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1/2023 第一百八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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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與文明:建立中國對中亞常識性認知(二)
作者 昝濤
2014年2月1日


編者按:我們感謝昝濤教授授權給我們,將這篇文章翻譯成英文並刊登於www.ChinaUSFriendship.com。原文發表於《大觀》雜誌,第5期。

 

三、文明:東-西文明格局下的中亞

 

在南-北對峙/並立的格局下,西域對中原王朝而言,主要還是向西的地緣戰略問題,但其中亦逐漸具有了文明碰撞的元素。從中華帝國的角度說,它先後遭遇了兩種從西方而來的、帶有帝國政治擴張特征的大文明形態:伊斯蘭文明與歐洲現代性文明。故在近代之前所謂的文明碰撞就是:世俗的華夏文明與一神信仰的伊斯蘭文明的接觸。

 

1、 西域(中亞)的伊斯蘭化與突厥化

 

在文明史的意義上,“西域-中原”的東-西格局可以分為兩個重要階段:大體以公元751年為界。751年之前的一千年是華夏文明的進取期,中間數百年的分裂期亦是民族大融合的時期,不知多少族群同化於華夏文明之中,這一時期以漢唐盛世為其兩端。751年後,華夏力量回撤至葱嶺以東,而伊斯蘭文明越過葱嶺,逐漸覆蓋了西域的大部分。

 

751年的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文明史的意義高於政治史的意義。在751年前的一千年中,華夏文明在西域幾乎沒有碰到過堪與匹敵的文明-政治力量,西域人了解中原王朝的強盛和繁榮,莫不仰慕華夏文明。在被伊斯蘭征服的過程中,西域人渴求中原王朝的救援。阿拉伯人征服波斯時,波斯王曾多次向唐乞援。705-720年間,阿拉伯人開始蹂躪整個中亞地區,西域諸國紛紛向唐廷求救。在一封給唐玄宗的表文中說:“從此年來,被大食賊每年侵擾,國土不寧。伏乞天恩慈澤,救臣苦難。”此類表文,言辭懇切,然此時的唐朝軍力雖未衰退,卻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吐蕃、西突厥和大食同時強大,尤其是吐蕃的軍事威脅近在眼前,唐軍無法給予中亞屬國以切實援助。

 

“回教之傳入中國,始於唐而盛於元”。伊斯蘭教傳入新疆,是在10世紀末及11世紀初喀喇汗(即黑汗)王朝時期,後逐漸向東擴展。唐代長安已多見西域穆斯林商人往來、定居。《甘寧青史略》記載:“終唐之世,甘、涼、靈州有回族”。元朝是伊斯蘭化在西域發展的重要時期。蒙古征服西域諸國後,眾多穆斯林歸附蒙古。隨著蒙古軍隊的西征,中亞陸路暢通無阻,被征服的中亞操伊朗語族語言和操突厥語族語言的各族人民中,有不少人被派到中原各地開荒、屯田,也有不少穆斯林軍士和工匠東來,充當炮手或工程技術人員和天文學專家,也有少數人到中原任政府高官。這些信仰伊斯蘭教的中亞各族人(當時都被稱作“回回”)在中國定居下來,分布於全國各處,他們中許多人娶漢女為妻,或同其他民族通婚,生息繁衍,人口日漸繁盛。《明史.西域傳》說:“元時回回滿天下。及時居甘肅者多。”

 

蒙古入主中原後,為統禦漢人和南人,借助於文明水平較高的色目人(主要為穆斯林)的幫助,色目人的地位僅次於蒙古人而在漢人、南人之上。伊斯蘭文化高於蒙古,故蒙古人同化於伊斯蘭者日多。至明代,在中國形成了一個新的民族回族。明朝回族與其他各族穆斯林更嚴格地區別開來,居住地域穩定下來,經濟上有了發展,通用漢語言文字,吸收了漢族文化,充實了自身的文化,生活習俗已經定型。明代雖以種族之別立國,強調華夏與夷狄之分,但其建國有賴於回民者甚多,開國大將即有很多回民,故在有明一代,伊斯蘭教頗受禮敬。

 

延至清朝,滿族在政治上借重於蒙、藏佛教勢力,又自命為中國道統的繼承者,在此情況下,作為回、維族的宗教信仰,伊斯蘭教的地位無法與儒、佛、道相比,就是在比較寬鬆的清代前期,也是被作為“率皆鄙薄之徒”信仰“的原一無所取”的“其先代留遺”的“家風土俗”。不過,清政府自始至終都沒有禁止過伊斯蘭教,尤其是清前期諸帝還是比較尊重伊斯蘭教的。到了乾隆中期以後,就發生了由寬容利用到殘酷鎮壓的轉變,但這個轉變的內容和原因是複雜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伊斯蘭教內部發生的新、老教派之爭,回、漢矛盾的長期累積和爆發,這些又都被封建統治者所利用。

 

中亞處於古代世界四大文明的中心地帶。在伊斯蘭化之前,在古代中亞影響最大的是佛教。根據巴托爾德的觀點,中亞在13世紀時完成了伊斯蘭化。“中央歐亞的歷史就是一部蠻族的歷史”,蠻族注定要被它所征服的更高級的文化所征服。當突厥人被伊斯蘭化以後,它比阿拉伯人更虔誠。現在,中亞五國中操突厥語族和伊朗語族語言的各民族以及東幹族都信仰伊斯蘭教,多數屬遜尼派,部分塔吉克族屬什葉派。

 

突厥化也是中亞歷史上的大事,並具有世界歷史意義。中亞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必經之地,這裡也自然地成為不同種族匯聚融合之地。公元6-13世紀是中亞突厥化的時期,蒙古人的到來和統治是突厥化實現的關鍵,因為跟隨蒙古人來到這一地區的大部分游牧部落都是突厥人。突厥化主要是指語言上的同化。按照近代語言學的分類,突厥語是阿爾泰語系的一個語族,該語族下又包含很多不同的方言,現代土耳其語就是突厥語族的重要方言之一,其他的突厥語族方言還包括吉爾吉斯語、烏茲別克語、土庫曼語、阿塞拜疆語、維吾爾語等數十種。語言的相近使這些講突厥語的不同民族之間交流起來障礙比較小。在中亞地區,只有塔吉克人躲過了突厥化的進程,成為中亞當地主要民族中唯一操印歐語系的現代民族。

 

突厥化是游牧的突厥人在軍事上征服,並在語言和習俗上同化中亞至小亞細亞本地民族的過程。這個過程與伊斯蘭化合流後就更為迅速了。因為共同皈依伊斯蘭教以後,方便了突厥人與其他民族的通婚、混血。我們無法確定在當時的歷史過程中有到底有多少“突厥人”,但歷史學家一般認為這個過程並不是多數的突厥人同化少數的其他民族的過程,而是突厥人憑借其軍事的強大和統治,使其治下的各民族被同化的過程。操突厥語各族在軍事和政治上曾對世界歷史產生重要影響,與其有關的大的王朝/帝國有:以伊朗為中心的塞爾柱王朝(10371194);作為雇傭軍進入了阿拉伯帝國的核心,並在埃及建立的馬木魯克王朝(12501517);突厥化的蒙古人帖木兒創造的帝國(13701507),以及帖木兒後代創建的印度莫臥爾帝國(15261857);伊朗的薩法維帝國(15011736);小亞細亞的奧斯曼帝國(12991922)。

 

從突厥化的結果來看,它造成了一塊從中亞至中東的操突厥語各民族連在一起的大區域。這一區域的存在成為近代泛突厥主義興起的基礎。泛突厥主義在近代的興起與歐洲的“突厥學”有關。東方學家們提出,“突厥”是一個很古老的民族,他們散布於廣大的領域,而且,突厥人還在不同歷史時期創建了主導世界的國家和高級文明。這種思想成為近代民族主義的原料,在此基礎上,泛突厥主義者重新“發現”、“創造”和“虛構”出所謂“突厥民族”的歷史、史詩、傳統與民俗等,以相近的語言、宗教和現實處境為基礎,就產生出了力圖重建一種結合了乃至超越了伊斯蘭認同的所謂“民族的”主體性的衝動。泛突厥主義也是現代歷史上蘇俄在中亞面對的最主要的來自當地的主體性挑戰。

 

2、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的遭遇

 

 

伊斯蘭文明在西域的擴張和傳播造成的是兩大不同性質的文明的遭遇:世俗的儒家與宗教信仰的伊斯蘭。對中原王朝來說,它所遭遇的第一個大的神聖宗教文明-政治體不是近代基督教的西方諸國,而是來自中東的伊斯蘭。

 

中亞的伊斯蘭化具有世界歷史意義。“阿拉伯人是在亞歷山大後從西方侵入中亞的第一個民族。”在伊斯蘭到來之前,中亞是東西大帝國擴張的終點與極限。無論是亞歷山大帝國還是漢唐帝國,都在中亞達到了它們對外用兵的最後終點。無論建立城市還是設置都護府,東西方的大帝國都沒有真正地在文化/文明上徹底征服過中亞。惟有來自中東的伊斯蘭在文明上比較徹底地征服了整個西域,並且使此後的一千多年再也沒有任何一種文明能夠取代伊斯蘭文明。伊斯蘭已經內化於西域文明的骨髓與血液之中。伊斯蘭力量為什麼能夠在中亞勝出?

 

首先,從生產力角度來說,伊斯蘭帝國的創立者阿拉伯人大規模地使用駱駝,“在摩洛哥到藥殺水之間的地區,駱駝已經代替馬車成為最便宜、最高效的交通工具,就是在這個地區,伊斯蘭帝國的基礎得以最快捷、最完整、最永久地建立起來。”直到中世紀,駱駝在帕米爾以東都不是主要的交通運輸工具,在帕米爾以西則相反,前述漢將李廣利遠征費爾幹納時,主要的運輸任務是由10萬頭牛完成的。唐朝時期駱駝並不是穿越戈壁的主要運輸工具。伊斯蘭教在中亞的成功,部分地可以通過大規模地使用駱駝來解釋,也就是說,在西域,伊斯蘭的駱駝戰勝了甘肅馬車,對此,後來的左宗棠有深刻認識。

 

其次,最重要的是文明拓展的路徑。為什麼希臘、波斯和漢唐文化這些古代文明的偉大文化代表紛紛在伊斯蘭文化面前退出了西域的歷史舞台?代表伊斯蘭文化的阿拉伯帝國,統治中亞不過短短兩三個世紀,卻使中亞發生了全盤的伊斯蘭化,有學者指出:“積極進取並以先進經濟為基礎的伊斯蘭優質文化對缺乏主體意識的附屬性中亞政治文化的勝利,也是對雖具有悠久古文明,但在進取性及先進經濟結合方面卻相對保守的當時希臘、波斯、漢文化的局部勝利。……希臘、波斯、中國漢唐等文明古國,卻恰恰只有自身文明的一般性傳播與輻射,而像伊斯蘭文化那樣自覺地以大規模積極的覆蓋性手段來弘揚悠久的文明傳統,卻是十分缺乏的。這對中國來說,教訓十分慘重。關鍵性原因之一,是中國歷代雖重視邊疆的民族政策與適應當地民族要求的羈縻式的仁政管理體制,但未能有效增強與發揮儒家文明競爭力的決策與文化經營。原因之二,是中國在中亞的行政管理沒有明確納入中國古代版圖的國家結構。”

 

上述學者對伊斯蘭文明擴張的成功提出了經濟的和文化策略的兩個維度的解說,但並未觸及文明的“內核”因素。對文化策略方面的強調,只是指出漢唐等文明在伊斯蘭文明面前的退縮是政策上的失敗。這其實只看到了問題的表面。

 

-唐儒家文化乃是一種世俗的、依托於特定農耕-定居社會的人-地關係的文明形態。儒家文明的天下觀與大同主張,體現出其普遍性;但是由於它對具體的地理空間的依附,儒家天下觀只有在中原漢地才可展開其所必須的物理空間的想象,脫開這裡則難以落實其學理上的普遍性,在現實政治中又是“欠普遍”的,具有特殊性。而伊斯蘭教是與猶太教、基督教同源的一神教信仰,它是不以特定的現世空間秩序為依托、而以對超現世的唯一真神(安拉)的信仰為號召和旨歸的、普世主義的文明形態,其絕對意義上的普遍性要大於儒家學說,當然,要強調的是,這與文明的優劣無關。從啟示宗教的角度說,伊斯蘭教也是發展最為完善、形式/邏輯最為簡約的一神教信仰,它在宗教自身的邏輯內達到了極致。且不管伊斯蘭文明複雜的實質是什麼,儒家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的根本性區別就在於:一個是世俗的,一個是一神教信仰的。這兩個文明對社會的影響和塑造之不同,實質是世俗與信仰的不同。

 

儒家文明是產生自中原黃河流域定居-農耕社會的一種文明形態。馮友蘭曾就中國儒家文明的經濟基礎說:中國是大陸國家,華夏民族以農業為生;農只有靠土地為生,土地是不能移動的,作為士的地主也是如此;由於經濟的原因,一家幾代人都要生活在一起,這樣就發展起來了中國的家族制度……儒家學說大部分是論證這種制度合理,或者是這種社會制度的理論說明。儒家的五倫就是這種社會-經濟制度的反映。 由於同樣的原因,祖先崇拜也發展起來了。經濟條件打下了它的基礎,儒家學說說明了它的倫理意義。由於儒家文明以特定地理空間下農耕-定居社會的人-地關係為依托,只要這種經濟-地理基礎存在,它就有頑強的生命力;也只有打破儒家文明的經濟基礎,才有可能改變其存在形態。對於游牧者來說,他們的生存方式本就是流動性的,與儒家的定居性相反。征服了中原的游牧帝國最終是通過定居化並接受了儒家文明。

 

三大啟示宗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從根源上說都產生於中東沙漠的游牧民之中。沙漠與草原的環境有很大的相似性,即頭頂是天,四周是開闊空曠的貧瘠土地,幾無屏障,在寂靜孤獨的時候,容易產生聆聽神音以及與神溝通的想法。伊斯蘭教是一神教發展的頂峰,它形式簡約,反對偶像崇拜,且由一個充滿活力、文化層次較低的游牧民族以征服性的“聖戰”形式擴張開來。“聖戰”與游牧民族的劫掠傳統的結合,使伊斯蘭教更易於被游牧民族所接受。在廣大中亞地區伊斯蘭教的傳播是通過蘇菲神秘主義的渠道進行的,蘇菲主義不重強調與神的直接溝通,更適合文化層次較低、放蕩不羈的草原游牧民族。一神信仰的伊斯蘭文明從根本上說是普世主義的,它沒有種族、膚色的偏見,儘管伊斯蘭帝國也曾販賣奴隸,但只要奴隸皈依伊斯蘭教,就成了教胞兄弟,再也不能被當作奴隸看待,這對很多作為“軍奴”參加了阿拉伯軍隊的突厥人來說尤其具有吸引力。

 

在伊斯蘭征服西域之前,這裡盛行佛教。伊斯蘭教之取代佛教也是經過了非常殘酷的、長期的政治和軍事鬥爭。伊斯蘭教對待“有經人”(即擁有聖經的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是寬容其宗教社區的存在,條件是繳納一定數額的稅,而對佛教則視之為偶像崇拜,必欲徹底鏟除之。所以,伊斯蘭教在西域之取代佛教,不能單憑歷史的結果就說伊斯蘭教比佛教更具有吸引力。同樣都是游牧民族,西邊的蒙古人接受了伊斯蘭教,而北邊的就接受了喇嘛教。

 

歷史上,征服了中原的游牧民族最終都被漢化,而作為落後民族的阿拉伯人卻沒有被它所征服的高級文明(如波斯)所征服。這個情況可以部分地說明啟示宗教的文明優勢。作為伊斯蘭教的開創和傳播者,游牧的阿拉伯人文化水平不高,但與很多其他的游牧民族不同,他們掌握著一個啟示宗教,它既有一神教所具有的普世主義的文明優勢,又有游牧文明在傳統社會的軍事優勢。而征服中原的游牧帝國,它們僅有游牧的戰力,卻沒有像阿拉伯人那樣擁有一種普世主義的宗教為精神武器,故只能在征服中原後,逐漸地采納被征服者的文化,因為他們在文化/文明上並沒有優勢/自信。而游牧的阿拉伯人征服了高級的波斯文明,並以此為基礎又在文明上征服了西域。

 

通過以上對比可以清楚,華夏要理解西域,就必須正視歷史上不同文明“覆蓋”西域及彼此競爭的結果。要理解伊斯蘭文明征服西域,不能僅僅看到經濟的、政治的和軍事的策略,也要看到文明的“內核”因素;還是要意識到,當特殊主義的、世俗的儒家文明與普世主義的、神聖的啟示宗教文明去爭取流動的游牧民族時,並不具有優勢。

 

伊斯蘭是理解一千年來西域歷史的關鍵。西域伊斯蘭化之後,傳統的東-西格局中已經加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文明因素,故非常有必要了解這一文明的歷史及其特征。伊斯蘭教對中亞的意義就在於使這裡的人民建立起一種主體性意識。不過這種主體性與近代民族國家的主體性不同,前者是彌散性的,以對超自然神的信仰和皈依而獲得一種文化和精神上的高貴、自信與驕傲,它不以特定的人-地關係為依托;而後者恰恰相反,尤其強調建立以人-地關係(民族/人民疆域)為基礎的政治實體,並在此基礎是形成對自我認同的肯定。這是歷史地認識中亞的一個重要視角。迄今,狹隘的“中原史觀”還沒有嚴肅地對待和處理過這個問題,也是當代國人認識中亞的常識性知識障礙。

 

在發生學的意義上,我們可以舉出很多實際的、偶然性的歷史事件來解釋西域的伊斯蘭化這個問題。但從歷史的長時段來講,伊斯蘭文明已成為該地區一種本土化了的文明。要深層次地理解中亞問題,就必須把伊斯蘭文明與當地人民的主體性結合起來。中原-華夏文明對伊斯蘭文明(以及一切信仰世界)的無知和蠻橫,甚至對其他生活方式如游牧的無知和妖魔化,都構成了我們這個民族智識上的障礙,乃至成了世俗的華夏文明的歷史性頑疾。而由此所產生的錯誤知識與政策不但沒有解決它所面對的問題,反而製造出更多的問題。

 

唐玄宗時,阿拉伯使者來進獻貢品,見到玄宗皇帝時,“立而拒跪拜”,由此差點引起一場外交風波,這不免使人聯想起世界近代史上英國使者馬嘎爾尼拒絕在乾隆面前下跪的場面。到了明代,經過元代發展,西域的伊斯蘭化已經基本完成,此時的西域人已獲得了對中原王朝的“蔑視資格”,亦即因為皈依了一神信仰而產生了一種無比的高貴感。當明朝把主要精力放在長城以北的蒙古身上時,中亞人也並沒有認真注意過明朝。“到明亡為止,中亞人多把中國視為一個遙遠的帝國,一個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中亞商品的市場,擁有數量龐大的異教徒,而總有一天他們將成為穆斯林。中亞人認為,中國的文化雖然很發達,但比中亞文化遜色,而且他們發現中國人對世界一無所知。”

 

從東部海洋秩序的角度說,朝貢體系是以(文化-政治意義上的)中國為宗主的,但不能用這一完全想當然的框架來理解中國與西域的關係。實際上,從1013世紀,中國的官員們已經放棄了傳統的朝貢系統,開始奉行一種現實有效的外交政策,即將鄰國作為平等的對象被接受下來。然而,對諸多強大鄰國的現實評價,並不能阻止官員們將外國人滅成為“野蠻人”。“與這些國家外交關係中的互惠原則不過是一種被迫的讓步,而這一讓步只是由於宋王朝軍事上的軟弱才勉強賜予的。”國內的官方記載和私家信件里充滿了仇恨的情緒:外國人被說成是低等的民族,“野蠻人”,“卑鄙的人”或者徑稱為“禽獸”。已有研究指出:明、清與中亞的關係,實際上是一種對等和平等的關係。其實,這只不過是宋代傳統的一種延續罷了。而中亞人甚至非常瞧不起中原人,這一點應與西域的伊斯蘭化密切相關。但在中華帝國的內部,仍然要維持一種“世界宗主的神話”,明代設立“回回館”,是專門負責接待來自西域各地穆斯林客人的機構,而回回館屬“四夷館”,就是說,儘管明代君主在實際中承認中亞穆斯林君主的平等地位,如永樂大帝在給帖木兒後裔的信中說“西域乃伊斯蘭地界,大智大善之人頗多,然無有超越蘇丹者”,但在國內仍然以“夷”稱之。對古典帝國而言,在其自我叙事結構中堅持對於其他文明的自傲是一種必須,並且從理論上來說這種自傲與對其他文明的研究未必矛盾,一為叙事結構,一為現實政策,兩不衝突。至於現實中帝國是否總是願意低下頭來研究是另一個問題,但至少我們的古典帝國曾經做過相關的思考,可惜今人已經忘卻古人的智慧。

 

更進一步,我們今天還面臨著另一個問題。古典帝國的理念已經被我們今人放棄了,以至於我們面對基督教文明時經常喪失自我,失去自傲,這是文明自立的深重危機;而中原叙事的思維結構在另一個角度仍深透在我們的骨子里,以致我們面對伊斯蘭文明的時候又總是有著一種盲目的自大與無知。思考西域問題,有必要重溫中國古人的智慧,再探求古典帝國的奧秘,這方面的努力,其重要性不亞於我們努力去理解現代國家之建構理念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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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涛為北大历史系講師。北大历史系本科畢業及北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史专业博士後,2008年巴西“国际民族与种族问题高级研修班”结业;由福特基金、荷兰南-南发展史研究项目(SEPHIS)等共同发起和资助。他的学术专长及教学经历為世界近现代通史、奥斯曼-土耳其近现代史、中东-伊斯兰研究、中亚国际关系问题;2008年土耳其博斯普鲁斯大学历史系访问研究员; 2005年-2006年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黑海-中亚中心”访问学者;自2008年起,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伊斯兰教与现代政治》、《伊斯兰教与现代世界》和《土耳其历史、语言与文化概论》等课程。他的网站為http://zantao.blshe.com/ 和http://www.chinavalu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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