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1/2023 第一百八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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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與文明:建立中國對中亞常識性認知(三)
作者 昝濤
2014年3月1日


編者按:我們感謝昝濤教授授權給我們,將這篇文章翻譯成英文並刊登於www.ChinaUSFriendship.com。原文發表於《大觀》雜誌,第5期。

 

3、中亞的俄羅斯化

 

18世紀中葉開始,沙俄不斷向中亞地區擴張和侵占,不少部落被先後“合併”進了俄國,希瓦、布哈拉、浩罕三個汗國也被先後征服。原先屬於我國管轄的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的廣大地區以及帕米爾的某些地方,在沙俄與清朝政府簽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後也被沙俄占去。到19 世紀70年代時,沙俄已經征服了整個中亞地區。另外,以印度為基地,英國也介入到在中亞的博弈。

 

沙俄為什麼要吞並中亞?過去的研究從沙皇帝國開疆擴土、地緣安全等角度來認識這個問題,甚至認為沙俄有南下印度洋尋找出海口的考慮。但從實際歷史的進程來看,俄國對中亞的興趣主要是出於經濟利益的考慮,俄國是把中亞地區當作自己的殖民地來經營的。這種經營不光是在經濟上獲取利益,而且還在政治、人口和文化方面進行了廣泛的殖民化。

 

學者最近指出,單一型經濟生活的地理學特征決定了帝俄的地理擴張方式,這種單一性經濟生活的地理學特征就是俄羅斯族人的生活區域與聯邦財政收入區域是不一致的。如果說早期俄人在西伯利亞的擴張是為了尋找皮毛,那麼,進入近代工業化階段以後,帝俄在中亞的擴張則是主要為了滿足其對原材料及商品市場的需求。在這一點上,帝俄對中亞的殖民與西歐人的海外殖民是相似的。

 

中亞的費爾幹納穀地土地肥沃,於1884年移植美國棉花獲得成功,遂使棉花成為這一地區的主要產品,用來滿足俄國和波蘭紡織工業對廉價棉花的需要。為了滿足俄國的需求,當地植棉業的勃興致使農業畸形發展,棉產量增長的同時,糧食產量銳減,糧食從自足變為日益依賴從俄國輸入。植棉業促進了當地商品經濟的發展,為中亞向俄國商品打開大門奠定了基礎。由於無法同西方的商品競爭,俄國就將中亞地區作為一個保護性市場,傾銷穀物、糖、木材、鋼鐵製品和其他制成品。中亞遂成為俄國商品的傾銷市場。後來的中亞穆斯林民族主義者提出了停止種植美國棉花的要求,亦即要擺脫俄羅斯的殖民主義,使中亞從對俄國經濟的依賴中解放出來。

 

俄國是典型的大陸型帝國,它的擴張是在陸地上連續進行的,它所征服的土地都與母國相連。按學者的解釋,這一大陸型帝國的特征決定了俄國對所征服之地的殖民化程度之深(將每一塊擴張而來的土地及人民都盡可能地“同化”)。除了經濟方面,帝俄對中亞的殖民化主要表現為大量歐洲移民的湧入以及對本地土地的剝奪和占有。中亞地區地廣人稀,尤其是哈薩克草原、吉爾吉斯和土庫曼斯坦有大量“剩餘土地”,隨著俄國農奴制的廢除,大量無地農民進入中亞,俄國移民人數激增,而本地人受到了排擠。此後,俄國開始有序地對中亞地區進行殖民化,並制定了剝奪當地人土地的計劃和法令。從人口學的觀點看,俄國在中亞的移民已經改變了那裡的民族成份。歐洲血統的民族的總數最終超過了當地任何一個本地民族集團的人數。歐洲人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9年普查),在哈薩克斯坦是65%,在蘇維埃中亞約為25%

 

沙俄造成了中亞經濟的單一化以及對母國的依賴。蘇維埃政府雖然指責沙皇政府的經濟殖民政策,但其在中亞所執行的政策是一樣的。這也是由前述俄羅斯人“單一型經濟生活的地理學特征”決定的。誠如季諾維耶夫在1922年所說,雖然俄國已經拋棄了剝削附屬國的政策,但“……我們若沒有阿塞拜疆的石油或土爾克斯坦(即突厥斯坦)的棉花是不行的,我們不是作為過去的剝削者而是作為手持文明火炬的老大哥,來取得這些我們所必不可少的產品的。”

 

蘇聯在中亞推行的政策是強化地區專業化分工,“它把俄羅斯聯邦經濟的單一性與其他聯盟主體的經濟單一性相互結合成一個自洽的經濟組合體,從而克服了沙俄帝國的傳統特征。其實,這種聯盟經濟後來發展為經互會(經濟互助委員會)體系,是對未來終極的共產主義社會經濟體的一個模擬。”蘇聯把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四個共和國劃為一個經濟區, 稱中亞經濟區;把哈薩克共和國劃為一個經濟區,稱哈薩克斯坦經濟區。根據蘇聯的專業化分工,中亞地區主要生產礦物、燃料、穀物、棉花、羊毛、肉類等初級產品。這些產品主要運往蘇聯的歐洲地區,因此,中亞各共和國之間經濟交流並不密切,而與俄羅斯聯邦的物資交換很緊密。

 

帝俄在中亞的對內政策是,維持在這一地區的和平與秩序,盡可能多地獲得經濟利益,而對本地的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盡量少加干涉。到蘇俄時代,一種新的政治形式被引入中亞。在布爾什維克獲得勝利之後,中亞成為其未來社會主義聯盟布局中的一部分。列寧所設想的“蘇聯”,建立在一套完全不同於任何國家和帝國的“國家理由”之上:無產階級的共同利益以及這個共同利益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實現世界無產階級共和國,在其中實現了各聯盟主體的平等。列寧對自己的理想設計是樂觀的。而到斯大林,他以“共產主義新人:蘇聯人”作為蘇聯的靈魂。

 

蘇俄首先是對中亞進行了民族劃分,以加盟共和國的形式統轄中亞,其實質是以(社會主義版本的)“現代性文明”對中亞的覆蓋與重新整合。首先,對當時的布爾什維克黨人而言,中亞五國這一“創造”是其“蘇聯”理想的過渡階段,在這個框架下,中亞各國首先就在理論上從落後的部落/部族時代“跑步”進入到了資本主義階段(根據斯大林的民族觀,民族是資本主義上升階段的產物)。這是一個先進入“現代性”,再達致社會主義的方案。其次,民族劃分也具有打擊泛突厥主義的重要戰略考慮。加盟共和國體系的建立,擊潰了泛突厥主義在中亞的政治訴求。中亞新民族國家的創建,培植了一批新的民族主義精英,並成為新的既得利益者。通過宣布效忠於共產主義的蘇聯,他們立刻擁有了一個民族國家,儘管當時是形式大於內容。

 

俄羅斯吞並中亞後,對中亞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俄羅斯化,主要是兩個方面:移民和推廣俄語。蘇聯繼承了帝俄的俄羅斯化政策,實行的是分而治之:劃分民族+俄羅斯化。他們用“蘇聯人”即忠於莫斯科的、講俄語的人民來取代眾多的民族,最終導致了中亞地區社會結構的改變。在蘇聯以前,中亞主要有三種語言:波斯語、阿拉伯語和突厥語。蘇聯通過多種措施改變中亞地區的語言結構,其中最重要的是將西里爾字母強加給中亞人,這種做法不僅打擊了中亞的本土語言,確保了俄語的“超民族”語言的統治地位,使俄語成為蘇聯公民的交流工具,還用以割斷中亞人的歷史,割斷中亞人與其他地方講波斯語和突厥語人的聯繫。蘇聯時期,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伏爾加的德意志人被安排到中亞定居,俄羅斯人又被政府安排到領導崗位上,讓他們訓練年輕的中亞人,努力造就一批俄羅斯化的本地精英。俄羅斯化是成功的,它的影響不只是體現在大量俄羅斯人口在中亞的存在,也不是此後俄羅斯利用保護中亞俄羅斯族人利益來干涉中亞事務,更重要地,俄羅斯化造成了一批具有親俄意識的當代精英,他們直接決定了當下中亞與莫斯科之間的關係。

 

俄羅斯加之於中亞的實際上是俄羅斯化與蘇聯化(即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俄化最終是服務於蘇聯化的,蘇聯化的最終理想是要在此岸建立一個以共產主義新人為主體的神聖共同體,對中亞而言,實際上就是以一種新的普世主義(社會主義)的神聖訴求來“打掉”特殊主義的(民族)訴求和傳統的普世主義的神聖宗教。總體而言,俄化取得了較大成功,而蘇聯化實際上只是部分地成功,並停留在了其社會主義化的初級階段,即民族劃分與建構的階段。蘇聯解體後,中亞的民族國家建設實際上就是從這個初級階段開始搞起的。這也正是中亞不穩定的根源,因為,俄化和不成功的蘇聯化已經直接衝擊和動搖了它的歷史主體性。

 

四、結語

 

“世界歷史上的中亞”是一個文明逐漸縱向沉積、地域逐漸橫向縮小的地方。西域是“大中亞”,中亞五國是“小中亞”。要理解中國的西北、現在的中亞,就需要有一個“大中亞”的概念,這個“大”不僅是指空間-地理意義上的大,還包括時間意義上的歷史長時段。要理解當代中亞,就必須做幾次合與拆:西域是合,民族國家是拆開西域、劃上人為的疆界,中亞又是拆去疆界、合起來看。合是歷史,是深度;拆是現實,是表層。兩種思路不可偏廢。這就如同剝洋葱一樣,要一層層深入。中亞文明有其內核,中亞又是地緣戰略的內核與樞紐。

 

1、 中亞的主體性問題

 

到底中亞是什麼?這只是我們習慣地發出的一個疑問,在真正地了解中亞之前,我們甚至都無法確定這是不是個偽問題。在這裡我們大膽斷言:中亞是一個主體性不穩固的、依附性較強的存在。主體性是自我認同,是超越理性的激情,是緊抓住歷史深處某種靈魂本質的衝動,是自信的源泉,是創造性的發動機。這些正是中亞在其歷史中失去的東西。

 

主體性不穩固與依附性較強兩者互為因果。中亞的歷史命運就是在文明和政治上被大的力量所控制、掌握和引導。外部力量多次塑造中亞。從文明的角度說,當代中亞文化深受外來“三化”的影響,即突厥化、伊斯蘭化與俄羅斯化。歷史上,中亞地區一直是周邊強大政權統治者們爭奪之地,先後有希臘、波斯、中國、阿拉伯、突厥、蒙古等王朝或汗國的統治者都管轄過這裡;西漢時,樓蘭國王說出了其處於漢與匈奴之間的兩難境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古代國王的這句話精煉地點出了整個西域諸小國的歷史命運。

 

當代中亞延續著其特殊的歷史命運:內部不穩定,外部有多個國家試圖影響、控制該地區。近代以來,俄羅斯掌控中亞命運一百餘年。一百年前沙俄與英國為爭奪中亞展開的“大博弈”(Big Game),如今換了一個主角:美國取代了英國。中國則被認為是潛在的第三個“玩家”。

 

獨立後的中亞力圖重建其歷史主體性。由於其獨特的歷史命運,這種重建帶有很強的悲情色彩。蘇聯解體後,吉爾吉斯獲得獨立。獨立被民族主義的悲情叙事賦予了新的意義。1992829日,全世界吉爾吉斯人代表大會在首都比什凱克召開。總統阿卡耶夫發表講話說:“由於歷史上遭受眾多不幸事件,吉爾吉斯人口數目越來越少。最後成為定居在亞洲中央的一個小民族。但是,我們最大的遺憾是自偉大的吉爾吉斯汗國從歷史舞台上消失之後的1000年之內,未能再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可以說,中亞的歷史悠久綿長,但中亞國家卻太年輕了。

 

如果說蘇聯的解體與中亞國家的“被獨立”是(美、蘇所代表的)兩種不同現代性競爭的結果,那麼,在這樣的一場現代性競爭的大遊戲中,1990年後獲得獨立的中亞國家才剛剛起步。工業化方面因為蘇聯時期片面的地區專業化分工體系,致使其至今未建立起能夠滿足自我需要的輕工業體系,因此,它非常需要中國的電子產品、配件、紡織品等。獨立的中亞國家正借助於虛弱的國際法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來重建其主體性,而其複雜性就在於長期主體性的缺失與重建之間的矛盾:泛突厥主義已被蘇聯確立的民族國家體系所破解,從而成為政治上“過時”的東西,但中亞諸國各自的歷史底蘊比較薄弱,又經歷了半個多世紀民族國家建設缺失的蘇聯時期,且面臨複雜的跨境民族、族群衝突與地方主義問題;普世主義的伊斯蘭認同在蘇聯時期的無神論世俗化進程中被長期打壓,而今的復興帶有很大的反彈特征,它欲以一種對抗性的姿態建立其主體性,與國際極端主義、分裂主義和恐怖主義一起嚴重地威脅和破壞著中亞及周邊地區的安全,實際上成了民族國家時代的“反政治”;去俄羅斯化是民族主義的激情衝動下進行的,實際上根本不可能做到;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民主主義現代性將這裡變成了顔色革命的陣地。在這一切都還沒有被搞定的情況下,中亞又引入了競爭性選舉的民主制度,它是建立在以部族主義和地方主義為底色的國家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較為穩健的市民社會基礎之上的。這一切便是中亞認同危機所在,亦是當代中亞政治危機的根源。

 

在上述情況下,對欲在中亞有所作為的中國而言,那裡可欲的主體性狀態應該是:形成大國博弈平衡格局下的穩定秩序,實現中亞諸民族國家的正常化。秩序是穩定的保障;國家的正常化使博弈各方都有一個可以談判的合法對象。

 

2、 中國面對中亞的挑戰

 

布熱津斯基預言過中國與中亞地區關係發展的可能模式:“目前,中國的作用比較有限,它的目標也不那麼明朗。有理由認為中國更希望在其西部面對一群相對獨立的國家,而不是一個俄羅斯帝國。”但就算是這已經成為現實,中亞對中國在根本的政治問題上似乎依然是“鐵壁銅牆”。

 

今天,中國的南-北問題已經從過去的游牧帝國與農耕帝國的對峙,轉變為中俄並立。對中國而言,儘管仍然有過去的南-北和東-西格局的影子,但其意義已經非常不同。新的因素也已經加入進來,這就是來自南部的美、印,西部和西南的突厥-伊斯蘭(土耳其、伊朗)。這裡面,突厥、伊斯蘭因為與中亞的歷史主體性相關,而有一種軟力量,彈性極大;北部的俄羅斯因為有帝俄和蘇俄經營中亞的大陸型帝國經驗,而擁有無與倫比的優勢;美國以強大的全球軍力布局、資本帝國和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而具有軟硬兩方面的實力,它在此地不斷掀起的種種“顔色革命”,讓人瞠目。甚至連日本人都在構想從日本經太平洋、印度洋到中亞的對中國的所謂“民主包圍圈”。

 

中亞對於中國的地緣戰略、能源安全、交通運輸、西部貿易、陸權以及戰略縱深等方面的重要意義,是毋庸贅言的。但是,作為一個大國的中國,不能成為一個“買賣國家”,也就是說,不能輕易地認為,似乎只要有了強大的經濟,就可以享有相應的國際地位(這曾經是二戰之後日本的夢想)。在新的格局下,僅有一個經濟-資源的頭腦是不夠的。尤其是在俄羅斯轉型以後,其對於“俄化”中亞所具有的軟實力,以及目前在形式上的體制優勢和地緣優勢,使俄羅斯可以在中亞與美國一決高低,2010年吉爾吉斯的政變就是例證。這都是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根本性問題。

 

作為中亞博弈局中的一個新來者,中國的優勢局限於世俗成就,即經濟方面。如何避免政治因素剝奪技術帶來的進步,是兩千年來中亞交通和貿易歷史的最大教訓。在今天,這裡面既有大國博弈的因素,又有超國家的“三股勢力”的破壞性因素,還有中亞各國內部因為主體性不穩與政治體制轉型所帶來的動蕩因素。對中國而言,會否進一步引發令人擔憂的民族和宗教問題尤其是民族向心力的問題,這是超越於經濟利益之上的大政治問題。中亞不僅是曾經的蘇聯和現在的俄羅斯的軟肋,也是中國的軟肋。“疆獨”問題是中國西部長期面臨的分裂主義挑戰。這會成為大國博弈中易於被人利用的弱點。在承認區域合作的良好前景和巨大經濟利益的前提下,如何建立一個“內在地克服了分離主義傾向的區域政治過程”(於向東語)需要被提上議事日程。

 

文明的因素亦不可忽視。儒家文明的普遍性消解於其依賴於特定的中原地理這一特殊性。在古典帝國時代,其或可容納西域問題,但是隨著全球視野的展開,以儒家文明來統合對西域的理解則捉襟見肘。更何況,經20世紀不間斷的革命洗禮,現在的中國已經徹底世俗化了,不光是老百姓,就連自命清高的知識精英們也陷入了根本性的精神危機。現在常提“核心價值”,正是這種危機的真實寫照。從根本上說,這是一種傳統的特殊主義的世俗文明遭遇現代化了的普世主義神聖文明的難免結果。在認識和理解中亞時,我們需要對自身有一個比較清醒的反思。

 

歷史並非僅僅發生在過去的事,而是一種積澱和慣性,它存在於當下,並且是當下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歷史存在於地理和人文之中,地理者,乃是地表的自然環境,人文者,則是文明的傳統。在地圖上,西北是中原的邊疆,中亞是中國的邊緣,但它們又同時是內亞大陸的核心,是麥金德意義上的地緣樞紐。如果只是在中原的立場上去理解和認識中亞,那是不夠的。我們同時需要地緣和文明的視角,而後者可能是更為重要的。重讀西域歷史,讓我有了以上千思萬緒的追索。對中國來說,她並不會因為在歷史上長期對中亞具有影響力,就能夠輕易地後來居上,更不能面對歷史說西方列強玩的只是過去中國人“玩兒剩下的”。今天,我們需要再出發,就像兩千多年前的張騫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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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涛為北大历史系講師。北大历史系本科畢業及北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史专业博士後,2008年巴西“国际民族与种族问题高级研修班”结业;由福特基金、荷兰南-南发展史研究项目(SEPHIS)等共同发起和资助。他的学术专长及教学经历為世界近现代通史、奥斯曼-土耳其近现代史、中东-伊斯兰研究、中亚国际关系问题;2008年土耳其博斯普鲁斯大学历史系访问研究员; 2005年-2006年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黑海-中亚中心”访问学者;自2008年起,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伊斯兰教与现代政治》、《伊斯兰教与现代世界》和《土耳其历史、语言与文化概论》等课程。他的网站為http://zantao.blshe.com/ 和http://www.chinavalu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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