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篇文章首刊於www.ChinaReviewNews.com（2010年12月5日）。

史觀：如何看過去與未來

歷史是死的，歷史教育卻是活的；歷史是過去式，但是史觀卻可以是未來式。昨天的政治就是今天的歷史，今天的政治就是明天的歷史。

從史觀中，可以看到我們如何詮釋自己的過去，自然也就影響對未來的抉擇。不同的史觀，會有不同的論述，也就會有不同的政策及不同的結果。當然，承受這些結果的，不僅是政治的菁英，也包括廣大的人民。

中國歷史分分合合，我們從歷史的長河中可以看到不同政權與領導人的史觀。在他們的認識中，有的堅持一統江山，有的選擇偏安逃避，有的企圖躍馬中原，有的願意稱臣以求自保，在這些非分即合的政權選擇之中是否還有一條「合中有分、分中求合」，一條不透過戰爭，符合全民利益的觀點與道路？

本文希望能夠提出一個兩岸符合歷史、現實與未來需要的「共同體史觀」，以使兩岸人民能夠在相同的史觀下，共同發展。基於篇幅，分兩篇處理。本文僅對現有的兩岸史觀進行分析。有關「共同體史觀」的實質內容，將在下一篇述及。

兩岸現有的史觀包括國共兩黨所共有的「內戰史觀」、「統一史觀」，以及台灣所獨有的「台獨史觀」與「偏安史觀」。在此之前，我們先了解一下在日據時期台灣菁英的史觀。

民族史觀：日據時期到光復初期台灣菁英的史觀

日據台灣五十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自1895年5月的乙未戰爭起至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又稱噍吧哖事件或玉井事件，發生於今台南縣玉井鄉）台灣人最後一次的武力抗爭為止。在此約二十年內，以台灣總督府與日軍為主的日方統治，遭遇台灣人民頑強的抵抗。

日據的第二時期，自1915年開始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為止。以同化政策為統治的基本方針。同化政策的精神是內地延長主義，也就是將台灣視為日本內地的延長，目的在於使台灣民眾成為完全之日本臣民，效忠日本朝廷，加以教化善導，以涵養其對國家之義務觀念。

武裝抗日運動失敗後，1920年，台灣留日學生創刊發行《台灣青年》，1921年，蔣渭水在島內推動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展開了為期十多年的抗日文化啟蒙運動和社會運動，將祖國的新文化運動和新思潮介紹入台，而有「台灣新文學」和戲劇、藝術之改良。

另一方面，日據後，全台各地紛紛成立詩社，據吳濁流在光復後回憶說：「我入栗社後，才知舊讀書人另有氣節，漸覺他們的骨子裡，漢節凜然。而且由此老一輩的讀書人學習不少愛國詩詞，其中有的恐怕失誤，不敢用紙筆傳授，只唸給我聽而已」。除了詩社，還有民間的私塾，仍然堅持將中國傳統文化授予下一代。

此外，基於「國可亡，而史不可滅」，故有連雅堂《台灣通史》、《台灣語典》、《台灣詩乘》之著。 由《台灣青年》，而《台灣月刊》，而《台灣民報》，而《台灣新民報》，台灣知識菁英堅持漢文的種子不能熄滅。直到1936年，小林躋造任台灣總督，宣佈「皇民化」政策。除了詩社外，取締一切的漢文教學和出版，但亦有青年暗中學習中國國語。

第三個時期起自1937年，到二次大戰結束的1945年為止，由於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需要，希望台灣人民同心協力，開始皇民化政策，即將台人全面日本化，極力促成台灣人民成為忠誠於日本天皇下的各種措施。皇民化運動等於是內地化的極端形式。

1937年在日本殖民統治者強力推行的「皇民化」時期，在政治上雖然高壓，但大多數的台灣人在意識上仍然強烈反抗。從後來轉向支持「台獨」的詩人巫永福〈祖國〉的詩中，我們可以看到日據末期台灣人心中的祖國意識與民族意識並未消失。這首充滿著民族史觀的詩文，其第一段寫到：「未曾見過的祖國，隔著海似近似遠。夢見，在書上看見的祖國。流過幾千年在我血液裡，住在我胸脯裡的影子，在我心裡反響。呀！是祖國喚我呢？或是我喚祖國！」在控訴「祖國」將台灣遺棄給日本後，他仍未放棄對「祖國」吶喊：「風俗習慣語言都不同，異族統治下的一視同仁，顯然就是虛偽的語言，虛偽多了便會有苦悶，還給我們祖國呀！向海叫喊還我們祖國呀！」

自馬關割台之後，雖然台灣與中國大陸在統治者地理上有了隔絕，但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命運卻綁得更為緊密，如同當時的台中文人張深切所說：「我想我們如果救不了祖國，台灣便會真正滅亡，我們的希望只繫在祖國的復興，祖國一亡，我們不但阻遏不了殖民化，連我們自己也會被新皇民消滅的！」張深切呈現的正是一種民族史觀與命運共同體史觀，他視台灣與大陸命運完全牽連在一起，中國如果沒有辦法復興，台灣將難脫帝國主義的殖民壓迫。

日據末期的反抗與光復運動，至少證明在那個時期台灣人還是勇於作為一個中國人，也不如「台獨史觀」所稱的台獨意識起源於日據時代的誤說。台灣是「地方意識」，而中國是「國家意識」，將台灣的地方意識上綱為國家意識不符合當時的歷史發展。

光復初期，台灣的社會菁英對於中國仍然充滿著憧憬，就以抗戰歌曲「義勇軍進行曲」為例。這首當年因抗戰而寫的熱血歌曲，已在日本殖民統下的台灣知識份子中傳唱。根據抗戰末期在中國大陸從事地下抗日運動的台灣人蕭道應公子的回憶，「（蕭道應）原本就有濃厚的祖國意識，聽說有這麼一個學習祖國語言的機會，便欣然前往報名。…，除一般授課，還教唱當時中國的抗戰愛國歌曲，如著名的《義勇軍進行曲》，深受學生歡迎。…激昂澎湃的抗日情緒，一天天高漲，也因此萌發了回到祖國參加抗戰的念頭。」（蕭開平，〈屏東佳冬蕭家抗日史跡〉，《台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會訊》，第一期，2009年8月10日，頁20。蕭開平為蕭道應之子）。

當時台灣人在傳唱「義勇軍進行曲」，都知道這是首來自中國大陸的抗戰歌曲，一方面基於對大陸人民抗戰同情，一方面對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記憶猶新，再加上簡單易學，以及歌曲激奮人心的歌詞，成為廣為流傳的國語歌曲。

抗戰末期，大陸各地的反日運動，人們口中高唱的是「義勇軍進行曲」；光復前後，台灣人們口中高唱的也是「義勇軍進行曲」，證明了兩岸歷史的共同脈動，也印證了台灣人當時的中國認同。但是這種民族認同，很不幸地馬上隨著「內戰體制」以及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快速地變形。

內戰史觀：冷戰期間國共兩黨的史觀

對日抗戰勝利以後，中國旋即進入國共內戰。1949年國民黨政府被迫搬遷至台灣。美國原本在1949年12月已經發表「袖手不管政策」（hands-off policy）的白皮書，放棄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1950年6月韓戰爆發，風雨飄搖的國民黨政府成為美國圍堵共產主義擴張的堡壘，台灣成為美國在西太平洋不沉的航空母艦。從此兩岸共同進入了「內戰史觀」的階段。

這個「內戰史觀」的內在結構是國共不放棄消滅對方，堅持自己是才是正統，其外在結構是東西方的冷戰衝突，國共兩黨各代表著東西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與利益。

兩岸內戰體制的特質在於：爭執雙方有政權的正統之稱、路線的左右之爭，但是在「國」「族」認同上，對於「民族認同」上卻沒有任何歧異，雙方都堅持自己才是真正的中國人。在「國家認同」上，兩岸雖然名為不同之國名，其實只是不同的政府。雙方爭執的是「誰是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內部」矛盾，而非「異己關係」的「外部」矛盾。

在內戰體制下，國共雙方對於對方的一切東西，儘量賦予負面的詮釋。就以「義勇進行曲」為例。在國共內戰炙熱之際，根據 1948年12月《台灣新生報》報導，台灣省政府公布了一批「禁歌」名單，這首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也名列其中，也消逝在台灣人的記憶當中，自此它從一首抵禦外侮的「愛國歌曲」，在內戰體制的史觀下，變成了一首「匪歌」。

北京政府在大陸的各項政策，也給予了台北不認同的合理理由。堅持馬列主義路線、人民公社、三反、五反、大躍進、批孔揚秦、文化大革命，都讓在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更加確信地，它應該代表中國，也更加敵視或貶視北京對於中華文化的偏離，以消滅「共匪」，解救大陸同胞為職志。這時候的國民政府自然沒有放棄「統一史觀」。

隨著兩岸的隔絕，隨著冷戰的意識形態對抗，隨著內戰時間的延長，台灣民眾在認同上開始出現了問題，一方面他們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是另一面，他們被教育得要「仇共」、「恨匪」。但是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為中國的代名詞時，國民政府的認同教育就開始出現了問題。「反共」是否等於「反中」？「仇共」、「恨匪」的教育與政治宣傳，以及兩岸後來的政經發展，使得兩岸認同存在著一條巨大深邃的海溝，當大氣候改變時，兩岸認同的分歧即開始顯現。

中華民國政府能夠代表中國的正當性是拜東西冷戰與美國的支持所致，當美國總統尼克森派季辛吉密訪北京開始，台北的國際正當性就開始動搖了。1971年中華民國政府被迫退出了聯合國，失去了國際正當性。1978年底與美國斷交，台灣失去了美國的支持，等於是在國際代表的競爭中完全挫敗，它的「內戰史觀」幾乎全面瓦解。

在「內戰史觀」下，國民黨政府為了凸顯自己的正統地位，透過在內戰體制必然形成的威權統治，長期以代表中國正統地位的國族意識與教育政策之中，相對地忽略了，甚而壓抑了地方性、區域性的歧異元素，以便提供更多的空間來傳播中原正統文化與中國意識，因而包括各類母語、各種族群歷史及其文化在內，種種未能被界定為中國文化正統的事物，經常遭到消極不鼓勵、不傳播、甚至壓抑、查禁等等程度不一的對待。

1970年代，雖然台灣仍處於威權體制，但是經濟的發展已有起色。三十年來投入土地改革、發達國家資本主義與中小企業政策，現代化的一些成果出現。當台灣經濟力崛起，伴隨的自然是社會力的急待破繭而出。

1979年初，北京與華府建交，做為「內戰」挫敗的一方，台灣的民間開始出現另一種聲音，他們嘗試展開反省、進而挑戰、甚至顛覆、排除中國意識主導下的族群認同與國家藍圖，這其中包括對史觀的認知、文學的書寫等等。「內戰史觀」自此在台灣開始瓦解，「統一史觀」更被視為是虛幻不實際。隨之而來的是兩岸「偏安史觀」或「台獨史觀」的出現。「偏安史觀」或「獨立史觀」的基礎在於台灣社會開放所產生的民主化，1980年初台灣意識形成，外在則有美國透過《台灣關係法》與軍售的支持。

台灣民間社會已經準備開始脫離「內戰史觀」，但是北京仍然是以「內戰史觀」來處理與國民黨的關係。在國際外交上仍然繼續孤立台灣、軍事上壓制台灣。

分治史觀：只存在短短的六年

1987年7月蔣經國宣佈解除動員勘亂臨時條款，不再視大陸為叛亂團體，年底開放民眾到大陸探親。台北單方面地結束了「內戰史觀」，但是在憲法上沒有放棄統一為最終的目標。1991年通過的國統綱領，強調「促成國家的統一，應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國統會隨後在1992年通過「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該文中有兩個重點。第一、強調主權及於整個中國，即「我方則認為『一個中國』應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第二、在治權方面主張兩岸分治。該文稱：「民國38年（公元1949年）起，中國處於暫時分裂之狀態，由兩個政治實體，分治海峽兩岸，乃為客觀之事實，任何謀求統一之主張， 不能忽視此一事實之存在」。

這幾段話，代表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已經從「內戰史觀」轉移到「分治史觀」。「分治」與「分離」不同，前者強調主權的重疊、治權的分立；後者則是主權與治權均互不隸屬。在「分治史觀」中，最多只會出現「中華民國主權及於全中國」，而不會在兩岸關係中出現「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理由很簡單，在「分治」史觀中，「主權獨立」於誰？獨立於中共？如果相對於中共，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算是個甚麼？「主權重疊、治權分立」表示兩岸目前是「合（主權）中有分（治權）」，而兩岸要努力的則是「分（治權）中求合（治權）」。

「分治史觀」在台灣的政治中，從1987年到1993年只出現了大約六年的光景。當1993年李登輝開始推動進入聯合國，當1994年李登輝接受日本司馬遼太郎發表「生為台灣人的悲哀」，時，就已經可以看出，李登輝要追求的是「分離史觀」。「分治史觀」只是國民黨在向憲法交待、李登輝為了鞏固在國民黨內的權力地位所做的妥協、國際冷戰後時代聚變、必須兩岸交流潮流建立法制等多方因素下的產物。在李登輝權力鞏固、台灣持續得到美國支持、兩岸交流制度建立，「分治史觀」也似乎走到盡頭。即使是具有中華文化素養、國民黨忠貞黨員、蔣經國信徒的馬英九在2008年獲得執政後，也不再提國統綱領、不召開國統會了，在主權與台灣前途的論述上，也與民進黨趨同了。

總統直選的修憲固然可以視為是台灣民主的深化，但是此一制度也使得「分離史觀」取得了某種民主正當性的養分。1996年總統大選以後，「分離史觀」正式登上舞台，李登輝要做的是，如何鞏固這個分離史觀。

分離史觀可以分為兩種，一為「台獨史觀」，一為「偏安史觀」或稱之為「獨台史觀」。相同點在於兩種史觀均視兩岸為一種「異己關係」。「台獨史觀」希望建立一個新的台灣共和國，「偏安史觀」則願意接受中華民國這個國號，兩者均強調自己是一個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獨立國家。

在討論「偏安史觀」以前，容我們來回顧一下「台獨史觀」的形成與變形。

台獨史觀形成：從唯物史觀反抗「外來政權」

「台獨史觀」最早是來自於如何擺脫「被殖民史觀」。我們就以一本在1962年原本以日文書寫，後來1988年才在台灣以中文發行的《台灣人四百年史》為例來談。該書作者史明以唯物史觀的角度、以「被殖民史觀」的立場，描述台灣在四百年被長期殖民體制統治下的被壓迫掠奪情形。在史明的觀點中，無論是荷蘭、明鄭、清治、日本，以及後來的國民黨政府，都是外來殖民政權。激進的台獨主張者鄭南榕基金會在其網頁內如此定調該書的貢獻：「《台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藉由這本書，開啟了台灣人，作為一個民族的主體性，探索「台灣民族」的歷史發展，以及台灣人意識的形成過程」。

從史明的身上，可以看到台獨史觀的形成過程。史明原名施朝暉，因「期待把歷史弄明瞭」，而改名「史明」。早期就讀台北一中時，就有高度的反日情緒。1937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學就讀政治經濟學部，在那裡接觸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大量作品，對馬克思主義充滿憧憬。基於對中國社會革命的嚮往，1942年到中國大陸參加共產黨的抗日，經由抗日與國共內戰，「我馬上看到中共頂獨裁」，「中共土地改革，我在華北看到過，不但土地拿起來，也把地主殺了，殺了頂慘」。此外，在中國參與對日戰爭時，他也親眼見識到中國人的「漢人種族主義」，台灣士兵不但被中共派往前線，慘遭無辜犧牲，同時中共也刻意對台灣人實施「分化政策」，「叫一個客家人來打福佬人，也叫一個福佬人來鬥一個客家人」。史明從此認定「台灣人不能跟中國人一起」。

1949年底共產黨勝利前夕，史明經過一番輾轉曲折的過程，逃離大陸，回到了睽違十年的台灣。回台後，認為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殘暴手段如出一轍，因而認為漢人系台灣人與中國漢人雖血出同源，但在社會發展上已與中國分裂為不同民族，要解決台灣的問題，唯有台灣獨立一途。於是在1952年，他在台北郊外山上組織了「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準備刺殺蔣介石，未料事跡洩漏，只好於同年偷渡到日本。從此開始其台獨建國的工作，並著手撰寫《台灣人四百年史》。

史明在該書中把「228事件」當做是台灣人獨立意志的表達，視台灣史與長期殖民統治為一回事，所以和獨立的追求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性。他這本《台灣人四百年史》，在地下版本於1980年代末期引進台灣後，對228以後出生之年輕一代「台灣意識」的覺醒，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

如果我們從國族認同來看，史明希望推動的是「兩族兩國」，他不從民族、文化、血緣上界定民族，而是從社會發展上來界定台灣民族與中華民族（中國民族）的不同，因而，建立獨立的「台灣國」是擺脫中國的唯一途徑。這樣的論點，幾乎完全成為民進黨的基本史觀。民進黨所做的，只是在這樣的「台獨史觀」中再找一些西方的國際法主權與自決的元素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