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1/2023 第一百八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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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學對中國現代化與重建國際秩序的意義
作者 朱高正
2011年8月1日


自從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最矚目的話題,莫過於「中國的崛起」。中國的崛起牽動了各方的關注,首當其衝的,就是主導了近現代世界最近五百年發展的西方勢力。中國的崛起意味著對「美歐中心主義」(US-Euro-centrism)的質疑與挑戰,但卻也給了包括阿拉伯世界,以及相對窮困的亞、非、拉丁美洲等非西方國家對另類選項的期待。

 

如果用歷史的長鏡頭來看,中國自有一套極其宏偉的國家哲學,這套國家哲學來自前古聖王,由孔子把它總結於《大學》之中。《大學》的宗旨在於弘揚與生俱有的善德,在於使人棄舊圖新,在於使人達到至高無上的境界。想要平定天下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國家;想要治理好自己的國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想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先要修養自身的品性;想要修養自身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想要端正自己的心思,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誠;想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誠,先要使自己獲得知識;獲得知識的途徑在於認識、研究萬事萬物。通過對萬事萬物的認識、研究後,才能獲得知識;獲得知識後,意念才能真誠;意念真誠後,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後,才能修養品性;品性修養後,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管理好家庭和家族後,才能治理好國家;治理好國家後,才能平定天下。上自國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養品性為根本。若這個根本被擾亂了,家庭、家族、國家、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不分輕重緩急,本末倒置,卻想做好事情,這也同樣是不可能的!

 

中國傳統的國家哲學與西方的根本差別,在於雙方對人性的基本了解有所不同。在傳統儒家,孔子雖沒直接主張人性本善,而且很少論及性、命與天道,但孔子作為儒家的創始人,他的確是性善論的奠基者。孔子主張,仁是每個人與生俱有的德行。孟子的性善論其實是孔子仁說的繼承與發展。以北宋四子(即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為代表的新儒學,尤其是集其大成的南宋大儒朱熹,更是在孔孟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揮性善說。易言之,性善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思潮。西方世界由於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因此「原罪」的觀念浸灌到一切神學、倫理學、人性論與人生哲學之中。由於「原罪」的觀念根深蒂固,使得性善論在西方很難發展,而人性本惡倒成為主流。如近代西方國家哲學的名家,即英國的霍布士(Thomas Hobbes , 1588-1679)在其代表作《利維坦(Leviathan)中就主張人性本惡,在所謂的「前國家狀態」(prestate),也就是「自然狀態」(status naturalis),那是處在「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之中,這與禽獸在叢林中的掠殺、搶食無異。

 

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向來主張人性本善,因此孔子才會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這是說,治理國家以法制禁令來引導百姓,不聽從的就以刑罰來懲治他們,那麼老百姓只求苟免於刑罰而已,並無羞恥心,表面上雖不敢為惡,然為惡之心卻未嘗止息啊!主政者如能以身作則,身教重於言教,則百姓受其感召,起而效法。然所受的感召有淺深厚薄的不同,又以禮節制度使其知所遵循,那麼百姓非但恥於不善,而且能格其非心。這就是孔子以德治為主,法治為輔的思想。就像王安石所說的,「律是八分書」。法律只能管理人的外部行為,只能禁人為惡,而無法勸人為善。其實,真正的教育無不在於喚醒受教者的自覺,從而自學、自律而自主。天下第一等人就是能管得住自己的人,如此他才是自己的主人翁。管不住自己的人,其結果就是需要別人來管他,他就難以當自己的主人翁了。

 

而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向來就主張「原罪」,他們對人性的認識可總結為「信任固然好,但制衡更好」(Trust is good, but control still better)。這種思維深刻影響西方近現代的國家哲學,因此在西方社會向來崇尚「法治至上」。契約論之所以在西方深入人心,成為當代民法典債權的主要內容,與「法治至上」脫不了關係。契約論其實是私法自治的體現,人與人之間不是像中國靠「仁、義、理、智、信」來維繫,而是靠雙方意思表示的合致來規範雙方的外在關係,其結果是連國家的正當性到最後都要靠契約論來論述。然而契約論的背後,則隱藏著人與人之間的極度不信任,才會講出「信任固然好,但制衡更好」這種話來。而法治的流弊就是對契約文本擁有解釋權的強者對弱者可以依法有據地任意欺凌與剝削,公平的契約關係是從不曾存在的。尤其是達爾文於一八五九年於英國發表《物種原始》之後,遠在美國的史賓塞(Herbert  Spencer)卻硬要將達爾文的生物演化學說引進社會哲學的領域,從而發展出殘酷無情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反對以任何社會安全政策來保障弱者的生存權與工作權,認為這將妨害社會演化的自然進程。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對──與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結合在一起的──資本殖民帝國主義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從而也加深了西方世界的內部矛盾與非西方世界人民的苦難。最近五百年西方世界內部的鬥爭史愈演愈烈(含一國內部新興資產階級對舊勢力既得利益階級的鬥爭、十九世紀勞工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女性對男性父權沙文主義的鬥爭,以及為了搶奪海外殖民地或擴張本國利益而引起的鬥爭,兩次世界大戰其實也是西方世界內部的衝突),而其在非西方世界所犯下的種種罄竹難書的滔天罪惡,無不與這種西方的人性觀、國家哲學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有關。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當然不再是過去那種僵化的教條,而是一種更為圓融、成熟的社會主義,是真正以歷史的、辯證的觀點來看待工業社會新思潮的生成與發展。因此,我們可以很坦然、自信地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再過分化約地將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更不再任意否定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事物。同樣,我們也可以有步驟地進行民主法治建設,對於代議民主政治,也不再以「資產階級民主」一句話即全面否定,而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視為現階段的重點工作。

 

我們必須承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條件與西方有差異,我們要的「社會主義」,是必須能夠批判繼承「自由主義」優良的傳統(比如公平競爭、人格獨立自主、開放思想、私營企業等等),至於所謂「中國特色」,則指必須與中國的實際狀況相結合:既不能脫離中國當前的現實,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也不能脫離中國的傳統優秀文化,此乃是完成國家現代化的精神資產而不是負債。而孔子所開創的儒學及後來融合釋、老精華的新儒學,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思潮,儒學中這種講理、崇理的態度,則可以成為中國文化與西方兩大思潮相會通的依據。茲以儒學為例,略論中國傳統優秀文化與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的結合之道。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儒學(尤其是新儒學)不但可以會通自由主義,還可以補強自由主義的不足。自由主義可貴之處,在於論證人格的自由、自律與自主,從而立證人的尊嚴,而以此為基礎來規範國家公權力的行使,要受到人的尊嚴與人權的約束。這一點可從戰後制定的聯邦德國基本法(Grundgesetz, Basic Law,即憲法)第一條第一項得到印證,即「人的尊嚴不可褻瀆」。將「人的尊嚴」提高到人權之上,而在西方哲學史上最強調人的尊嚴的哲學家,則非康德莫屬。康德就曾說過:「人本身就是目的」(Selbstzweck),「人不可只被當作工具使用」。而其立論的主要理由,就是因為人是有理性的,因此人本身就是目的。其實,萊布尼茲、吳爾夫等人深受新儒學的影響,而兩者的理性主義,正是康德先驗理性主義的基礎。新儒學繼承了孔孟的性善論,更進一步主張,人是五行之秀、萬物之靈。而另一位大儒張載則在〈西銘〉直接說,人是父天母地所生,從天人關係的角度來立證人是五行之秀、萬物之靈,敬重上天,當然就要敬重天地之子的人了。正因為人是天地之子,因此人一生下來除了形體(陰陽五行之氣的精華)以外,也被賦予天理,所以程頤才會說「性即理也」。從新儒學的角度,顯然可以補強康德對人的尊嚴的立證。

 

仁的理想可以緩解自由主義的弊病。「仁」是孔門最高的人格理想。「仁」並不是抽象而遙不可及的,它就體現在我們平常生活日用之間。從「仁」這個字來看,那是「二人為仁」,也就是「仁」之大用,乃在妥善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近代西方自由主義的最大弊病,就是和個人主義糾結在一起,過分強調個人的自由,結果過於高亢的個人主義一旦與自由主義結合在一起,就到處看到強淩弱、眾暴寡的現象。而儒家「仁」的理想,正好可以緩解這種弊端。只有妥善處理好人際關係,才能建構和諧社會。而互相的禮讓、體貼則是建立良好關係的前提。

 

新儒學可以緩解過於張揚的權利意識。伴隨著高亢的個人主義而來的,是太過張揚的權利意識,也有賴於新儒學來緩解。在現代工商社會,人際關係要比農業社會複雜,也淡薄許多。人際關係有賴於法律的規範,才能維繫現代工商社會的正常運作,因此權利意識的培養顯得日益重要。只有明確的權利意識,才懂得尊重別人的權利,也清楚自己權利的界限。但現代西方教育培養出來的人,往往是對自己的權利絲毫不容別人侵犯,但對於別人的權利則要盡量予以壓縮。這也是造成現代社會人際關係緊張的主要原因。真是「上下交征利」,社會焉有不愈來愈疏離之理?而新儒學向來主張「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對別人的權利應予尊重,嚴格要求自己不得壓縮別人的權利,就算有機可乘,也不允許,如此方是一位光明磊落的君子。至於對自己的權利,有時可主張而刻意不主張,反而顯現出一位有德者的涵養,這就是新儒學可以緩解太過張揚的權利意識的原因。

 

再者,就是物我關係。過去三百年來,由於殖民的資本帝國主義主導著西方世界,盲目追求經濟成長,以致過度開發,嚴重破壞自然環境。而非西方國家,在二戰以後,也力求急起直追,一起加入破壞生態環境的行列,這使得地球暖化問題愈益嚴重,各種自然災害頻傳,顯示出人與自然環境和諧共生的矛盾,已經成為全人類不得不嚴肅面對的重大課題。新儒學在這方面可以提供極其寶貴的意見,來調節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帶給生態環境的災難。正是從這個角度新儒學認為天下萬物與我本來就是一體不可分割的,豈敢不愛惜物命啊!因此,「自由」絕不是為所欲為的自由,任何對自然界的開發利用,也有其內在的限制,而不是任讓人欲橫流、漫無節制地開發,終致大自然反噬啊!

 

由此可見,只有從新儒學的「修身」工夫,立足於人格的自我完善,才能真正落實自由主義的理想,否則將出現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強淩弱、富欺貧的流弊。而儒學中的「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思想,則應是一切國家制度的礎石。讓民主植根於「民心」之中,「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以確保代議民主政治不會淪為「黑金政治」。

 

儒學的均平與群體為上原則可以補強西方社會主義。至於儒家所倡導的均平原則與群體為上的原則,通過創新,拋棄其原有的封建等級制度,可以通向社會主義,並補強西方社會主義的不足。尤其是《禮記禮運大同》篇所描述的境界,自古以來,可說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理想國」。即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要使有賢德、有才幹的人各得其所,各盡其能,尊崇誠信,敦勸和睦。讓所有的鰥夫、寡婦、孤兒、沒有兄弟的人,以及殘廢、有疾病的人都能得到照顧,不再孤苦無依。從根本上解決對生活物資的匱乏與需求,讓人與人之間,「講信修睦」,從而建構了「大同」社會。這種源自儒家的大同社會理想,與批判資本主義起家的社會主義理想一比,自有其自然從容、光明正大的一面,值得用心借鑑。其實,儒家向來倡導均平原則,孔子強調「不患寡而患不均」,落實均平原則,可以縮小現代化進程中貧富懸殊的差距,有助於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同時保護個人的生存權與發展權,並照顧各階層、各地區應有的權益,「使百姓各得其所宜」。

 

至於儒家倡導的群體為上原則,以家庭或家族為中心,推擴到國家或天下,尤其是《大學》提倡推己及人的美德,必要時,可為群體利益犧牲個人利益。這種將個人的合理利益同社會整體成員的共同利益相結合,所形成的一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觀,解決了西方傳統中個人與群體相互對立的問題,也就是揚棄了或有個人而無群體,或有群體而無個人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這有助於人類新道德的建設。

 

把新儒學的這種大同世界的思維模式推擴到整個世界,那將對改善目前的國際秩序起到醍醐灌頂的作用。事實上,中國自古以來,與四鄰的國家相往來就是遵循《易經》夬卦「三驅,失前禽」的原則。簡言之,國與國交往的原則就是先把自己份內事做好,至於別國要不要與本國交往則聽其自決。因此自古中國向來就「誠意以待物」,就是說先要以內積至誠的心意來對待鄰邦,示天下以不欺;「恕己以及人」則是推恕己之心以及鄰邦,示天下以無私。發於外交的政策施為無不出於仁心,使鄰邦諸國無不蒙其恩惠福澤,如此諸鄰邦焉有不來與中國相親比的呢?綜觀鄭和七下西洋,寶船艦隊所到之處,無不望風披靡,中國非但未侵佔任何一國的領土,而且還抑強扶弱,肅清海盜,主持國際正義。這種來自《大學》、《禮記》、《易經》等儒家經典的國際交往的王道政治,比起近現代西方殖民帝國主義的強權政治要文明多了。

 

其實,中國傳統的王道政治,可以提供未來建立一個更合理、更公正的國際秩序,與維護世界各國和平相處的基本原則,儒學中對人性本善的確信,無疑是未來大同世界的必要條件。只有這種確信,才能根治所謂「白種人負擔」、「劣等民族」等等充滿罪惡的偏見,也只有這種確信,才能為各有特色的民族間創造互相尊重、甚至互相欣賞的條件。因此:要充分尊重各國的歷史文化。凡是人無不是「天地儲精」,得到「五行之秀」,但由於出生在不同的經緯度,要適應各種不同的氣候、地理與自然環境,因而各自發展創造出不同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與社會、經濟、文化,政治制度。這都是身為五行之秀、萬物之靈的人群在不同的自然條件下,為了生存,適應環境,自己創造出各色各樣的歷史文化。吾人相信。要是中國人自古出生在赤道非洲的話,那今天中國人所創造出來的歷史文化不會比現在赤道非洲的民族要高明多少;要是赤道非洲的民族自古出生在西歐的話,那今天赤道非洲的民族所創造出來的歷史文化,也不會比現在的西歐民族差到哪裡。因為不管膚色如何,大家同樣是天父地母所生,同樣具有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同樣具有惻隱、辭讓、羞惡、是非之心。儒學中對人性本善的確信,無疑是未來大同世界的必要條件。

 

要充分尊重各國的現狀(status quo)。各國的現狀無不是以各國的歷史文化為基底,而在面臨外來的刺激時,不斷地做出反饋,在這個試誤過程中,肯定是顛簸不斷,連帶會打破原系統的平衡狀況。如此內外交互作用、激盪不止,直到找到下一個平衡點為主。其實,任何一個文化系統不可能是封閉的。自從有人類以來,文化系統本身就不斷在調整,也許是面臨新的自然條件,也許是面臨與別的文化系統互動。但更重要的是,不同文化系統之間會一直不斷地互動,不論是武力的兼併或自然的融合,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漸漸形成共同的語言、風俗、習慣、信仰。二戰以後,非西方世界各地紛紛宣布獨立,但表面上政治獨立,事實上殖民地母國及其代理人仍是牢牢在文化上、經濟上控制著非西方世界。它們仍經常對這些國家頤指氣使,只不過是透過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提供貸款或經濟援助的方式,用隱晦一點、文明一點的手法,繼續操控非西方國家。要建立一個能長久和平共處的國際社會,就應尊重各國的現狀,尤其西方國家更應自覺地對非西方國家當前的狀況負有責任,應該儘快終止對非西方國家的操控,還給它們應有的尊嚴與自主的權利。

 

要充分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依照儒家立場,任何人只要下定決心,人人可成聖賢。其實,聖賢就是天下第一等人,就是能管得住自己的人,也就是自主的人。反之,一般人還管不住自己,那就要別人來管他,他就不是自己的主人了。凡是人都希望能當自己的主人翁,而不願當別人的奴隸。同樣,每個國家都希望能當自己的主人翁,希望自己選擇發展的道路,因為只有它最瞭解自己,就算選擇錯了,它也願意自己來承擔後果。但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在它們國內懂得這個道理,尤其在啟蒙運動期間,新興資產階級努力要打破的就是那種「家長式政權」。套句康德的話,所謂「家長式政權」:「就是我們所能想像的最為專制的政權。當權者老是把老百姓當成未成年子女一般,認為他們不知道甚麼是對他們好,甚麼是對他們壞。應該由當權者來替他們決定,甚麼是幸福。」。西方國家近現代的民主化,其實就是唾棄「家長式政權」的過程。但荒唐的是,西方國家老是把非西方國家當成「未成年子女一般」看待。講好聽是,我都為你們好;講難聽是,我根本不相信你有能力辨別甚麼是對你好!

 

中國的崛起是一個強有力的事實,證明一個非西方國家,是完全可以不要有西方這種「家長」的指導,而走出自主發展的道路。中國可以做得到,意味著其他非西方國家也可能做得到。重要的是,千萬不可以將中國的經驗照搬,而是要實事求是,要針對各國各自的具體情況制定發展策略。非西方國家一方面,非但不可照搬西方國家的經驗,也不可照搬中國經驗;另一方面非但要借鑑中國的經驗,也要借鑑西方國家的經驗,尤其是應該努力在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中找出對現代化有利的新元素。

 

各國之間要保持良好的、平等的交流與對話。長期以來,國際間的交流受到西方殖民帝國主義的影響,無不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原則。如果國與國的交往只講「利」,而不講「義」,其結果必然是強淩弱,眾暴寡,兩次世界大戰,其實就是西方世界內部勢力消長的全面衝突而已,也就是後來居上的強國不滿原來強國所安排的規矩,至於非西方國家則從來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只能默默承受強國的意志而已。國與國的交往就像人與人交往一樣,要依循普遍有效的道德法則,而不是依循赤裸裸的利益原則。那就是視別國猶吾國,以天下為一家。中國自古以來,雖自視為「天朝上國」,但對於四鄰前來朝貢者皆賞賜有加,這就是「厚往薄來」的意思。對於藩屬的內政從不主動過問與干涉,只有基於對方的請求,才會提供相關的協助,中國也從不曾將其禮俗、文物、典章、制度強加在藩屬之上。倒是很多藩屬羨慕「天朝上國」,自主派人前來學習,像日本遣唐使與大化革新就是眾所周知的例子。中國這套思維,對重建一個更公平、更合理的國際秩序,無疑是極其珍貴的。只有依循這個思路,發展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間真正平等的對話才有可能,也惟有如此,雙方之間真正平等的交流才能實現。

 

由此可見,新儒學在最近三十年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已經起到很大的作用,而在未來中國更進一步的全方位現代化過程中必將起到更大的作用。而新儒學的核心價值,諸如「仁義」、「王道政治」、「民胞物與」等,勢將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成為重建一個更公正、更合理、更和平的國際秩序的積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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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高正為南宋大儒朱熹二十六代孫,一九五四年出生於台灣省雲林縣,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聯邦德國波昂大學哲學博士。他精通《易經》與康德哲學,其德文有關康德的著作,被權威哲學刊物《康德研究季刊》(Kant–Studien)評為當代研究康德哲學的四種必備著作之一;《二十世紀中國易學史》 一書,則將其列為二十世紀壓軸的易學大家。朱先生也是一位著名的政治活動家,一九八六年創建民進黨,並推動國會全面改選,逼使國民黨解除軍管戒嚴統治,回歸民主憲政,為公認的台灣民主化頭號功臣;他推動開放大陸探親,終使蔣經國下令結束兩岸隔閡三十八年的局面。朱先生堅決反對台獨,一向以重建「中國文化主體意識」、實現中國全方位現代化為己任,致力弘揚傳統優秀文化不遺餘力。他早於一九九五年就出版《現代中國的崛起》這部書,為預見中國崛起的先知先覺者。時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吳大猷先生,為朱先生這部著作寫的〈序〉裡說:「朱先生治學之勤勉,問政之純真,在在使得筆者深信他的思想一定會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產生極大的影響。」 大陸海峽關係協會首任會長汪道涵先生則推崇他是「站在兩岸矛盾之上的人」。鄧小平先生去世以後,朱先生寫了一篇悼念的文章,小平先生的親弟弟鄧墾先生讀完之後,慨嘆道 :「像朱先生這麼了解我哥哥的人,就算在大陸也不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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