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1/2023 第一百八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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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无为可以定是非-庄子的是非观及其对当今世界和平的启示
作者 彭成义
2012年6月1日


I. 导论

 

虽然人类已经迈入新千年都十多年了,但是世界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加太平。不管是世纪初的伊拉克阿富汗战争,还是过去一年中东北非的动荡与变局,再到如今西方对于叙利亚及伊朗不断增大的战争调门及可能性,人们都有理由对前景显得悲观。但是人们对于战争和冲突的根源却似乎并没有找到其真正的症结所在。或许正如一些大思想家如汤恩比,萧伯纳,泰戈尔等曾指出,人类为了防止将来的自我毁灭,必须回到中国古代的思想中去寻找答案。这篇短文就是笔者不避浅陋朝这一方向所做的一点尝试,它将试着从庄子的是非观中去获得理解与维护当前世界和平的启示。下面我将首先介绍一下庄子的是非观,然后结合当前的国际形势看一看庄子智慧所给予我们的启发。

 

II.   庄子的是非观

 

对于是非,庄子给很多人的印象是一个相对论者,因为他的文章中充斥着对各种常规价值的无情批判和颠覆;但是,细究就会发现庄子其实是一个绝对论者,这在他的《至乐》篇中最有体现:“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虽然,无为可以定是非”。那么,庄子的是非观到底是怎样的呢?他指的“无为”是什么意思?这些是这一小节将要探讨的问题。

 

要理解庄子的是非观,他的天人之辨是首先需要澄清的。在庄子看来,是非是属于人道而非天道的范畴。那何为天道,何为人道呢?庄子解释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天道之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庄子-在宥》) 对庄子来说,是非,仁义等等都是人道领域的概念,并不适用于天道。所以庄子说:“赍(击碎)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寿,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之谓天乐”;而在人世间只有圣王才能遵循天道并且体验天道之乐:“故知天乐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故曰:其动也天,其静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万物服….天乐者,圣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庄子-天道》)。与天道对应的概念有“混沌”,“道”, “无为”,“虚静”等等。

 

庄子的是非观在他的《齐物论》中有较详尽的阐述。总的说来,庄子认为“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正如他所解释的: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庄子-齐物论》)。

 

庄子这段话不是很好理解,它的意思主要是说,各种事物无不存在着它的对立面,而只从自身的一面盯着对立面看就看不清楚,能自知则能有所觉悟,而实际上彼此两面的存在都是互为前提相互依赖的。这是从静态上去说,从动态上来讲,对立的两面又是在互相转化的,这就好比刚刚产生的东西随即便开始走向死亡,刚刚死亡的东西随即又复生为其它东西一样,肯定与否定的不断更替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圣人不走划分正误是非的道路而是以事物的自所以圣人不走划分正误是非的道路而是以事物的自然来观照之。辩证的看,此即是彼,彼即是此,双方都各有自己的一对是非。那是否所有事物都有对立的两面呢?没有对立的地方也是有的,那就是大道的枢纽,而抓住了大道的枢纽也就像抓住了圆的中心一样,可以应付无穷的变化。 “是”是无穷的,“非”也是无穷的,所以说不如用辩证的视角来加以观察和认识。

 

庄子这里的解释其实很有深意。一方面,他呼应了老子辩证的思想:“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道德经-第二章》)也就是说,事物没有不存在它的对立面的,而这正是它们相辅相成的原因,所以也就没有是非对错的差别。另一方面,正如阴阳在互相转化一样,万事万物没有不向它的对立面转化的。比如一个新生事物,它刚刚出生的同时也就是它一步一步接近消亡的开始。而在宇宙中,“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老子-第二十三章》)。最后,因为“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庄子-齐物论》),“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庄子-寓言》) ,所以是非争论不休,而要跳出此窠臼,就得“照之于天”,“莫若以明”。庄子这里的“天”是作为万物之源来理解的,可以和“道”,“太极”,“混沌”等通用。这个“明”也很有意思,正如《易经》所说,“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换一种说法,“明”这里就代表着一种辩证的思维方法。

 

庄子是非观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认为是非是辩论不清楚的。正如他所说: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化声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何谓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 (《齐物论》)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倘使我和你展开辩论,一方胜了另一方,那么胜的一方果真就是对的吗,输的一方果真就是错的吗?难道我们两人中一定有谁是对的,有谁是错的吗?或者难道我们两人都是对的,或都是错的吗?我和你都无从知道,而世人原本也都承受着蒙昧与晦暗,我们又能让谁作出正确的裁定呢?让观点跟你相同的人来判定吧,既然看法跟你相同,又怎么能作出公正的评判呢!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让观点跟我相同,跟我们的观点都不相同,或者跟我们观点都相同的人来判定,所以也就没法作出公正的评判!如此,那么我和你和别人都无从知道,那还等待别人做什么呢?那些辩论的言辞化作声音而相互对立,因为不能相互纠正,所以就像没有对立一样。还是混同于自然之分,顺应着无穷的变化,而享尽天年吧。什么叫混同于自然之分呢?对的不一定就是对的,实际上是这样的也不一定就是这样的。对的和实际上是这样的如果果真是对的或者这样的,那也就无需去争辩。所以忘掉生死,忘掉是非,就能达到无穷无尽的境界,这样就可以把自己寄托于无穷无尽的所在了。从上可以看出,庄子对于是非的结论就是“辩不若默”,“无为可以定是非”。在梳理了庄子的是非观之后,我们下面来看一看它对于我们当今世界的和平有何启示。

 

III.  透过庄子看当今世界和平

 

如今的世界纷争不断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世人对于这些纷争的根源的看法却大相径庭。诚然,正如托尔斯泰在他的《战争与和平》中所启示的那样,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其实都是无以数计的原因导致的,但是争战双方对于是非的执着作为一个主要原因的解读应该没有太多的疑义。正如庄子曾说,“圣人以必不必,故无兵;众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列御寇》)。也就是说,圣人掌握着永恒不变的真理尚且不固执,所以没有兵戈纷争;众人掌握着不必然的小理却坚持其是永恒的真理,所以多争执纷乱。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十年世界发生的主要的冲突,都不难发现这种对于是非的执着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那这些是非的观念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他们来自于产生其的文化与文明。这事实上也呼应了亨廷顿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冲突将主要是文明的冲突的预测。当然,亨廷顿的问题是他并没有意识到导致这种冲突的深层原因恰恰是西方文明自身的传播。下面我们就顺着庄子的视角来对此做一解读。

 

如果我们环视世界的几大文明,我们可以说西方文明一定程度上是对其是非观最执着,甚至最狂热的文明。我这里的西方文明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包括了由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为支柱发展起来的文明。他们的执着性和狂热性有一大部分原因是来自于其一神论宗教的影响。而由基督教为基础发展出来的欧美文明,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文明”,她的哲学认知传统也增加了她的执着性和偏激性。尼采在他的《道德谱系学》一书中有详尽的阐述。比如,他就分析了古希腊哲学家如何将原本相辅相成的“善与不善”的关系转化成了不共戴天的“正义与邪恶”的对决 [1]。而霍布斯在他对十七世纪英国内战的诊断中,也将根源追溯到了从古希腊继承的哲学传统。他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该哲学传统的认知论基础太倚赖于逻辑与语言,而这种认知论的一个缺陷就是西方人对于他们苦苦思索得来的结论的执着与武断。可以说西方的认知传统发展到今天已经高度倚赖于实证分析和辩论了,但正如庄子所指出:“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故“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对于霍布斯和一些持相同观点的思想家看来,东方的诗性认知传统则更开放,不固执一些。而可惜世人很多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上,对于西方的这个诟病,一大批的近当代思想家和学者,如托克维尔和Patrick Deneen[2], 都有察觉并进行精辟的分析,这里就不再赘言。

 

更进一步的问题则是每一个视角其实都能得出一个自足的知识系统,并且很难从外部打破。比如谈到是非的问题,西方有一大套关于其价值观为“普世价值”的精细的阐述与论证。所以西方的主流并不赞同“天下非有公是”的说法;在他们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有的独裁政府控制着其人民不让他们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而已。套用老子的话说,他们认为西方是“执大象,天下往”,但是因为一些只为私利的既得利益集团或者统治者的阻挠而不能做到“往而不害,安平泰”的状态。对于无为,西方同样认为他们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模式是更无为的。他们会指出西方个人享受的各种自由和非西方国家很多人都对移民西方趋之若鹜为据支持这个观点。对于他们的对外政策,他们也可以说是“迫而后动”的,所以比较接近“无为”。但是,西方的所谓的“无为”其实是有问题的。一方面,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有时也会体现在行动上,他们对于不能接受其主流价值的个人从来都是藐视甚至视其为消灭对象的,而且对于越拒绝反对其领导和价值观的政府和人民这种态度和冲动越强烈。在罗尔斯的关于无知之幕背后的初始状态的假设中,就将那些不能接受自由民主最低纲领的人看作是不讲理(unreasonable)的人,尽管他们也可能是理性的(rational) ;而对于他们只能实行“专政”或者流放,别无它途。另一方面,如果他们真是套用庄子“无为而治”的思想来为西方的自由民主辩护的话,那么他们就完全误读了庄子的原意。实际上,庄子“无为而治”的思想是有非常关键的前提的,那就是政府的“无为”是建立在没有其它负面力量影响老百姓身心健康的基础上的。比如庄子就借用老子的口说圣王要“汝慎无撄人心”, 因为“人心排下而进上,上下囚杀,淖约柔乎刚强。廉刿雕琢,其热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俯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其居也渊而静,其动也县而天。偾骄而不可系者,其唯人心乎!”(《庄子-在宥》)。 《礼记》中也主张人心是“感于物而后动”的,“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 (《乐记》)。联想起西方哲学之父苏格拉底每天跑到大街上去以抨击辩倒年轻人常规想法为乐和为己任,以及前苏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Solzhenitsyn初到美国时对于西方媒体每天将不计其数的琐碎粗俗内容倾销于大众纯洁心灵的愤慨等等 [3], 我们不难发现当代西方的“无为”与古代圣人的“无为”的差别怎一个大字了得。在一个市场经济不断刺激人的低级感官和欲望的年代,政府的“无为”恰恰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而且贻害至深。这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强调“不役于物”的精神,以及中国特色市场经济要求政府一定要驾驭市场而不是反被其驾驭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再追溯到更深一层的原因,那么西方的问题在于他们只囿于“天人二元对立”的人的范畴而不能超越。他们没法放弃人道的思维与价值,也不能做到像天那样的“不言”,“无为”。这里的人道与天道的区别也就是小人之道与圣贤之道的差别。事实上,这种特质差别也体现并沁润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其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等等。在外交层面,演变到今天也就有了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述和实行“新干涉主义”的冲动。事实上,美国的开国者们最初给美国的设想也是要做一个“无为而治”的世界的“灯塔”的,所以才有十九世纪初的希腊试图摆脱土耳其帝国统治时美国总统的讲话:只要是追求自由和独立的地方,我们的心就和你们在一起,并有祝福和祷告伴随左右,但是她并不会外出寻找怪兽并将其捣毁”[4]。 那时的美国明显接近于庄子所说的“无为可以定是非”的境地。但是,其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则与此原则渐行渐远:先是通过所谓的“门罗主义”和“罗斯福推论”将西半球划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加以干涉,然后在威尔逊执政时期提出介入世界事务的设想,虽然此一设想直道二战后才得以全面永久的确定下来,最后到9-11恐怖主义袭击后美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主动寻找怪兽并加以捣毁 [5]。美国外交的这样一个蜕变过程其实是再清楚不过了。如果庄子“无为可以定是非”的标准还成立的话,那么世界和平面临挑战的症结也就很清楚了。从这个角度看去,中国一以贯之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不干涉主义”则是一个极好的参照与对比,值得世人反省与深思。

 

IV. 结论

 

到此,我们先是简单回顾了庄子的是非观,它的天人分别的基础,无辩的特点等等,然后以此为出发点,审视了西方文明好争是非,自成体系,局限于人道(小人之道)的范畴不能自拔的问题,并由此指出西方文明可能是导致当今世界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顺着这个视角,我们可以得出三点启示。第一,我们应该在世界层面大力倡导庄子“无为可以定是非”的理念,并将其作为世界各国行动的准则之一。这个理念和当前的联合国宪章有很多不谋而合之处,但是它能否如愿以偿的得到遵守却是一个大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全球化的深入导致了“无为”的不现实与不可行性。第二方面就是要加强不同文化与文明间的交流。正如《易经》中的“否”卦和“泰”卦所展示的那样,“否”卦()为下坤上干,坤为地,干为天,天在上则阳气上浮,地在下则阴气下降,所以阴阳二气不交,达至一个“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闭而乱”的状态;“泰”卦( )则刚好相反,为下干上坤,故“天地交”,“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当然我们期冀“否极泰来”可能也太理想化了,所以我们也应该有对世界局势比较务实的看法。当前世界的局势借用孔子的话则是:“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其结果必然是“鼎折足,覆公谏,其形渥,凶”(《易经-系辞下》)。用偷盗的比喻,则是“负且乘”的状态,必然“致寇至”,因为“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易经-系辞上》)。对此,我们也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和准备。

 

 

 

1 在英文版的翻译中,那两组关系分别对应了“good and bad”和“good and evil”的区别;作为一个很好的呼应与对照,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第二十七章》)。而实际上,中国几千年来的发展轨迹可以说一直在老子所开示的方向上努力,这也是中国文化并不像西方文化那样将政府看成是群众的死对头的主要原因之一。

 

2 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和Patrick DeneenDemocratic Faith(《民主的信仰》),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3对于后者,请参见Solzhenitsyn, Aleksandr I. East And West. Perennial Library: New York, 1980.

 

4 转引自Kissinger, 2002, p. 238.

 

5 如果说9-11后美国外交的这一变化更多体现在小布什当政时期的“新保守主义”的话,那么奥巴马上台后的“巧实力外交”转变只是手段的变化而已,其同化世界的目标并没有任何改变。顺着这个思路,近些年中亚的“颜色革命”和中东的变局都与美国推行的“和平演变”策略是脱不了干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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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成义是香港城市大学2011级博士,目前为北京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之前在大陆的全国首家“希望之星班”就读高中,然后在加拿大的圣托马斯大学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分别取得政治学学士与硕士学位。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古典思想,政治哲学,当代思潮,世界政治理论,及中国的国际战略等。 他的联系方式为:andrewpcy@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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