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1/2023 第一百八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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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对称地区主义:中国、东南亚和不均衡的发展
作者 马克‧比森 译者 王胜炜
2010年9月1日


议论纷纭的中国崛起,对它在历史上一直占主导地位的该地区其他国家,是威胁或是机会?这个问题,在东南亚国家试图妥协对待一个经济、战略、甚至人口统计上将他们比成了小矮人的邻居之时,成为特别迫切的问题。的确,由于迁徙流散的中国人,以超出其实际的大小比例,承担起东南亚经济和政治的重要性,整个地区数百年来,已经感受到中国人口膨胀的影响。[1] 现在,重新崛起的中国大陆,身为地区的主要经济和最重要的战略角色,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精英们,当他们试图以妥协对待一个迅速发展的地区秩序之时,面临了新的挑战复杂化了这个政治演算的事实,是中国正趋强大,而地区安全传统支柱的美国,似乎每况愈下。[2] 东南亚经济规模較小和不强的政体的关键问题是,他们能否管理好,或者至少成功地理解,并接受一个重新崛起的北方巨头邻居?

 

迄今为止,兆头是好的。尽管有可预见的紧张,来自于一些接受过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教育的分析师和决策者,[3] 中国迄今没有寻求将其不断增长的力量,转化为区域性的暴戾或霸权。即使在所谓最可燃的东南亚热点,南沙群岛,中国的决策 者持续地表现出偏好冗长的讨论,胜于以战应战。[4] 诚然,部份东南亚地区,对中国重新上升的可能战略后果,有过紧张和许多忧心,但很显然,物质力量的结构性转变與特定国家的行为之间,没有一种必然的关系。[5] 相反地,中国魅力攻势” [6] 在东南亚最显着的一个方面,就是对比較不强大的邻居的战略和外交敏感性多麼地重视。

 

也许这种可能性最重要和最令人惊讶的表现,是发生在中国对区域内关系的做法上。尽管,如果中国选择这样做,它不断增长的能力,可以主宰地区事务和恫吓邻国,中国的领导人通常一直尽力让东南亚人,以及特别让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在涉及操作区域关系时,保留着主导地位[7] 我的见解是,在某个层面上,这是一个礼貌性的表示,旨在缓和恐惧,和安抚以忙于维护国家主权而著称的东南亚领袖的自尊心。[8] 实际上,中国可以更为自信,然而这样的政策,將会如何容易地为其比较不强大的邻国所抵制,还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中国选择使用外交手段,去实现对外政策的目标,是其外交政策日趋复杂的迹象,也是对当代国际关系不断变化的性质的默认。国家间关系动态的一个长期的世俗性改变,即使对最强大的国家,也产生制约:赤裸裸的物质力量,不再是做决定的考量或国际秩序的动力。[9] 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因素可能会变得更有影响力。总之,小国的领导人,特别是在他们一致行动时,有影响更强大国家行为的可能。[10] 东南亚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可能的威胁和机会的混合体。

 

下文中,我将建议最明显的领域之一,在那里,这些力量在区域体制建设的范畴中,将自我发挥。对于一个常年与制度化关联不足的区域,最近已经提出如此多的倡议,这是了不起的。这类机构,我认为,可能是非对称区域主义可能表现或获得管理的重要所在。由于内在的随意建构,区域无可避免地包含了广泛而非常不同规模、能力和取向的国家。这些差异,是我所形容的不对称区域主义的核心,而且代表着区域行为者,进行合作,实现共同目标的意愿和能力的重大考验。本文的其余部分,通过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分析,提供对这一过程的评估。本文的结构如下:首先我提供一个简单的理论介绍,解释区域间发展的关系,及其可能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之后,我提供一个,塑造区域倡议和被其塑造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动态的分析。最后,我评估东盟的努力,如何实际上已成功通过区域机制,接触中国。

 

老区和新区

想了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复杂性,重要的莫过于谈谈其中發展的历史背景。这里强调的关键是,中国对我们现在所认知的东亚和东南亚產生的强大影响,如果不是数千年,也已经有数百年之久。诚然,这种影响的性质可能相当分散,而其行使的政治背景以当代标准而言可能難以辨認,但是值得关注而假設不会对中国表示不尊重的問题,卻是几代领导人现在持续对什麼是东南亚地区的认知。这种可能性的主要表现,在于它反映了此一地区以中国为主,而其他国家处于从属地位的朝貢制度。[11] 这种从属和统治关系的格局,為该区域的地缘政治所默认,直到它被欧洲帝国主义和后来中国的耻辱世纪中断。但是鉴于中国早前的霸权,和目前重新崛起作为一个重要的区域性和全球角色,我们詢问某种地缘政治是否回復到一切旣往如常,并非不合理。

 

当然,现代时期的独特性,在于政治边界的精确划分和国家做法的正规化。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权力更为个性化,并且地理界线不那么精确。[12] 欧洲入侵东亚和东南亚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巩固了民族国家作为整个世界政治权力表征的默认,并正式划定这种掌权者的权限边界。[13] 特别是对东南亚新独立的国家而言,达成外部边界的确切划分,和巩固他们国内安全的协议,一直是国内和外交政策的主要动力,尤其是在处理去殖民化进程的善后事宜之时。[14] 因此,这种必要性毫无疑问地,会塑造东南亚的区域内建构,和与亚洲方式的外交逐渐有关的准则及价值观念。[15] 更值得注意的也许是,东南亚国家曾经一直试图使这种独特的做法和想法,成为整个区域的标准。[16]

 

亚洲特色的区域主义

各個区域的存在,是当代国际体系最招人议论、又令人惊异的特征之一。虽然为支持全球化而提出的许多要求,都过于夸大和不确切,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区域性的进程,处在一个国家边界据称被打破的时代,已成了国际政治的一个特点。当然,在现实中,即使在欧洲,经济危机提供了一个对耐久性的审查,找出什么是迄今似乎无法彼此解脱的联系。[17] 因此,更多的惊讶是,区域性进程实际上在东亚地区更为加速、变得更重要,而在那里,通常他们对前景具有更大的怀疑。[18]

 

然而,尽管多年来区域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性,有过一些低潮和動盪,[19] 它依然是一个有潜力的重要现象,因为它是东南亚国家,设法加强其国际地位,和处理权力更强大的区域性和全球性参与者的一种方法。虽然有不少人谈论改善贸易和相互了解,东盟1967年的成立,主要是出于对东南亚地缘政治脆弱性的承认。事实上,當所有的注意力已放在欧洲联盟(欧盟)早期大多数功能主义文学中所提到的,[20] 以更大的地区合作累积可能的好处之时,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即使在欧洲,地缘政治现实,还是主要推动区域一体化的力量。[21] 如果没有苏联扩张的威胁,美国可能就远没有那么多热情,承诺重建欧洲破坏的经济,并鼓励他们放下挥之不去的敌意,以制定一个共同的战略地位。北大西洋条约组织的形成,甚至欧盟本身,都是这个潜在战略现实的关键表现。[22]

 

即使后果相当不同,类似的地缘政治动态,也曾经在东亚进行。美国在东亚的政策是以与主要盟国和附庸国发展倾向双边、辐射型的安全体系结构而著称,这一政策有加固冷战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分歧的效果。[23] 在这种地缘政治环境里,进行有意义区域合作的前景,基本上是零,更不用提融合了。至于就东南亚地区新独立的国家而言,不仅他们形成一个极不安全的战略背景,而他们最重要的邻国之一,也处于思想围墙的另一边了。更糟的是,中国政府似乎定位,作为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斗士,意图竭尽所能地出口革命。[24] 令人担忧的是,那些拥有大量华裔人口的东南亚各国,可能庇护主要忠诚度在他乡的公民,进一步推动了那个时代普遍的偏执。

 

中国大陆也许能调动曾经世世代代融入在整个东南亚的千百万华裔的想法,一直是个空谈,然而这并不是说,种族和文化认同没有意义。东南亚经济发展最广泛被注意到的特征之一,是华人商业网络的重要作用,以及在东盟的创始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华裔资本在经济活动结构上不相称的地位。[25] 在一些国家,尤其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忠诚和/或寻找替罪羊,有时是社会关系紧张的的主要根源。这些国家各自历史上的两个创始性事件,有1967年马来西亚的种族骚乱,和印尼所谓的受共产主义启发而导致苏哈托执政的政变企图,二者都揭示了土著居民,对他们中间的华裔所感到的敌意。[26]

 

强调海外华人存在的要点在于,他们有时是国内紧张局势和不稳定的根源,并且他们继续承担一个经济与其规模不相称的实力。对于一个像马来西亚這樣的国家,如果不承认种族问题,即使不是公共话语也已经是公共政策的核心部份,就根本不可能了解最近政治和经济活动的轨迹。[27] 这并不是说,单单拥有中国血统的人的存在,必然会转化为更大来自、或亲近大陆的人民共和国的影响。事实上, 原先东盟成员国的不同发展经验,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提醒,国内背景和特定的历史条件,是国家对跨国现象形成对策的重要斡旋因素。[28] 这些地方性的差异和动态,也使得对外部挑战集体性反应的发展,成为东南亚著名异质政体和社会的本质问题。在考虑究竟东南亚国家,曾经如何试图处理肇因于各自不同的国内局势而造成的国内紧张局势之前,值得简要地考虑在欧盟内,不对称伙伴间,区域关系的问题是如何已经得到处理的,这仍然是区域一体化和制度化的基准。

 

比较区域主义

 

欧盟目前的组成,当然与最初设想的机构十分不同。如前所述,它是源自于不大可能重复的一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设置。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两极冷战斗争,给予区域规划一个特别的紧迫性和带动力,允许欧盟的创始人,克服看似无法克服的障碍,包括非对称的内部关系问题。原6名成员有限的政策范围和议程,意味着规模和影响力的差距,并不如預想的显着。然而最近一个时期,由于欧盟已经扩大了规模,地域范围和其监管的职责范围,代表的问题,已经变得更加重要。欧洲那里的情况,使许多成员国如最重要的法国和德国潜在地希望,让欧洲建设维持势头,并因而维持此机构更加有效或更加强大。[29] 试图保证不那么强大的国家,仍然支持给予欧盟机构更大的权力和权威的一种方法,就是确保决策过程反映和保护较小国家的利益。这些目标,已经被起初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主导所研发出来的复杂的加权投票系统正规化,这种加权投票权的基本战略,在以后的协议中被细致化到一个程度,让一个合格的投票多数,可以在没有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作出决定。不管人们对达到欧盟最终目标的智慧或可能性怎么着想,欧洲决策者,以创建具有实权的跨国体制结构,去塑造在某些情况下,凌驾其个别成员国家政策的努力,是一个了不起和不可思议的发展[30]

 

然而,欧盟前所未有的历史,说明了我们应该小心从它的经验外推,或假设它代表其他任何地区可能的终结点。欧盟目前在经济危机面前,维持一个大团结的困难,有益地提醒,国家利益可能还胜过制度化和成文化的跨国利益。[31] 不过,欧盟目前的困难尽管如此,還是有一些可资比较之处,从它采取经验,可以强调东亚类似的挑战。第一点,是有关对区域项目的领导和热情的重要性。在欧洲的案例中,主要领导人如罗伯特 舒曼和让莫内的积极行动,能够利用美国为项目所提供的物资和思想支持的地缘政治形势,对其早期的成功极为重要美国的参与也有助于克服双方挥之不去的猜疑,和来自对最初的成员不对称部署所可能遇到的困难。 [32] 至关重要的是,美国并没有在亚洲的一体化上,发挥类似的作用。[33] 因此,东盟的出现是一个主要的在地化运动,但是其规模和野心,已被证明更加有限。有限的规模和范围,当然,也是欧洲规范早期的特点,但是东盟在它成立之时,已因能够汲取当时欧洲的经验而获益。重要的是,它并没有试图复制欧洲经验,相反地,它有强烈的愿望,想避免发展成一个,可能会限制个别会员国自主权的强大组织。[34] 自其成立并进行干预的40多年以来,几乎没有改变这个在东盟及其欧洲前辈之间,隐含的基本现实和主要差异。

 

第二点,是关于东盟扩大和吸收新成员的能力,包括也许将北部的巨人邻居归入到东盟加三。[35] 在这方面,东盟的记录并没有激发信心。东盟,正如欧盟,经历了扩张期,因为它已逐步扩大到包括所有东南亚的主要国家。但与欧盟不同的是,东盟一直没有一个类似的深化经验,换句话说,没有真正努力去建立更密切的政治整合与协调,更谈不上建立相对独立的机构,来发展和编纂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政策措施。实际上,东盟因未能落实有意义的、地区性的良好治理改革,或影响无赖国家例如缅甸的行为,已经吸引了相当多的批评。[36] 就许多方面来说,缅甸的情况突出了东盟方式的界限和东南亚的外交本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东盟的外交风格,是东南亚和东亚地区其他国家之间更紧密联系的一个阻碍,相反地,东盟对成员国内部政治和人权问题比较放任的态度,不仅是东盟本身的基本原则之一,事实上,也可能是提供一个扩大组织的基础,可以纳入那些,同样不热衷于侵犯其他国家国内主权的国家,比如中国。现在的问题,因此,不在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是否有一个合作的基础和某种制度化的关系;东盟加三的存在已经表明,它有。这个问题其实具有相当的双重性:第一,东盟的个别国家,对发展更密切的制度化关系的前景,有没有足够的热情?第二,东盟国家,是否能够共同克服不对称地域主义的限制,以创立一个真正让他们主导的组织或设定的关系?

 

接触中国

鉴于东南亚国家的数目和多样性,并不奇怪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热情,同中国发展更密切的联系。然而,单单中国经济扩张的规模就意味着,即使这些国家,比如越南,经验过与中国发生直接、比较近期的军事冲突,除了面对这个形势,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更何况东盟的个别国家,是一个正在集体寻求与其更强大的邻国接触的更大东盟贸易集团的一部分。甚至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China-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CAFTA)2010年初施行之前,东盟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已经迅速增长。鉴于经济进程,作为区域一体化和随之而来的体制发展的潜在驱动的理论份量,似乎逻辑上的必然性和经济上的必须性已不可抗拒。预计所有可能破坏这一积极推论的,是个别东南亚国家的焦虑和/或不能执行该协定的实质内容,任何一项都可以证明是重大的障碍,所以阐明为什么这些因素可能具有重大意义,是很重要的。

 

中国是否能被信任

国际关系理论家数代以来有一个假设,即经济发展代表著忧喜参半。根据现实主义的传统,当崛起的大国挑战那些目前占优势者,特别是如果后者被认为正在衰退,則经济增长必然预示着潜在的冲突、国家的维护、和对现状的威胁。[37] 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相对的经济衰退,强调了美国对中国资助其贸易和预算赤字的依赖,创造了霸权竞争、甚至转变的想法,不再如过去般空幻的条件。[38] 对于东南亚的国家来说,当他们试图平衡他们主要经济和战略伙伴,所提供的相互竞争的威胁和机会之时,呈现出了一个潜在的严重困境。由于东南亚的决策精英们,大部分在现实主义仍占优势的美国受过教育,或是本能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对中国崛起所感到的不安,是完全可以预期的。[39]

 

许多观察家认为,美国已经提供区域密切联系、维护稳定和秩序的战略黏合剂,促成了地区内,快速和普遍性区域经济发展的东亚非凡故事,[40] 中国可能有意或无意破坏现有秩序稳定的可能性,随而是东南亚策政制定者的深切关注所在,这有助于解释该地区过去几十年外交,最重要的一些举措。虽然传统智慧认为,中国会失去太多,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霸权,或在东亚地区取代美国,[41] 东南亚的许多领导人,具有更直接的理由,关注中国的意图。中国对南沙群岛的宣称,也许是该地区最声名狼藉的潜在危机爆发点,并且特别是越南和菲律宾的切身关注。的确,一个能力有限如菲律宾之类的国家,卻必须影响中国的行为,是该地区物质力量的分布,事实上多么片面的惊人例证。[42]

 

由于东南亚各国在任何传统意义上,不能单独或甚至集体平衡中国,[43] 他们已被迫制定,让他们发挥自己潜在优势的战略。1994年东盟地区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 (ARF))的揭幕,正如东盟本身的形成,是东亚安全环境改变的一种症状,又是对它的回应[44] 即是指冷战的突然结束。要强调的关键点是,东盟的倡议是被动的,他们受迫于国际秩序中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并不是要削弱形成东盟地区论坛基石的重要性,或实际的长期远景,但重要的是要强调它的基本逻辑:东盟地区论坛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糟糕情况下的尽力而为,可以说是反映了东南亚国家本质上,所处的从属地位。

 

不过,东盟地区论坛,看来就像一个时机已经成熟的想法,而且一些观察家认为,该组织将填补一个缺乏区域多边安全组织所造成的显着真空[45] 因此,东盟地区论坛,标志着东盟普遍影响地区安全的结果,以及影响更强大的国家诸如中国和特别是美国行为的能力。但是要评断该组织的成败,却是令人惊讶的困难,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测量成功。一方面,即使在这方面给予东盟声誉还比较困难,自东盟地区论坛成立以来,还没有重大的地区冲突,至少它没有做出任何伤害。[46] 另一方面,目前还不清楚,东盟地区论坛对大国的行动,能有多大的约束力。换言之,国家们表示赞同,是否只因为东盟的规范和倡议有影响力,是它允许他们追求传统的国家利益,而不是聚到一起时,更多合作行为所導致的一些长期性的概念转变?[47]

 

要回答这个问题,惹来许多分析家经常得出,对什么是实际发生的情况非常不同的结论。有些人认为规范和观念非常重要,当国家习惯以新的方式行事和参与多边组织時,会改变他们的行为。[48] 还有人认为,参加这类组织主要是机械性和投机性的,并允许各国在新的、尽管更加合作的方式下,谋求国家而非集体的利益。[49] 就中国而言,这样的证据并不够明确。有一些事情可能反映它所进行和构建的多层次外交政策,和对国际论坛完全成熟参与的相对新颖性。[50] 事实上,有一些证据显示,中国的外交决策精英,正在被接触成的行为者,并且接受国际外交准则成为主观。[51] 此外,很显然地,中国的决策者认识到,保证良好形象,并且使对它的意图感到紧张的邻国安心,是多么的重要。在东南亚备受瞩目的魅力攻势,显然是这方面的证据。[52] 问题是,正如艾丽丝巴所理解的措辞,谁交往了谁[53]

 

巴的研究特别呈现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的精英们,将需要被交往变成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心态或社会政策框架,尤其是假设会有一个透明、自由民主的终点。相反地,中国与东盟,超出许多人的预期,发现比较容易建立友好关系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大多数东盟成员国所同意的中央集权,和经常性的反民主价值,并没有受到中国狭隘和专制的国内政治的威胁。这种政治的一致性,是否可以克服根本的权力差异,以提供一些共同的概念框架,来促进区域级更密切的关系,则尚为争论之点,尤其是当中国利用其日益增长的软实力,来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之时。像之前的日本,也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充分利用其经济的影响力,以实现国家目标。[54] 中国采取了一个大致上新重商主义的做法,向海外从事经济参与和发展。这可能的含义是,即使在中国崛起最有利和有吸引力的方面,它的大规模经济扩张,以及可能产生的增长机会,也似乎未必是它所显示出来的,不含糊的实惠。

 

衡量利益

 

言辞和现实之间的紧张局势,一直是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对整个东亚地区重要性的一个特点。在一个层面上,很明显地,中国的经济实力迫使其他的区域内国家,去适应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和现有区域层次的一个主要重新安排。即使是日本,也许作为中国最困难的双边关系和历史包袱,已经开始对中国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因为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55] 正是相同的动态,也作用于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之间,而调整的必要性则更为强烈,因为规模较小的东南亚经济体,可能更容易受到,很快会成为区域内最大经济体的迅速扩大的影响。对大部份东南亚至关重要的是,当年日本为该地区的经济动力时,联系东南亚和日本合作的潜在互补性如今并不存在,但是,这也许不是有些人认为的决定性因素。尽管有日本和东南亚之间所存在的设想的互补,和自然的分工,事实上,日本的区域战略,往往锁定后期发展的东南亚经济体,以从属地位纳入日本主导的区域层次内。[56] 因此,日本在该地区经济实力模棱两可的影响,减轻了对日本在东南亚霸权一个挥之不去的敌对情绪。

 

中国的外交政策精英显然警觉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增强的战略重要性,可能警醒邻国,中国的好邻居政策,是这个最重要敏感性话语的表现形式之一。虽然这个构想已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以某种形式存在,1990年代末期的金融危机,当中国开始优先考虑它与一般亚太地区,特别是与东南亚的关系之时,标志着这项政策的重要和切实性的加强。[57] 中国对于管理有关危机在东亚地区的影响,愿意发挥一个负责任的作用,主要是不贬值本国货币,这对区域有一个重大的现实和观念上的影响。[58] 中国的行动鲜明地对照着日本领导這个区域反应的失败的努力,并提供了危机后的援助,这些有助于巩固中国的领导资格,和作为可靠经济伙伴的信誉。鉴于中国对东南亚可能的经济影响,这不是小的成就。

 

的确,谈到中国崛起对东南亚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实际冲击,经济作用比东盟国家长期的战略顾虑,更为紧迫和直接。东亚经济挑战的核心,是中国和东南亚的经济竞争而非互补的假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直接与迟后发展的东南亚经济体竞争,特别是在劳动力密集的一般制造业领域,和尤其是电子行业,在这方面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特别具依赖性和潜在的脆弱性。[59] 东南亚曾经有一个广泛的关注,即外国直接投资将远离东南亚,而投向中国,因为中国潜在的巨大国内市场和似乎取之不尽的劳动力资源的吸引力,使之成为行动无所拘束的跨国公司,不可抗拒的目的地。[60] 在现实中,由于一些相互关联的原因,情况较为复杂,而不那么负面。

 

首先,让投资减少,而使它流向中国的想法是有争议的,也不可能被验证。正如约翰雷文希尔所指,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投资额度,就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假设在东亚或全球经济进行的,为一个零和的游戏。[61] 无论如何,在中国的大部分投资,是来自国内资源,国外投资仅占资本组成的百分之五。[62] 更确切地说,也许对大陆庞大投资的影响,不一定是东南亚的坏消息。相反地,它不仅带来一个重大新市场的前景,和对东南亚地区家门口的经济刺激,还有中国兴起出现成一个重要制造业中心的一些潜在的好处。对于初级产品的主要生产国如印尼和缅甸,中国的庞大胃口是一个重大的福音,虽然在特别是对环境的影响和木材贸易的可持续性方面,有显然重大的问题。[63] 不过,即使对我们可能预期受到中国大规模制造业竞争最严重影响的这些经济体,新兴的区域分工,都会提供机会和威胁。

 

有几个需要针对区域经济强调的重点:首先,东亚地区整体日趋一体化,所附的图表显示,中国是区域内贸易,从历史最低水平上升的主要原因。第二,与日本控制该地区生产网络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比较开放,提供进一步整合,并使其他经济体获益于中国快速增长动力的机会。[64] 兴起于中国周围的复杂区域生产网络,也不如日本时代所建立的层次分明或封闭,因此,东南亚经济体,已经迅速扩展对中国的出口。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尽管中国似乎是从北美和欧洲最终消费市场,获取东南亚的市场份额,当东南亚经济体,提供中间生产品在中国进一步加工之时,实际上在中国找到了本身的新市场。的确,还值得指出的是,迄今为止,至少,中国出口的大部分增加价值,实际上是其他地方生产出来的,在某些方面,中国类似于一个巨大东南亚经济版本的较早期发展。[65]

 

那么,显然接受中国,及其扩张可能提供给东南亚潜在利益的必然性,是无可避免的,这种想法,有助于对东亚经济结构,作为一个整体调整的最切实的政治反应。事实上,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協,可以被看作是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一个表达和回应,鉴于中国真正有能力进行这种谈判的官僚规模和人员有限,双边合作伙伴的选择特别重要,并且反映了比单纯贸易更广泛的议程。[66]

 

该协定的本身,生效于2010年之始,目的是消除东盟6个创始国與中国之间的投资壁垒和百分之九十以上货物的关税,2015年之后加入的其他成员国有柬埔寨和越南。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业界团体,都表达了他们对中国竞争能力的关注,和在纺织品與鞋类、石化、电子、钢铁及一般制造业方面失去岗位的真实前景。[67] 尽管有这种恐惧,实行这样协定的压力是巨大的,因为它的逻辑,並不是单纯的以经济和贸易为主,特别是中国,非经济的动机和愿望,以及促进其和平崛起于该地区的想法,是经贸合作的真正驱动力。[68] 如果促进自由贸易是唯一的目标,还有其他的区域和全球组织,通过它們可采取这种举措。在现实中,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協定,将提供中国与东南亚日益增长的亲密性,和中国作为该地区主要经济行为者的重要性的一個明确的具体表示。雷文希尓和楊指出,

 

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执行过程中,北京了解到,特别优惠贸易协定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 (PTA)) 能使外交政策目标作有效的实施,并且在提供大量利益之时,是增加对方对中国经济依赖的最有效的工具[69]

 

从东盟的角度来看,这个协定担当了与日本和韩国类似协定的催化剂,因为后者担心,会落在已通过的一连串亚太地区双边贸易协议的阵雨之后。[70] 制定一个全面性区域范围的协定,以反映更大的东盟与中、日、韩、组合逻辑的机会,已经被加强,成为这些举措和中国积极支持亚太巩固东盟加三 (ASEAN Plus Three (APT)) 的结果。[71] 从东盟的角度来看,与中国的自由贸易,也支持东盟在地区事务中保持中心,和能够提供一些领导的想法。的确,乍看一下,好像东盟已经能够行使某种程度的自治,并且收服了较大的权力者的利益竞争,以实现自己的目标。不过,与东南亚一如旣往的外交相较,现实则是更混乱和更复杂,而且收服也有更多的矛盾。

 

一方面,存在着东盟自身有效执行任何它所签定的协议的能力问题。东盟自由贸易协定(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AFTA)) 的历史,即东盟自身鼓励区域内贸易的努力,并不令人鼓舞。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有倒退和不遵守的特性,并且没有显着地促进东盟内部的贸易。[72] 但是东盟本身的体制弱点和无法采取集体行动,可以说并不是他们最大的问题:中国在其他地方的纪录表明,它正在迅速地学习,并且愿意使用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来推行其眼前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任何区域的义务。中国在非洲和中亚的行动,在那里获得能源和资源投入,是它必须采取的最重要的外交政策,[73] 显示当局为长期影响和善意而交换直接物质利益的意愿,或许存有限度。对一些观察员而言,中国达成多边合作谈判的政策,是中国自利,而非自我牺牲的慷慨[74] 这种意识到的持续、而不足为奇的国家利益特权,完全符合中国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决策传统,并且显示在能够通过体制机制而达到目标的所在,其政策精英会有作为但是他们可以利用其权力更直接实现自己目标的地方,仍然是一个选择,尤其是,中国的力量还在继续增长.

 

结语

小国能不能够克服这种,在普遍的国际制度和特别的非对称区域主义核心里,所固有权力差距的特点?套用伊夫琳沃的话,答案可能是到某个程度为止。欧盟为主要国家,可能会为了一些较大的目标,而愿意遏止或联合他们权力的方式,提供一个重要,但也许是非典型的、空前绝后的范例。然而,我们需要记住,欧盟并没有完全从它创建者的头脑中,突然完全形成,而是在一套独特的初始地缘政治条件和随后的缓慢演化过程中,日益密集的体制结构,形成了决策者的预期和限制了名义上主权国家的行为的成果。[75] 东亚区域主义,相反地,从非常不同的初始情况,同样可以说存在,[76] 而且必须适应国家之间,如果不是彻底的不信任,也往往会有许多的相互猜疑。然而,值得记住的是,欧洲一体化先驱所面临的局面,则更为不利。

虽然东亚也许缺乏同样有力的地缘政治一体化的驱动程序,然而从更广泛的区域合作可能得到的经济利益,会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单单中国经济扩张的规模,就让较小的邻国,除了适应物质现实,鲜有选择。到目前为止,至少,经济效益,大体上似乎已经超过了更多预测中国影响亚太地区的危言耸听。事实上,即使从中国自身的整合,至融入全球经济,而累计利益的狭隘角度来看,中国繁荣,政治似乎稳定,并且明显地是一个维持现状的权力,肯定对东南亚更好。[77] 相反地,任何重大的政治或经济危机,现在对高度暴露于国际秩序内的东南亚,仍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

 

不过,即使我们接受总体上中国崛起是一件好事,而且很难想像真正有说服力的论据去贊同保持数以百万计的人类生活赤贫,中国本身是否可以處理这个过程,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更遑论国际社会。鉴于东盟在影响其成员行为方面的温和记录,和对有更多具约束力形式的区域内合作的紧张态度,高度的怀疑似乎随之而至。不过,尽管不确知中国的长期意图,它让邻国安心的愿望,和呈现出的良好外交形象,提供了东南亚一个接触中国的机会。无论中国的大战略可能为何,即使东南亚能够集体地、有效地、采取行动,严峻的现实可能是,只能对他们庞大邻居的行为,施加有限的影响力。

 

 

参考资料见英文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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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比森是西澳大利亚温斯洛普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学教授,並曾任教于昆士兰、格里菲斯、默多克、约克(英国)和最近的伯明翰大学,在那里他是国际政治学教授和系主任。马克的教学和研究兴趣,集中于广泛認知的亚太地区。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区域机构的发展及其与塑造他们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力量的交集。他的最新著作为《亚太机构:东盟,亚太经合组织和其他》。电话:+61 8 6488 8578;传真:+61 8 6488 1060; 电邮:mark.beeson@uwa.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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