有量5308万辆。中国人口现在接近十四亿人，只有5308万辆民用轿车，很明显，拥有一辆私人轿车，在2012年末的中国，不是中产阶级的标志，而是上层阶级的标志。
中国白领服务业专业人士的人数必将赶上和超过蓝领工人阶级，从上层阶级的一部分变成中产阶级。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是未来中国。如前所述，我认为，现在8000万的准干部，是未来中国中产阶级的温床。再有二、三十年，当准干部有两、三亿人的时候，中国中产阶级就形成了。这不仅取决于每年新生500万到1000万的大学毕业生。更重要的，取决于这些毕业生能否找到工作。只有把现行中国发展模式转变到自主创新为主的发展模式，才能给两、三亿大学毕业生找到工作。
十三．户口与中国社会分层
现行户口制度造成城乡隔离、地区隔离、种族隔离，阻碍中国城市化，缩小了内需，使中国无法形成全国范围的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资金市场、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直接降低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亟待废除。户口制度秦、汉就已确立，但直到1949年，城乡并没有隔离，造成城乡隔离、二元社会的现行户口制度是个新生事物，其存在原因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现行户口制度是为了实行统购统销，后来为了应付大跃进带来的饥荒。从1965到1985年，除上述原因外，更加上为应付大规模外敌入侵而准备打仗和进行三线建设。在1985年以后，粮食问题解决了，外敌入侵的危险消除了，现行户口制度已经没有一丝一毫存在的必要，其实际结果是维护城市居民的特权，和为了保持想象中的由城乡隔离、二元社会带来的城市社会稳定。
户口制度造成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中国工业化。现在中国农业劳动力只有劳动力总数五分之一，中国农村户口居民却占人口总数近百分之65。目前中国实际城市化比例只有百分之35。现行户口制度使中国城市化无缘无故落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四十五个百分点。表7-1，国家统计局2000年之前的统计，是准确的，2000年之后的统计，是骗人的。正如陆学艺先生生前多次反复指出：“2000年，国家统计局改变了统计指标，把农村进城人员中超过半年以上的，称为常住人口，也统计为城市人口，所以，城市化率这几年有较大的提高。”每忆及此，都不由得敬佩和怀念陆学艺先生。
毛泽东时代，起码在干部与干部之间、工人与工人之间，全国基本实现了同工同酬。但是1985年以后，由于社会隔离封堵了竞争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地区差异迅速拉大。以上海和青海为例。现在同样的工作在上海的工资可能比在青海高五到十倍，原因是人们在上海和青海之间不能自由流动。这种社会隔离制度才是造成目前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之间巨大地区收入差异的根源。如果消灭社会隔离，东、中、西部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而不是发达程度的差距）将会自行消失，各地区的发展将会自动地变得更平衡更和谐。发达程度和收入差距并无直接关系。比如，现在纽约市比阿拉巴马州要发达许多，但做同样的工作，在纽约市和阿拉巴马州之间并无巨大的收入差距，基本上同工同酬，因为人口是自由流动的。因而，美国任何地方的发展，自然也带动整个美国的发展。中国同理，如果上海和青海的人口、商品、资金是自由流动的，上海和青海之间就会基本上同工同酬，上海的发展就会自然而然地带动青海的发展。这正是全国劳务市场、全国商品市场、全国资金市场相结合的魔力所在。所谓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就是要建立这种三大市场相结合的魔力。
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是要把许多地方性的社区融汇成一个全国性的整体社会。在这个整体社会中，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劳务市场要比无数个被省市县分割的地方性社区强有力得多。这是现代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比前工业社会有强大得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本来，工业化必然要求建立全国性的劳务市场。但是，社会隔离把中国的工业化按照省、市、县切成碎片。1985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越发展，中国社会的条块分割就越严重。这种情况迫使各个省、市、县只关心有本地户口的人，只为有本地户口的人谋利益，把地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更不用说顾及其他地区的利益了。
实际上早在1992年，国务院就成立了由国办牵头、公安部等部门参加的国务院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并于1993年6月草拟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包括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性质，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原则，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等主要生活基础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随后进行的改革并没有执行该方案。当今世界，只有中国大陆和北朝鲜，继续实行不允许人口自由流动的户口制度。
重庆已经率先开始大改革，从2010年开始推出两年300万人、十年1000万人的农民进城计划。重庆能做到的，中国所有省市都能做到。重庆的初步实践印证了我多年来的预测：如果开放城市户口，不会出现农民蜂拥进城争当城里人的局面。三十年来，反对改革户口制度的主要理由，一向就是：如果取消城乡隔离，中国农民就会像无头苍蝇一样，盲目涌进中国城市，来了就不走，中国城市都要变成贫民窟，天下就大乱了。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工资，2009年之后一再上涨，还是出现了民工荒，可见消灭城乡隔离，不会是洪水猛兽，中国农民不是盲目的无头苍蝇，而是高度理智的经济人。不要说没有工作农民不来；就是有工作、工资太低，农民都不来。中国农民怎么会放弃冻不着、饿不着的宽敞农家不住，到城市来挤贫民窟呢？
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新领导集体，已经明确提出，要把解决户口问题、消灭城乡隔离、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作为重要国策，尽快推进。详细的论述，见李克强就任总理前不久发表的“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一文，见《行政管理改革》2012年第11期。解决户口问题，实现中国人口自由流动、自由迁徙，必然推动中国社会经济更加快速、更加迅猛、更加和谐地发展。
十四。教育与中国社会分层
17大报告：“大力发展高中教育”。
应该在普及全民健保之前，普及12年义务教育，普及高中教育。
说2020年要普及高中教育，却不普及高中义务教育。不普及高中义务教育，高中教育怎么普及？
高考不公平愈演愈烈。
一定要尽快取消分省高考，一定要尽快恢复全国统一高考。
高考取消文理分科。高中教育不分科。高考取消外语。
完全可以、完全应该实行每年60万本科全额奖学金、十万硕士全额奖学金、五万博士全额奖学金，从全世界争夺人才。给中国人才造就从小学一年级到博士的直通车道。
详见拙著《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中译本（2008），第七章第一节“高考”，第四节第4目“建立免费义务教育与建立教育市场”。
详见拙著《社会学概论》（2011）第12章“教育社会学”。
（下午谈这个问题。）
十五. 当今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左中右
分析阶级阶层，必然要分析左中右。但为了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我一直没有涉及。所幸，最近有人公布了相关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文化研究室主任张明澍，出版了《中国人想要什么样的民主》一书，2013年3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有关左中右的分析，见该书第47至49页。这本书由中国社科院的一个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研”扩展而来，并且追踪延续了1994年张明澍出版的《中国“政治人”》一书的研究内容。调查对象锁定在“18周岁以上的在城镇生活的公民”，并通过技术手段，保证受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指标,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调查资料基本相同。
http://news.sina.com.cn/c/2013-05-05/113527030133.shtml
《南方周末》问：对相同的问题，两次调查结果差异最大的是？
张明澍答：这次有新的关注点：特别关注左中右划分。结果显示：右的比例低，左的比例高，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跟着主流媒体导向走，这三点很出乎我的意料。1988年的调查中，受调查对象的西方化程度比现在明显高很多。当时刚改革开放，社会对西方的东西是一种拥抱的姿态。反观这次，我们发现：一些在知识阶层看来左的、脱离时代的观点，事实上在社会上有相当影响力。按照调查数据，当今中国社会的左派占百分之38.1，中间派占百分之51.5，右派占百分之8。这让我感到意外。但你冷静地去观察你身边，不要只往知识分子里面套，到你自己的家乡去，到街头去，你会发现这个比例是基本准确的。
这里有三点可以指出。第一，这个对左中右的调查结果，与中国社会分层的李毅模式是完全符合的。广大工农兵，基本上是左派和中派。第二，请读者特别注意，这个调查，只对18岁以上城市生活的公民。完全可以假设，如果调查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全体中国公民，左派比例会更大，右派比例会更小，右派应该少于百分之5。第三，这些右派，主要是哪些人呢？可以假设，主要在哪些5308万家庭轿车的所有者中，主要在哪些2400多万月收入超过3500元的人群当中。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段话如下：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有人说，当今中国社会改革难以推动，是因为难以调动支持改革的力量。我不同意。如果你的改革，是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谋利益，怎么会没有人支持？谁敢反对？谁能阻挡？
下午的题目是：中国梦的社会学图景。
谢谢大家！
请大家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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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波：《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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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2013年6月，中国人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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