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注：本文是作者在2011年12月为浙江人文大讲堂所作题为《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范式？》的演讲节选的第二部分。首刊於《联合早报》(2011-12-20)。

中国数千年古老文明，是文明古国。在历史上，中国文明也曾经为西方文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西方启蒙时代哲学吸取了很多中国的理性主义文化。我们常常强调“四大发明”，这些是技术上的事情。但即使在思想和实践领域，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东亚地区，而达至西方。这里举几个例子。

一是中国的文官制度。传统上，中国发展出了世界上最为庞大、也最有效的文官体系。那么大的中华帝国靠什么来统治？建立帝国的是武力，但统治帝国的是发达的文官体系。西方也经过帝国时代，但没有发展出类似中国的文官体系。西方从近代国家的产生到后来的民主政治的转型和运作，没有文官体系是不可想象的。隐含在中国的文官体系里面的几个原则对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是皇权和治权的分离。天下是皇帝打下来的，国家的所有权属于皇帝，但是治理天下的权力，即治权或者相权（宰相）是向社会开放的。中国发展出了一套中央集权式的考试制度来录用官员。这和西方历史上的家族统治构成了鲜明的对照。西方引入了中国式的文官制度。在民主化发生之后，最终演变成为现在的政治和行政的分离。而政治和行政的分离是近代以来民主政治运作的制度前提条件。

二是文官的中立性。政治是要变的，但如何保证一个国家的政策的连续性呢？如何保证治权不会因为政治的变化而中断呢？中立的文官制度就是关键。在西方，政治人物受民主规则的制约，但文官制度的运作具有其自身的规律，不受民主政治的影响。这一点在任何西方一本教科书都会有论述。

三是文官的轮流掌管不同部门的制度。中国历史上，文官一般不能在一个地方长期掌权，皇帝会把他们进行调动，类似于现在人们所说的“干部交流制度”。这里有两个目标，一是防止地方主义和地方势力的形成，二是为了让官员积累治理不同地区的经验，便于他们升迁，累积治理整个国家事务的能力。这一点对近代西方国家政权制度也很重要，更不用说在亚洲了。

这里要举的第二个例子是中国传统的“有教无类”的思想。传统中国也是等级制度，有“士、农、工、商”等，但中国没有像其他文明那样的等级制度，尽管中国传统社会，儒家往往垄断知识，例如基于宗教、种姓、民族等之上的等级制度。对中国的儒家来说，人只有“接受过教育”和“没有接受过教育”之分，而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被教育好的”。西方传统教育制度是精英教育制度，能够接受教育的是贵族和富裕家庭的子女。在近代之前，接受教育的权利为社会的绝少数人所垄断。中国的“有教无类”思想对西方后来的“大众教育”影响很大。中国本身并没有发展出大众教育制度，但“有教无类”的思想则在西方演变成为“大众教育”制度。近代以来，西方各国政治制度逐渐民主化，而大众教育则构成了大众民主有效运作的最重要的一环。

那么，当代中国的情形又是怎样呢？这里我们可以从讨论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中国文化“走出去”运动开始。随着经济崛起，中国感觉到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因为没有文化“走出去”，中国其它方面的“走出去”已经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比如企业“走出去”往往被视为是对外在世界的威胁，军事现代化被视为对世界安全的威胁等等。所以，这些年中国正在努力把中国文化推向国外，包括孔子学院、各种名目繁多的“媒体走出去”项目。那么，这些“走出去”项目的国际命运怎样呢？在何种程度上成功了？

一个严酷的现实是，大家都知道了中国文化需要“走出去”，但谁也不知道文化方面什么东西要走出去。正如商家做营销，你要推销产品，首先必须有产品。营销只是包装和策略问题。营销得当就能够改变人们对你所有的产品的认知，甚至确立对你的产品的认同感。但无论如何，首先必须有高质量的产品。如果产品质量低下，营销做得怎么好也会无济于事。

孔子学院在做什么呢？在推销中国语言。各种媒体“走出去”项目在做什么呢？对西方来说，中国是在做“出口转内销”的努力，就是说中国从西方进口了一些概念，经过中国包装之后再出口西方。

实际上，如果从国际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客观形势不容乐观。简单地说，两种主要的宗教文化，即西方文化和穆斯林文化正在急剧扩张，而中国文化则越来越处于守势。

西方文化，也就是地中海产生和开始兴起的文化仍然占据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这个文化从地中海开始一路扩张，先占据了大西洋两岸，现在又扩展到太平洋和印度洋。西方文化基于宗教之上，具有使命性。这种宗教使命一直是推动其无限扩张的巨大动力。同时，也需要注意到的是，这种文化尽管还具有宗教性质，但很多方面已经被世俗化，也就是不再具有原先的原教旨主义色彩。在亚洲尤其是东亚，这种变化更有利于其传播。

另一宗教文化，即穆斯林文化，近年来因为西方反恐怖主义战争，似乎处于守势，甚至消退。一些人把穆斯林文化简单地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穆斯林文化总体上并非鼓励暴力。从事恐怖主义的也只有穆斯林文化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人，或者说极端的基本教义派。实际上，这些年来，尽管有西方的反恐战争，穆斯林这些年在世界上的扩张相当迅速，并且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即使在基督教为主的欧洲社会，穆斯林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在欧洲，穆斯林信仰者和基督教信仰者经常发生冲突，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穆斯林在欧洲的扩张。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南亚和太平洋岛国地区，穆斯林的扩张同样迅速。如果和基督教文化相比，穆斯林文化的扩张有其自身的特色。如上所说，基督教文化倾向于世俗化，或者说世俗化成份在增加。推行基督教文化的主体是作为这一文化产物的世俗政府。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一直在世界范围内努力推行其民主、自由为载体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穆斯林文化圈内，政府的力量相对软弱，并且也没有类似自由、民主那样的吸引人们的政治体系。实际上，西方的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和体系也对穆斯林文化圈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穆斯林文化扩张的主体就是社会本身。这是一种信仰和道德体系的扩张。从长远看，会不会随着基督教文化的世俗化穆斯林文化会占据越来越多的信仰空间？这需要人们的关注。

和这两种主要的宗教文化相比，中国尽管有经济崛起，但文化则处于守势。这种守势，即使在中国国内也是很显然的。原因很简单，中国人的思维本身就已经相当西方化了。中国现在所进行的文化推广活动，尽管声势浩大，但不会对中国文化的扩张具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中国缺少的是一套核心价值(core value)，也缺少一套可以和其他文化分享的共享价值(shared value)。很显然，中华文明如果不能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核心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共享价值，那么就会被前面两种文化逐步消解和融化。

关键在于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化知识产品，更没有基于文化产品质上的话语权。西方从中国的传统中学到了很多，并且已经大大超越了中国。中国很难再继续依赖传统来推销自己了。不求进步，光想着从传统中找些什么，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已经解释不了当代中国。尽管今天的中国有传统传承的一方面，但已经不再是传统文化中国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变。当然，这种巨变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甚至可以追溯到清末以来的历史。这就要我们生产一种新的知识体系，追求新的话语。没有这些，一种新的文化无从谈起。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吗？这种新文化能否成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个选择呢？也就是说，这种文化不仅为中国人所接受，而且也可以为处于其它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所接受。

现在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至少离这个目标还远得很。一种文化要成为“软力量”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这个文化，不管是产自本土还是结合了从外面“输入”的因素，必须是能够解释自己。如果一种文化不能解释自己，那么如何让“他者”了解自己呢？第二，这种文化必须能够让“他者”信服，信任。如果“他者”对这种文化不能信服，不能信任，那么便是没有软力量。第三，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他者”能够自愿接受这种文化。这是软力量的本质。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广的，尤其不需要通过政治力量而得以推广。在唐朝，没有政府到处去推销文化，但文化到达了东亚社会的各个角落。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的传播基本上也不是依靠政府力量的。西方的民主自由等价值是西方政治软力量的核心，但如果西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要把这些价值强行推销到其它国家，强迫其它国家接受，那么便不再是软力量，而是软力量的反面。

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一种文化，因此各种“推销”行为显得很吃力。中国现在所有的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要不依附于自己的历史传统，要不依附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里面包含有传统因素，或者西方文化因素，或者是两者的结合，这不仅没有问题，而且也是优势。但这种文化必须能够满足第一个条件，即能否解释自己。中国缺少的是能够解释自己的文化产品。现在所有的产品是复制品，具有浓厚的“山寨”味道。很多人在进行所谓的“文化创新”过程中，要不简单照抄照搬，要不就是应用性，也就是西方技术，中国材料。在很多方面，中国往往是用人家的话语来说明自己，结果是很显然的。中国那么大的国家，很难像一些小国那样，用西方的话语来打扮自己，更因为中国努力抵制西方式政治制度而不能像日本等国那样把自己打扮成是西方国家。中国强力反对西方把自己的逻辑强加给自己，但什么是中国自己的逻辑呢？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很多年里，在中国，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大家都在呼吁“文化创新”。但是效果怎样呢？这些呼吁往往沦落为简单的政策口号和政策运动。现在国家有钱了，大家都想多分一块蛋糕。能否把得来的钱用在文化创新上呢？没有人能够知道。但以往的经验告诉人们，一旦得到了钱，往往是不了了之。即使所得到的钱能够用到“文化创新”的领域，也不见得能够保证文化创新。

实际上，从历史上看，钱不是文化创新的前提条件。欧洲丰富的文化的确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但钱是结果，不是前提。很多文化创造都是在贫穷的状态下进行的。在西方，如果去掉了那些在贫困潦倒的条件下进行艰难创作的哲学家、小说家、画家、音乐家，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文明就不会如此吸引我们了。实际上，一旦个人或者文化的创造者沦落为钱的奴隶的时候，就很少与文化创造相关了。要进行文化创造或者创新，就要寻找另外的途径。

缺少文化发展和创新使得中国文化很难“走出去”。不仅如此，正如上面所讨论得，中国文化的生存空间反而受到其他宗教文化的巨大的挤压。不过，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世俗文明成功地消解了其它的宗教文化，包括佛教文化和犹太教文化。人们可以相信，中国可能也能够再次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化范式，一种能够容纳和整合其他宗教文化而又能保持自己的世俗文化性质的文化。要不被消解，要不再次重生，中国的选择并不多。如果不想看到前一种情形，那么就必须重生。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中国文化创新的全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