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1/2023 第一百八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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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中美對話閉幕詞:“建立互信”
作者 何志平 譯者 王勝煒
2012年8月1日


“美中關係將塑造21世紀。” - 奧巴馬20097

 

“中美關係持續健康穩定向前發展,不僅能給兩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而且將為促進世界和平、穩定、繁榮作出寶貴貢獻。” - 胡錦濤 20125

 

中國的崛起

 

但對中國來說,它一直在國際舞台上處境艱難,周圍許多人視其為現狀的一個威脅,從而對它的行動採取暗淡的看法。或許這種對中國的看法在2010年,繼日本海上保安廳船隻與中國漁船在中國東海之間碰撞後,才真正開始加強。

 

西方批評家宣稱,“中國威脅論”越來越被接受,應該部分歸咎於中國本身。根據他們,東海事件發生後,中國積極好戰的行動,只是平添其鄰國的不安和恐懼。對他們來說,中國如果想要繼續以和諧的趨勢晉身國際舞台,則需要改變態度。

 

 

主題演講:博比英曼海軍上將

 

然而“中國威脅論”的興起,也可能是出於設想出來的中國崛起的新穎性和突然性。對外界觀察員而言,中國代表著''東西,'完全不同'的東西;其文化古老、價值觀不同、歷史複雜、意圖神秘、立場有時模糊不清。而對於中國來說,外面的世界與上一次中國崛起至卓越地位時是迥然不同的。

 

中國的崛起一直是許多近期辯論的焦點,但它算不上是最近的預測。中國著名地質學家、據說也是毛主席心腹的李四光在半個世紀多前提過,中國的歷史可以800年的上升與下降週期來作區分。在此800年間,中國說是被注定要從弱增長到強勢地位,直至再次下降。中國的首次崛起,發生於公元前1042-996 年(周朝),第二次崛起發生於公元前180-141 年(漢朝),有著名的張騫奔程於絲綢之路,第三次於公元627-649年(唐朝),和第四次於 1403-1435年(明朝),有鄭和七次主要航行,帶領大規模艦隊至世界各地從事勘探和貿易。如果這個模式重複,我們應當看到中國的第五次崛起完全實現於2200年左右。有趣的是,依據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速度,這樣一個大膽的預測可能不會太離譜。

 

換句話說,如果你認為今天中國在崛起,那你還沒有真正看到什麼。最好的尚未到來。

 

恐懼美國衰落和華盛頓的“轉向亞洲”

 

巧合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比較美國困境與一個世紀前的英國衰退巳成為一種時尚。當然,所有關於所謂美國衰落的討論,都是純粹的​​無稽之談,尤其考慮到美國在世界各地的經濟影響力和利益之時,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經濟體。它擁有世界上最致命的軍事能力,專家認為至少領先中國20年,又是世界上軟實力最全面的來源。中國憑藉其整體國內生產總值,也許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但其力量仍落後於美國一大截。

 

當然,奧巴馬政府至少在口頭上拒絕任何美國衰落的議題,再沒有比他的“轉向亞洲” 更能清楚說明這點。國防部長萊昂帕內塔的話最好地解釋了這種轉變,他說:“我們過去在此,現在在此,未來也會在此。“ 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描述未來的幾年為“美國的太平洋世紀“,表明了美國對該地區持續的承諾。

 

奧巴馬政府的“轉向亞洲”戰略已經吸引了中國的大量關注。一些觀察家視其為華盛頓將中國視為威脅而採取的“新冷戰”戰略和對美國衰落的一種恐懼。他們說,美國在絕望中,將嘗試任何手段壓制中國的崛起,以維持其世界超級大國的卓越地位。

 

奧巴馬總統在20121月《時代》雜誌法里德·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對他的採訪中,拒絕承認美國正在執行一個對中國的遏制政策,而帕內塔上週在香格里拉對話中解釋“轉向亞洲”時,一直非常細緻地避免提及中國,他說他“完全拒絕” 中國正被威脅的觀點。 然而,希拉里克林頓去年歷史性地訪問孤立的緬甸,以及帕內塔上週訪問越南金蘭灣的前美國空軍和海軍基地,已使許多中國觀察家獲得上述陰謀論的憑証。

 

缺乏互信

 

由於奧巴馬政府宣布其“轉向亞洲”的戰略,兩國已陷入對立的立場,考慮他們重疊的利益和追求,短暫對峙是可能的。如果美國示意菲律賓和越南,只要美國保持在中國南海的軍事存在,他們就可以率性而為,這可能會不慎地損害中美關係。

 

害怕看到美國作為世界上無可爭議超級大國的位置被中國取代、或與它在全球舞台上分享突出位置的美國人中,具有某些程度的憂鬱。就關係的另一方而言,中國的政治精英之間也猜疑華盛頓的最終目標是保持其全球霸主地位,並尋求遏制甚至破壞中國的崛起。

 

因此,“缺乏互信”已成為中美關係的核心關切。

 

缺乏互信的原因

 

為什麼中國和美國之間缺乏互信?是因為思想上繼承不同的政治傳統、價值體系和文化?是不幸地缺乏足夠理解和尊重對方的決策過程所致?或是受國內政治左右所帶來的一個不可避免的後果?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我認為最根本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兩國之間的文化差異。中國是碩果僅存的文化和族群帝國,凝聚於一個連續的歷史和共同語言,而美國是一個最新的多種族帝國,以一套政治價值觀結合在一起。

 

五千多年的中國歷史表明,嚴重的經濟問題總是可以通過堅定的外交努力處理成功。中國人,是一個非常務實和愛好和平的民族,更傾向於洽談生意,而非發動侵略戰爭。然而,它有時動盪的歷史,尤其是在經歷了擺脫外國勢力支配的考驗和磨難之後,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已經成為不可協商和具有正當性的不可屈服。國家主權、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是如果通過外交手段無法解決則能够導致軍事對抗的問題。另一方面,中國應該視美國以傳教方式鼓吹的民主、自由和人權,已被證明是支撐著這個偉大國家背後一套價值觀的黏著劑,允許它在相對和平繁榮的背景下繁榮興旺。

中國和美國都應該就對方的核心價值和國家利益,有一個正確和清楚的了解,並準備對邊緣問題作出妥協。非核心價值問題,可以通過外交途徑進行討論和管理。

 

以圖騰柱打比方,中國處在有點尷尬的底層。雖然一再被頌揚為世界上第二個經濟最強大的國家,並將於不太遙遠的將來取代美國的首位,實際上它的人均收入排名僅僅是第92 - 介於兩個極貧困國家厄瓜多爾和伯利茲之間。這相當於美國一個世紀前要求國際社會接受它時所面臨的狀況。雖然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用了超過半個世紀和兩次世界大戰,才完全融入國際體系,在全球化時代,即時通信和互聯網連接的今天,沒有人真正預期中國將花費同樣多的時間。

 

儘管如此,中國仍然需要一些時間、耐心、微妙的外交和各方面良好的意願,才能為全球所接受。

 

良好的意願滋生信任 - 信任對方不會危及我們的核心利益。在我們尋求自己被信任之時,我們同樣也會尊重對方的核心價值。

 

以“轉向亞洲” 為例:美國要保護支持全球穩定和繁榮的“經濟結構”;中國則要確保增長、持續發展的空間,並且沒有一個力量可以獨霸該地區。這些都不是相互排斥的目標,並且可以輕鬆地協調工作。然而,缺乏信任意味各方以最好的方式認知自己的行動,而以最壞的方式認知他人的行動。

 

或許,與其僅僅假設每個人都的確(或應該)以同樣的方式了解全球的穩定性,美國應該與中國討論並且共同合作,以決定如何最好地保護它。並且,或許,與其僅僅從旁邊批評,中國能挺身而出,提出一個解決問題的共同辦法,允許以共同行為守則擔負協同的責任。時間還來得及,“轉向亞洲”到目前為止,也許是一個模糊的政策。或者這些細節可以通過與中國的討論而填滿,以確保一個互利的解決方案。

 

中美關係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真正重要的關係。“轉向亞洲”和“美國的太平洋世紀”的豪言壯語,如果能代表什麼,就是對這種關係真正多麼重要的一個認知,而至為緊要的是,這種關係必須以協議和信任為特徵。

 

正如萊昂帕內塔一個星期前在香格里拉對話時所言,中國和美國都沒有天真看待雙邊關係:“我們都明白我們的差異,我們都明白我們的衝突,但是,我們也都明白,除了接觸以及改善我們的交流,真的沒有其他的選擇。” 說得好!但我們如何由溝通,進而理解,以實現互信?

 

北京和華盛頓都已經意識到這種接觸非常重要。他們已經建立了兩國每年超過60個政府對政府機構之間的定期對話。

 

正如一位觀察家曾經風趣地說過,美國和中國之間,有過無數次會議和許多對話接觸,但了解太少、換位思考稀缺、相互信任和尊重萎縮、互信缺乏,幾乎沒有合作。

 

僅僅促使雙方相見也許是打破堅冰的第一步。只有雙方除了說明各自的立場,也傾聽對方的立場,這才是一個有意義的對話,才能實現了解彼此的權利、核心價值和困難。然而一個關係能够成功,只能因為它是人性化的,並且由雙方首長的個人關係凝聚而成。感同身受的理解,可以讓我們置於對方的立場著想,認識到對方為何如此行事,如此作出決定。只有這種人性化的接觸和個人移情體會,才能使關係產生尊重。只有這樣,才能建立信任於尊重。我們只能信任我們尊重的人和尊重我們信任的人。有信任和尊重,合作會容易得多。

 

 

小組評論. (左起) 沈丁立教授,王義桅教授,

威廉因博登博士,宋怡明教授.

 

信任的重要

 

我想引用偉大的中國聖人和哲學家孔子的話作結束,他的智慧是永恆的,同樣適用於今天。它來自《論語》中孔子和他早期的學生之一子貢之間的對話。子貢問孔子怎樣治理國家,孔子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用現代術語來說即經濟、軍事和價值觀。子貢接著說,“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回答:“去兵”。子貢再問:“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孔子回答:“去食。” 偉大的聖人又進一步闡釋:“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的確,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信”,或信任,沒有它,就沒有國際理解、和平的基礎,而“合作”和“透明度”將只是空話。它是最難建立和最容易失去的因素。

 

女士們,先生們,中美關係的穩定,可以兩種不同的方式實現:通過一個建立於不對稱軍事關係上的單極體系,這是一個零和遊戲的典範;或是通過一個建立於穩定、和諧、和平基礎上的多極體系,這是一個多方面、多維度的模式,大家從中受益,獲得雙贏的結果。

中美關係不僅是雙邊關係,也是一個全球性的關係,影響著整個世界。面對的挑戰是壓倒性的,可能不會一夜之間得到處理或解決。

 

這一輪中美對話可能不會對“信任充盈”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但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已經以建立更持久中美友誼的視野啟動這一進程。

 

最後,我的朋友,關於中美關係,我將以這些話留給你們:40年前,我們是朋友,現在我們是朋友,未來我們也還會是朋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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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平,1949年出生於香港,1984年自美國回港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為眼科醫生。歷任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香港管弦樂團監察委員會委員、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市政局議員、特區籌備委員會委員、第一屆政府推委會委員,2002-2007年任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太平紳士(1999年);金紫荊星章(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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