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1/2024 第二百零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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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及其失误
作者 郑永年
2014年6月1日


编辑注:感谢郑永年教授允许我们刊登此文​​www.ChinaUSFriendship.com;此文首刊於《联合早报网》(2014-04-22)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就是亚洲的一部分,其在亚洲的利益和影响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前些年,美国宣布要重返亚洲。从经济角度说,这有其必然性。亚洲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心,并且这种局面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不会改变。同时,随着其在亚洲经济和战略利益的扩大,美国也越来越像一个亚洲国家。 美国要保护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就要更多地关注亚洲,这完全可以理解。但美国所宣布的重返亚洲显然并不是这样简单。

从战略上说,这次重返亚洲很显然是针对中国的。当然,这也不是冷战之后美国要重返亚洲的第一次。在小布什任总统期间,美国外交在新保守主义的主导下,也曾经赤裸裸地把中国作为敌人,试图通过亚洲小北约来围堵中国的崛起。不过,那次重返亚洲的努力以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而终结了。中国不仅没有成为美国的敌人,在一定意义上,反而成为了美国反恐的伙伴。近年来美国高调的重返亚洲是第二次了。不过,从长远来说,重返亚洲会成为美国外交战略调整的重大失误。

为什么可以这样说?美国真正的挑战并非来自中国,而是来自自身的衰落。很多美国人不相信美国这个伟大的国家会衰落,国际社会上很多人也不相信;甚至很多中国人不相信也不希望美国衰落,因为无论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还是国际警察,美国的衰落对中国并没有什么好处。作为政治制度,近代以来,美国一直是各国政治自由派所向往、学习的对象;作为国际警察,美国一直为国际社会提供全球公共服务。

尽管美国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相对而言的确衰落了。二战之后,作为战争胜利者的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非常强大。在经济上,美国推出了庞大的马歇尔计划来复兴欧洲经济;在军事上,美国是北约的主柱;在政治上,美国的民主制度令人向往。在所有这些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以苏联为首的非西方集团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当时美国自己出钱出力,在所有方面做得得心应手。但现在不一样了,美国除了仍然是最强大的军事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力量已今非昔比。

在冷战期间,美国只是半个世界的警察。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了整个世界的警察。作为半个世界的警察,美国信心十足,但作为整个世界的警察,美国显得力不从心。原因很简单,当世界警察需要费用。在冷战期间,因为存在着苏联这样一个明显的敌人,美国的所有盟友都很乐意支持美国充当警察,也愿意为美国支付费用。但冷战结束、苏联敌人不再存在,美国的盟友就没那么乐意为美国付国际警察的费用了。同时,美国本身的经济也已经不足以支撑世界警察的角色。

苏联集团解体后,就不再存在任何可以挑战美国的同盟。那时美国应当改变其战略同盟政策,至少改变针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军事战略同盟。任何战略同盟都是针对敌人的,因此首先需要外在敌人,没有这样的敌人和来自敌人的直接威胁,同盟就整合和团结不起来。冷战后美国和西方不仅没有改变同盟政策,反而扩大和强化同盟。在欧洲,美国和西方收编了苏联解体后所出现的新兴国家,把属于苏联地缘政治空间的领域,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在亚洲,美国积极寻找新敌人,迅速崛起的中国自然成为最佳候选人。中国是亚洲大国,美国重返亚洲非常容易理解。美国强化和其亚洲盟友的关系,针对的是中国。对美国来说,我的盟友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这解释了在中国问题上,美国和其盟友的关系。

这样做,冷战后的美国表面上成为世界唯一霸权,但实际上则不然。美国在欧洲的战略贪婪和对中国的战略误判,都在促成和加快美国本身的衰落。在欧洲, 美国和西方的战略贪婪已导致了俄罗斯的反弹。对俄罗斯来说,一旦国家有了实力、机会来临,势必要收复被美国和西方抢走的地缘政治利益。今天的乌克兰实际上是美国西方和俄罗斯之间地缘政治利益之争的牺牲品。把中国视为是潜在敌人,更是美国的战略误判,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

美国并没有意识到,中国和其他大国不一样。例如,中国和苏联不一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选择是加入以美国为主导的现存世界体系,通过改变自己和这个体系接轨。尽管中国在加入这体系后并没有在任何事情上对美国百依百顺,但总体上履行了一个成员国应当履行的责任和义务。

中国官方的外交话语也是这样的。邓小平时代强调韬光养晦,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强调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到了现在的习近平时代则强调新型大国关系。所有这些概念的本质都是一样的,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永不当头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简直就是说给美国人听的,但很少有美国人听得懂。即使一些人听得懂,也选择不相信。这个概念意味着中国承认美国是国际社会的老大,不会挑战老大地位,愿意和老大合作来维持国际秩序。当然,中国同时也要求美国这位老大要照顾一些中国的核心利益

美国把全球各地都视为其利益,但中国的核心利益非常有限,都是和领土、领海有关,且仅限于和中国周边国家相关的事情。美国人到处都是核心利益,对中国的这些核心利益不是不知道。如果美国愿意在中国和中国周边国家关系之间扮演积极的协调角色,美国是有能力这么做的。但美国没想扮演这个角色,而是简单地选择重返亚洲,站在其盟友国家(刚好也往往是和中国有主权利益冲突的国家)这一边。

美国的重返亚洲,如果是经济上的,也没有什么可怕。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区域国家也欢迎美国这样做。但如果是军事和战略上的,只会加剧区域矛盾。美国现在显然过于强调战略和军事,甚至经济上的事情例如TPP也带有了战略同盟性质。

视中国为敌 美国将自我击败

如果美国把中国作为敌人来做战略大调整,必然会加速美国的衰落。这倒不是因为中国和美国会大战一场,或者中国能够打败美国,而是因为美国的自我击败。这里有几个主要的原因。

首先是中国的战略态度。在国际关系上,中国历来就持息事宁人的做法,除非逼到墙角,否则根本就不想把谁当成敌人。这也就是今天中国所说的不惹事,也不怕事的态度。美国数次把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者或潜在敌人,但中国是经典太极拳的回应方式,躲开了和美国的正面冲突,甚至仍然把美国视为是朋友。中国如果是苏联,中美之间早就形成另一场冷战。在美国大力强化和其盟友的关系过程中,中国明知美国的战略意图是中国,却没有仿效美国去组建自己的盟友。如果中国也实行结盟政策,就不会是现在的和平局面了。

其次,重返亚洲表明美国要把大量的军力和战略重心放在亚洲,这也必然造成巨大的浪费。中国不会那么去和美国迎面冲突,否则中国也不会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美国的压力会促成中国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国防军事的现代化,从而促成中国军事上的真正崛起。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是需要这样恶劣的国际条件的,需要假想敌。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中国军事现代化,是两个和美国有关的外部因素促成的,那就是1990年代初的美国海湾战争和1996年的台海危机。海湾战争开始让中国了解了什么是现代形式的战争,而防止台湾独立则成为这些年来中国要实现的战略目标。美国的重返亚洲使得中国有了更明确的战略假想敌,更能促成国防的现代化。中国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进行国防现代化,避免和美日进行军事竞赛。

再次,重返亚洲必然迫使美国把战略资源从其他地区调到亚洲,这会促成美国在其他地区的衰落。实际上,中东、非洲和中亚等地区已经出现了这种现象,美国在那里的影响力和国际声望已远不如前。同时,因为中国在亚洲的外交空间被美国有效挤压,中国必然要把自己的战略延伸到那些美国撤出的地区,这会客观上促成中国的走出去。在一些区域,中国已经有了相当的实力。中国现在所提出的海上丝绸之路陆地丝绸之路尽管主轴是经贸,但也是有其向西看的战略考量。

第四,乌克兰事件既表明俄罗斯地缘政治的回归,更表明对美国所主导的西方的挑战并非来自中国,而是来自像俄罗斯那样的和西方美国有类似思维的其他大国。作为文明大国,俄罗斯不会坐等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被西方瓜分。苏联解体时,俄罗斯毫无能力保护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一旦具备了能力,就会竭尽全力把这些利益夺回来。从历史上看,俄罗斯和西方美国一样,同样是具有扩张主义的国家。西方和俄罗斯的文化同样是基于具有使命感的宗教之上,中国没有宗教文化,是世俗文化,不仅没有扩张性,反而能够包容其他文化。美国和西方对乌克兰局势的反应表明,它们的能力有限。

美国在中国问题上会出现错误的战略判断,因为美国人不了解中国。美国的战略失误来自于对中国的错误判断。美国对中国的判断,并不是根据中国历史上的或者当代的国际行为,而是根据美国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美国人相信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并且还要把自己的思维强加给他国。中美两国政治制度的不同,更深化了美国对中国的这种看法。国际关系史上所谓的大国悲剧大多发生在欧洲,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基于欧洲的国际关系经验,和非西方的经验并不相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只是地方性理论。但美国和西方则把这地方知识普世化,视为普世的真理,并且在实践中十分相信。这就解释了目前中美关系的心理格局:与其说是中国要挑战美国,倒不如说是美国恐惧中国崛起。没有任何有效的证据证明中国在挑战美国,但美国对中国的恐惧则到处可见。

中国学术界的美国化也强化了美国人的这种恐惧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界到处充斥着美国式的国际关系话语,这使得美国人感觉到中国和美国没有两样,大家都是同样的思维模式。尽管美国化的话语没能解释得了中国外交的实际行为,却使得中国学术界的国际关系话语更具有欺骗性。在学术界的国际政治话语和中国政府所提供的政策话语之间,美国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对南中国海和东海局势的判断失误。在这两个所谓的热点区域,中国实际上只想保持现状。自从邓小平提出搁置主权、共同开发后,中国从来就没有改变过立场。在大多数问题上,中国总是回应性的。在中国看来,中国并没有主动挑起这些事端,但别的国家挑起来了,中国不得不回应。但美国人并不这样看,似乎是中国在欺负周边小国家。

一个大国的衰落与其说是因为其他国家的崛起,倒不如说是自身的衰落。大清王朝的衰落是这样,苏联帝国的衰落也是这样。美国如果不能纠正对中国的战略误判,不能节制其无限的战略贪婪,看来也不可避免地会落入这个逻辑,更快地走上衰落之路。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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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教授,现任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和《东亚政策》(East Asian Policy)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World Scientific)《当代中国研究丛书》(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编。先后获中国北京大学法学学士(1985)、法学硕士(1988)、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硕士(1992)、博士(1995)。1995-1997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历任中国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MacArthur Foundation) (1995-1997) 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 (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 (2003-2005) 研究基金的资助。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近年来,先后出版专著20多部。其中,英文著作7部、中文著作15部。英文著作包括《作为组织化皇权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再生产和转型》(罗特里奇出版社, 2010);《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Internet,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7); 《中国的事实联邦主义:改革与中央地方关系的动力》(De Facto Federalism in China: Reforms and Dynamics of Central-Local Relations)(世界科技书局,2007);《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和《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现代化、认同及其国际关系》(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等。 主编学术著作多部,主要包括《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中国和新世界秩序》(China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中国的开放社会》(China’s Opening Society)和《中国和国际关系:华人观点与王赓武的贡献》(Chin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hinese View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Wang Gungwu)等。先后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如在《比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和《第三世界季刊》(Third World Quarterly)等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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